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5日3月彡(1969年3月26日3点15分出生)

和所有的上古王朝一样，商、周先人的生活面貌早已在以千年丈量的岁月中消散无踪。尽管在龟裂的甲骨和流传至今的文献之中，我们还能看到那个伟大时代的只言片语，但相关的文字记录在更为直观的青铜铭纹面前，却依旧显得是那么的单薄。本文将从商、周时代出土的相关青铜器皿及其所装饰的各类铭纹为视角，为读者全景式的展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国民生态。

从大量出土的商代酒器和鸟兽型容器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自诩为"玄鸟后裔"的殷商子民对琼浆的渴求和发达的畜牧业。而各种彰显威仪的狰狞兽纹和代表杀伐的斧钺兵器，更彰显着这个王朝赫赫的武功和对生命的另类解读。

一.鸣条铃声

3700多年前一个清晨，绵延千里的黄河水依旧清澈，两岸遍布的参天大树无声的诉说着：那场末次冰期全流域性的崩溃之后生命的顽强。肩高超过3米，拥有着硕长象牙的中华象和残存的菱齿象种群悠闲的漫步林间，对于它们而言人类的活动虽然已经产生了困扰，但它们仍相信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宰，一如此前数千个寒来暑往、秋暮春光。此时一阵奇异的声音从地平线上缓缓传来，那是一种由金属撞击所产生的铿锵节奏，宛如一颗颗青铜的心脏跃在你的耳边。

随着那声音逐渐逼近，象群惊愕的注视着密林之外徐徐展开的庞大军阵。那是一支由战车和步兵组成的全新军队，一个身材健硕的男子正站在马车之上向其身后的士卒高声喊喝着。象群无心去理会这些人类之间的仇杀。当它们注意到天空中的乌云正在聚拢，一场瓢泼大雨可能就在眼前，于是便甩着长鼻子向着密林深处走去。而这一幕场景的后续最终被《吕氏春秋》记录了下来："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只言片语之间，世人无法了解这场战役的全貌。但本名子履的成汤战前那掷地有声的演讲以及战后对诸侯盟国的通告，却被清晰的保留在了《尚书》之中，是为《汤誓》和《汤诰》。或许经过了数千年的抄录和润色，成汤的话语早已被改的面目全非。但作为殷商部族的领袖，背负着自子契以来十三代统治者的含辛茹苦和勃勃雄心，世人可以想见成汤面对鸣条战场和最后战而胜之时的心情。

在此之前殷商部族经过了八次迁徙，才方始在豫东的商丘一带站稳了脚跟。期间既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注1）的辉煌，却也留下过"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注2）的荒唐和无奈。而在强大的夏王朝的阴影之下，殷商部族更是一度忍辱负重，甚至连成汤本人都曾被钧台度过了一年多的囚徒生涯。

为了击败需索无度的夏王姒癸，更为了谋求殷商部族更大的发展。成汤殚精竭虑的进行着战争的准备。除了吸纳伊尹、仲虺等贤才、不断攻取夏王朝的属国之外。成汤也进一步革新着殷商部族的武备和军制。除了将战车这一新型装备投入战场之外，成汤还建立名为"命士"的职业军人体系，并明确规定："未命为士者，车不得有飞铃……士乘饰车两马，庶传单马木车"。这一说法虽然出自汉代大儒伏胜所撰之《尚书大传》，但也却在后世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

在20世纪50年代末于殷墟遗址中陆续发掘出38座车马坑，其中除了小屯宫殿取所埋的木车前驾四马之外，其余车前均驾两马。这些木车的结构基本相同，横向长方形车舆，单辕，双轮，长毂，辕端置衡，以轭驾马，常在辖、轭等处均有青铜饰件。而在战场之上，这些青铜饰件所起到的作用显然不仅仅是美观。更多是为了增强其防御能力。

在已发现的马车中，约有1/3的车上或近旁出土有兵器。包括用于格斗的青铜戈、远射的弓矢和用于自卫的兽首青铜刀。由此可见这些车马坑的主人，大多是"乘饰车两马"为殷商部族冲锋在前的"命士"。当这些命士驾驭着战车出现在了鸣条的战场之时，成汤指挥着他们以九两一组的雁行"人字形"编队冲入以步兵为主的夏王朝阵列，喜欢研究上古兵法的墨子曾这样总结道："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

在那个暴雨倾盆的日子里，殷商战车所发出的铃声或许将成为许多人永远的记忆。因为在殷墟遗址之中更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铃，20世纪90年代初期统计，便有350余件之多。而这些铜铃表面，除偶见饰梯形弦纹外，更多数的篆刻着倒装兽面纹。所谓"倒装兽面纹"，就是兽面朝上，当铜铃悬挂着时，从上向下俯视铜铃则兽面纹为正向花纹；若平视或从下向上仰视时，看到的兽面纹则为反向的。这个小小的细节，却似乎折射出以游牧和交易为本的殷商部族对所驯养动物的特殊情感，可以试想那些佩带着铜铃的动物俯视颈下铜铃时，它们所看到的兽面纹就是正向的。由此推测，马在殷商部族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也应属于"观者"的范畴，是商人心目中非常重视的客体之一。

