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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幼儿园政府补贴普惠政策(北京普惠幼儿园国家补贴政策多少)


婴幼儿是“最柔软群体”,如何给他们更好的照护,始终牵动社会各界的心。


社会化育儿服务缺位渐成民生痛点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覆盖率不足5%,而实际需求超过40%,北京市的服务需求更高。社会服务严重不足,导致育儿完全成为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责任。


调查研究也显示,八成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在公办机构或有政府参与的机构入托,但这类机构收托比例不足5%,家庭对普惠性托育服务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


此外,即便有托育服务的机构,也存在服务模式单调的问题,除全日制外,半日制、延时照料、喘息服务等形式很少;服务内容重教轻保、“保”“教”失衡;服务地点多聚集于大规模商业区,脱离居家社区;家庭育儿入户指导、在线父母课堂的覆盖率都很低。


在为婴幼儿挑选服务机构之时,超过80%的家长最为看重其服务的安全性和婴幼儿身心健康保障。然而,迄今,托育机构或家庭托育点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家长对社会机构并不信任。再加上政府支持少、服务人员无保障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民办机构生存艰难,服务质量难以提升,出现收托困难,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目前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在总量、结构、质量方面的供需失衡,成为影响二孩、三孩政策落地的痛点与难点。


育儿服务严重不足致育儿和工作难以兼得


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进入难以逆转的低生育社会,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平均规模只有2.62人,“三口之家”数量锐减;人口再生产功能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仅为1.3,跌入“低生育陷阱”。


北京的家庭规模更小,2020年仅为2.31人,比1982年的3.69人减少了约1.4人;生育率也更低,2010年就已低于1。同时,北京人的初婚年龄大大推迟,超过30岁;不婚率快速上升,“甲女丁男”未婚现象普遍。


一方面,家庭的子女数量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却是家庭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高,从过去的“粗放育儿”转向过度的“精细育儿”和“密集母职”,年轻父母尤其是母亲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子女生育、养育和教育的经济、时间、机会等成本长期居高,与住房和医疗一样成为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这些因素导致部分妇女或不得不中断就业,或采取灵活就业模式,个体职场终身发展深受制约;一些妇女不得不放弃二孩、三孩生育,由此牺牲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工作与家庭,这两个人生出彩的最重要场域,形同“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当下,年轻人不愿婚、不想生、不敢生,使得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生育是人类社会存续的自然前提,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基础保障,是社会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优秀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


生育率过低,势必制约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发展。若非大量外来人口的补足,过低的生育率,可能已然成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


2021年7月11日,是第32个世界人口日,在低生育率时代,哪些人扛起生育“重任”? 视频/新京报动新闻


多措并举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2021年11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托育服务方面,《条例》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延伸托班,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而贯彻落实《条例》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首先,以幼儿园向下延伸增供给。家庭是婴幼儿照护的主体,但婴幼儿养育应是家庭、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的共责,应尽快形成以家庭为中心,政府主导、市场扩面和社会补充的“一体三翼”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格局。


多数托育服务需求发生在孩子2岁之后,故鼓励幼儿园往下延伸开设托班,解决2-3岁婴幼儿的入托需求是当务之急,有利于推动落实将每千人托育床位从1.8提升到2025年的4.5的要求。


其次,以普惠性服务调结构。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托育机构,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积极开办家庭托育点、探索社区托育驿站,为居民提供就近、便利可及的照护服务;做好普惠性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建设,支持“互联网 托育”发展,为在家养育的婴幼儿提供常规化、菜单式的喂食、洗浴等服务,为家长提供公益性的育儿指导与育儿资讯,提升家长的育儿照护能力。


再者,以守护安健底线提质量。大力创建示范性托儿所,完善综合监管,建立健全登记备案制度、信息公示制度、评估制度,强化动态管理,推动托育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建立机构关停等特殊情况应急处置机制,坚决守住婴幼儿安全和健康底线。


此外,建议政府方面保障人财物供给,落实职业院校设立婴幼儿照护专业;完善各项财政补贴制度,建立体系完备的财政激励机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托育行业;统筹托育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加强用地制度保障,在老旧小区改造和新小区建设时严格落实托育设施的配套落地。


总而言之,打造中国特色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是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只有不断优化育儿的社会生态,疏通育儿服务堵点,才能缓解家庭痛点,帮助家庭解决育儿的后顾之忧,让职场妈妈“敢生娃、能带娃”。


特约撰稿人 |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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