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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师生在南岭地区展开田野调查，一次次地奔走在湖南郴州的宜章县、永州的蓝山县和江永县的村野田间，在这里寻找历史遗迹，发掘民间文献，并利用田野经验和所得文献研究明清时期这一片南国山地的政区、族群、社会等问题。同时，他们也对田野调查中搜寻到这些民间文献进行了整理，今年将陆续出版两种。其中，《湖南江永碑刻集初编》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系《湖南江永碑刻集初编》前言，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永州地处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的交通要道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湘粤驿道、湘桂驿道、潇贺驿道于此交汇。这些重要的交通线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紧密相连，构成楚粤交往的重要通道。其中，湘桂驿道始建于秦，由永州城西经东安抵广西全州界，经过中国古代最早的运河之一灵渠与珠江水系相通可直达广州。另一条通达广州的主要交通线，位于永州南境的江永、江华二县与广西贺州交界的南岭山脉间，北联潇水，南结贺江和西江，故称潇贺古道。

江永县，旧称“永明县”，在隋代为“永阳县”，汉代则属营浦县管辖， 唐武德四年，移于道州西南，贞观八年省，“天后又置，天宝元年改为永明”。北宋熙宁五年，“省永明县为镇，入营道，元祐二年复置”。从几省几置的多舛命运里，多少可以折射出唐宋帝国对在南北交通要道上设立稳定政区的必要性缺乏一贯性的认识，不过，这并不能抹杀当地的人群活动和开发进程。自南宋末年始，位于永明县与广西富川县、恭城县接境的南岭山地，已聚集了大量人群，“其山重冈复峤，连跨数州，林翳深密，荟蔚延袤，山猺木客，聚族其间”，这群人多是无籍之徒，平日活跃在潇贺古道必经之地，脱离官府的直接控制，甚至有栅居山巅的猺贼峒蛋，断木悬石，“俟过者推蹷斩绳，虽千万人皆仆壑成韲，以是易肆摽掠”。这些惯常性的抢劫，严重阻碍着交通线的畅通。故官方将以上猺贼峒蛋视为“叛民”，派兵前来围剿。淳熙十年，“命湖南、广西堙塞溪洞径路。”此过程时断时续，长达百余年，以爆发于南宋末年的秦孟四之乱及元末的邓四之乱最为著名。后者直至明洪武二年，才由县丞彭德谦平息。经过地方官的不懈努力，元明鼎革之际历经磨难的永明县得以较快恢复元气。

在永明县西南与恭城县交界的古调村，有一块明天启年间（1621—1627）残碑，明确透露出“猺祖洪初奏拨边山荒耗田地，垦耕把隘”等重要信息。这些瑶人本是不服管教、叛乱无常的“贼寇”，接受招抚之后即成为接受官方提调的“良猺”，逐渐放弃“游耕”的生产方式，占种卫所屯军无力耕种的屯田，他们所缴纳的收获物，成为卫所军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占种屯田的交换条件之一，就是帮助卫所把守一些诸如隘口之类的交通要塞。入清以后，随着卫所体制的废除，“把守隘口”的故事逐渐淡出官方的历史叙事系统，而保留在卫所屯地遗产中的“向化籽粒”，却由于“屯饷”名目的长期存在，被顽强地固定在本县的赋役结构中流传下来。康熙四十八年《永明县志》专门交代，在清初桃川所应纳的屯田折银子粒中，“内除招安黑、白二猺屯饷银一十二两八钱七分，以作奖赏花红”。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滔

迄至今日，所城村（即桃川所城所在地）已沦为桃川洞五十三个古村中的普通一员，不仅营兵制的痕迹消失殆尽，卫所体制的主要印记亦逐渐淡出当地人的历史记忆，扶灵、古调、清溪、勾蓝四大民瑶所创造的历史叙事更占据上风。出了所城村范围，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卫所屯田的线索。这种现象，与周边的蓝山、宜章等县卫所屯田体系留泽至今，构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