二 长夜之饮

成汤击败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姒癸，并将其打上了"桀"的标签之后。商王朝逐渐确立了其在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王朝却由于内部频繁的帝位传承而陷入了极不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固然有上古时期政府组织架构不完备的因素，但更多的要归咎于殷商部族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相掺杂的传承制度。并最终引发了名为"九世之乱"的持续动荡。

"九世之乱"延续近百年，期间商王朝屡次迁都，诸侯离叛，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第二十代君主盘庚继位，将都城迁至今河南安阳一带方始重新安定下来。史称"盘庚迁殷"。但是长达百余年的叔侄兄弟相残还是留给了商王朝可怕的集体记忆。在此后的岁月里，商王朝的统治者变得日益残酷和冷漠。

对于向自己表露出敌意的部族和方国，商王朝直接兴兵征讨，或将其领地直接封给征伐的将领、或在逼迫其臣服后奉命征伐其他部族和方国。而为了巩固这些封侯和方国的忠诚，商王室往往要求其献女求荣。在其鼎盛时期，商王朝第二十三代统治者武丁（子昭）的后宫之中有"诸妇"六十余人。尽管其中留下较为清晰事迹的仅有：妇妌、妇好两位。但却也足以揭示商王朝政治和宫廷生活的一角。

妇妌来自于从属于商王朝的井方国。井方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地区。当时的邢台不仅百泉径流、草木茂盛，近代考古发掘更发现了披毛犀、菱齿象、羚羊、野猪、巨驼和野牛都生物化石。在渔猎和耕作并重的商王朝统治之下，富庶的井方可谓是重要的盟友。因此妇妌嫁入武丁的后宫之中，随即成为了其重要的政治伙伴。在殷墟发掘出的卜辞之中留下了诸多她推广种黍技术，以及从事征伐、祭祀、先导、进贡王室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妇妌还多次向商王朝进贡卜甲和卜骨，并在卜辞中留下了诸多的记录。妇妌多次进贡卜甲和卜骨，说明她有自己的封地。同时在商代龟甲是十分难得的宝贝，称为"宝龟"，而妇妌却最多的一次竟然就进贡一百件，这与其封地多水，出产龟类不无关系。也许正是这些政绩，妇妌之子祖庚（子跃）和祖甲（子载）先后继承帝位，并铸造了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以纪念其母。

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最大最重的一尊。更兼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其威武凝重之感。鼎耳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均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仍线条清晰可见。当然司母戊大方鼎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商王朝在武丁及其子嗣执政时代进入国力的鼎盛时代，更体现了其祭祀文化的转变。

妇妌之子祖甲即位之前，商人盛行祭祀，但所祭对象和顺序都很零乱，没有一定的规矩。祖甲执政之后，创造了"周祭"之法，具体方法是：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始，按照商王及其法定配偶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用羽、彡、三种主要祭法遍祀一周。周祭以旬为单位，每旬十日，都依王、妣庙号的天干为序，致祭之日的天干必须与庙号一致。周祭之法，使商人的祭祀系统更为严密规范，因此盛行于商代后半期，并逐渐达到最高峰。

如果说妇妌是武丁的"贤内助"的话，那么长于征战的妇好则可谓是自己夫君手中的利刃。1976年在殷墟被发掘的妇好墓，尽管由于墓主人身份清楚且没有失盗而广受重视。但关于这位传奇女子的人生经历却仍有诸多未解之谜。由于史料中没有明确妇好所出身的方国，因此也有学者以其"好"字从"子"，认为妇好和武丁一样同样为殷商子姓的王室成员。这样似乎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自己的诸多妻子之中，武丁更愿意信任妇好。

在其妇好的墓穴之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更有象征军权的玉钺和四柄青铜钺。其中一件大钺长39.5厘米，刃宽37.5厘米，重达9千克。钺身两面靠肩处均饰虎扑人头纹，人头居于两虎之间，圆脸尖下巴，大鼻小嘴，双眼微凹，两耳向前；虎作侧面形，大口对准人头，作吞噬状，以雷纹为底地，虎后有一夔。钺身正面中部有铭文"妇好"二字。如此精美华丽的纹饰之下，自然彰显的是妇好攻灭诸多方国的赫赫武功。

妇好墓中还有大量的玉器出土，商人好玉早已有之。早在成汤灭夏之前，便已有玉器传世。但商人早期的玉器琢制颇为粗糙。而在妇好墓中所发现的玉器却制作精美，从工艺水平与风格看，除了商王室的产品之外，更有来自其他方国的玉器。甚至出现了新疆的和田玉，这说明商王朝可能有向方国"取玉"和"征玉"。

除了武器和玉器之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铜方罍、鸮尊、镂空铜觚、铜方斝、铜瓿、平底铜盉、铜爵在内的大量酒器。这些铸造纹饰的饮宴之物自然是祭祀礼器。但却也折射出妇好生前的生活常态。作为军中统帅，她也许常常有"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豪情，酒是她与一共将士同甘共苦的最好见证。而回到宫闱之中，与国君武丁共赏明月，从战场见闻聊到人生哲学，酒又是夫妻感情之间最好的催化剂。

妇好不是商代贵族中好酒的特例，事实上在"盘庚迁殷"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稳步提升。酒文化在商王朝内部蔚然成风。殷墟的每一个贵族的墓葬中，基本上都有青铜制的酒器随葬。其中包括饮酒用的爵、角、觚、觯，盛酒用的樽、觥、壶、卣以及温酒用的斗。其制造之精、数量之大，后世罕见。据《殷周青铜器通论》记载，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可见商人喜好饮酒之甚。酒器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

嗜酒不仅令商王朝的末代君主帝辛（子受）与其"酒池肉林"的梦想一并走向了覆没。更极大的损害了殷商人民的健康。1969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对30件商代青铜酒器进行了化验，发现青铜成分中有铅的存在。其平均比例是铜占77.2%，锡占12.5%，铅占7.2%。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合金中的铅较易溶于酒，如果合金熔液中铅的含量达到7%～20%，并且经常被人饮用，即可引起慢性中毒。而商人饮酒，无论是盛酒、斟酒、喝酒都用青铜器。酿好的酒会贮藏在尊、鉴、彝等青铜器具里，等需要饮用的时候，可以用勺舀到岙、樽里边加热，然后斟入爵、觚、发中饮用。用青铜器贮藏酒类，会生成醋酸铅，而醋酸铅有甜酸味道，可以增加酒类的风味，人越是贪图这种美味，中毒越深。

三 礼乐之邦

公元前1046年1月，周武王姬发率部于牧野击败了商王朝的主力部队，随即开启了商周交替的历史进程。对于商王朝的种种政治缺失，姬发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在牧野之战前所发表的《牧誓》之中，他这样说道："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姬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商王帝辛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轻蔑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对从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的人，推崇尊敬，又是信任任用，以他们为大夫、卿士。这些人施残暴于百姓，违法作乱于商邑，残害百姓。"尽管矛头对准的是帝辛，但从整个商王朝后期的政治格局来说，重用妇人和"逋逃"，离弃同宗兄弟似乎是"盘庚迁殷"之后的政治常态。比如武丁在即位之初曾三年没有参与朝政，却突然有一天以自己梦中所见，提拔了一位正在虞、虢之间筑路的奴隶傅说为重臣。

对于曾经历过"九世之乱"的商王朝而言，同宗兄弟显然是还要仇寇可怕的敌人，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信任。武丁成年之前也曾被父流放，而他的儿子祖庚也曾为了避祸而逃出宫廷。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之中，对于商王朝的君主而言唯有自己的妻子以及政治上没有依靠的囚徒、"逋逃"可以信任。这些缘于痛苦回忆之上的政治传统，年轻的周王朝不能理解、也不想遵从。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旗帜之下，姬发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当然这一切的分封过程都必须有据可依。于是在周朝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之上，我们见到大量的铭文记载。

作器铸铭，本质上也是周礼的一种体现。通过铸造大量的青铜礼器，铸以长篇铭文，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锡命，传遗子孙后代。正如《礼记 祭统》上说的："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也就说周代最初的青铜鼎铭文主要是参与灭商之战的周室宗族子弟或其他贵族，以彰显自己或父辈的功劳的一种手段，同时铭文之上还会出现周王室对其封赏的锡命。可以说这些青铜鼎既是这些家族"勤于王事"的纪念碑，同时也是论功行赏的备忘录。

不过对于这种行为，向来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曾不屑的表示："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俨然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讽刺。

除了钟鼎之外，盘盂也是周代青铜铭文的主要载体。如果说钟鼎是记录周室与诸侯之间赠与关系的契约，那么盘盂之上则是民间产权变更的合同。周代田地授自于国家，理论上非私人所用，受田者必须付税，故所授的田地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变动时，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因此在今天出土的周代"散氏盘"、"三年卫盉"等盘盂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贵族换田、有司监督版图封植的"治地之约"。

青铜铭文记录了周王室的崛起，也无形中见证了它的没落。后世书法家评价西周早期的铭文如周成王时代的何尊、周康王时代的旗鼎，字体风格无不瑰异凝重。而在周穆王时代的青铜器上，铭文形体虽然保持早期的特点，但早期那种雄奇的风格已经渐渐消失了。到了周恭王、周孝王时代，铭文字体已经转化为了质朴端庄、两端平齐似圆箸的"玉箸体"了。虽然行款已经错落有致。而到了周共王时期，则不仅字体草率，行款疏放，不到六十字的铭文之中竟然还出现了三个衍文。周王室的衰弱过程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为赵恺独家撰写，喜欢的，记得订阅本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