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查询关于棉花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商品退税率表)

摘要：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货币政策由紧转松。但降准、公开市场投放等操作并未缓和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后的经济受阻态势，M2供应量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投资及消费需求表现低迷。由此，在1998年前后，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介入，以改变经济回落的情况。

政政策转向积极，多方发力成效显著。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偏紧的财政政策由1998年转向积极，政府主要针对于基建、消费、投资等方面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财政赤字在1998年达到922.23亿元，同比增长58.34%，在后面的两年间，财政赤字继续爆发式增长，赤字率在2000年达到18.60%的高点。在缓和了国内经济回落之后，从2003年开始，财政政策再次逐步趋紧关于，财政赤字增速和赤字我要率也随之放缓。

通过发行国债为基建提供资金来源：

在刺激消费方面，以加强社会保障、提高居民工资和减免缴费项目为抓手。在98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后，政府不断加大转移支付退税率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满足国有企业下岗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扶持城市贫困人群，1999年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为1197.44亿元，同比增长101.04%，之后三年该支出均以将近30%的速度增长，商品2003年开始放缓。其中1998年城市低保财政支出12亿元，为1997年的3倍之多，次年城市低保覆盖184.1万人，同比增长109.44%，从2001年开始城市低保人数突破1000万人，社会保障体系得到逐步完善。此外，政府不断拨款以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

在引导投资方面，财政拨款、税费减免拉动效果显著。本轮积极财政期间，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协助企业加大投资规模，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作为最直接方式，政府多次拨款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贴息，拉动企业投资额，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改进国有企业现有技术，优化国内产业结构。2000年大中型高技术产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支出分别达到104.75亿元和995.08亿元，到2005年该支出额度分别增长51.86%和152.47%。

在对外贸易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是主要刺激贸易出口的方式。1998年和1999年间，我国多次提高多种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在1999年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此后，2002年，我国再次提高棉花、大米等农产品以及钻石的出口退税率，刺激出口增长。

结合以1998年后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显著。在基建、消费、投资以及对外贸易多线发力下，国内经济形势渐暖，2000年开始GDP增速破8，完成“保8”任务，在2003年GDP增速达到10%，实现两位数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得到有效缓解。同时通货紧缩苗头得到遏制，从2002年12月起，CPI重返正值，物价水平进入正常区间。

1.2. 第二轮：全球金融危机，以四万亿为核心的一揽子计划出台

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国内，亚健康经济结构加重负面影响。随着金融风暴通过各类渠道扩散到全球，各国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经济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到冲击。2008年GDP增速为9.70%，较前期下降了4.5个百分点，增速回落幅度明显，2009年该增速再次下行至9.40%。同时，通货紧缩态势继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再度出现，2009年2月CPI和PPI同时跌入负值，我国经济显著趋冷。

此外，因为美元贬值导致国内出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下降，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加大企业成本，使得出口规模大幅缩减，2018年11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由19.29%跌至-2.22%。由于国内经济增长过于倚重于对外贸易和投资，出口规模的萎缩加重了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减税、社保助力四棉花万亿计划共同抵御全球经济寒冬。以2008年年末的情况来看，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不足，贷款需求明显下降，单独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足够。政府同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本次财政政策的转变以加大政府投入为主，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减税等方式为辅，从多方面提振经济。

继四万亿计划之后，政府持续加大支出力度，刺激经济查询增长。2009年至2011年，财政支出均高速增加，从2012年开始，财政支出增速有所放缓。但同时由于财政收入增速下行程度更大，导致财政赤字规模加速扩张，2012年财政赤字同比增长由-20.66%上升至61.90%，2013年开始财政赤字规模突破10000亿元水平。

减税亦是第二轮积极财政的重要手段，对于国内几大税种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缩减：

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中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为了合理优化支出结构，政府连续几年不断提升对于退休离岗企业人员、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补贴力度，提升城乡低保补助标准，保证低收入及贫困人群生活水平，提高其消费水平。

经过积极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短时间内实现反转。在2009年GDP增速跌至谷底之后，由于四万亿计划、结构性减税、优化支出结构等措施，国内经济于201出口0年实现反转，GDP增速增至10.6%，暂时抵御了金融风暴冲击。但与此同时，经济情况出现过热苗头，财政政策在2001年略微紧缩，且货币政策逐渐稳健，加之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低迷，致使国内GDP增速在2010年之后再次放缓。

2. 从海外经验看杠杆的转移

2.1. 美国：滥用金融创新是危机更远，杠杆转移历经三个阶段

金融机构杠杆于2008年达到高峰23.6倍。家庭部门，乃至政府部门的杠我要杆快速提升，实质上是通过美国的金融创新实现的。而例如CDO等高杠杆的信用衍生金融产品，也助推了金融机构杠杆率的飙升。数据显示，美国金融机构杠杆率在2001年大约为13.3倍，到危机爆发前夕则上升到了23.6倍。而以美国在2007年前的五大投资银行为例，图4中明显看出在04年后财务杠杆快速蹿升，例如，贝尔斯登和雷曼在破产前杠杆倍数达到32.1、30.2倍。

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政府部门也在加杠杆。2001-2007年期间，由于布什政府推行的一揽子积极财政政策，如大规模减税以及增加政府开支，导致政府债务规模不断累积。这段期间，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提高了16.6个百分点，而财政预算则从2002年转为赤字。

美国主要以政府加杠杆实现杠杆转移。从后危机时期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来看，美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9月至2009年12月，家庭和企业部门去杠杆、政府部门加杠杆阶段；第二阶段是2011年1月至2012年9月家庭部门去杠杆、企业部门加杠杆和政府部门去杠杆；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家庭和企业部门加杠杆，政府部门去花的杠杆。

2.2. 西班牙：居民与企业整顿效果较好，但经济增长一环缺失导致去杠杆进程推进失利

辉煌的昨日，西班牙主权评级几乎与德国等同。西班牙在2012年所引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其根源在于房地产的泡沫化，这与希腊的中央政府无节制的财政支出所导致的危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而之所以产生房地产泡沫，主要原因在于西班牙举债享受着与德国同等的待遇。子1999年加入欧元区开始，得益于欧元的信誉，西班牙的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其10年国债收益率和德国基本趋同。利率下行带来大量低成本资金，大量流入该国建筑业，刺激了行业的大幅快速扩张。

房地产腾飞的两面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自1995年起，西班牙经济开始起飞，为欧洲主要经济体中成长最快速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主要由建筑业带动。数据显示，2表000-2007年间，建筑业以每年约3.4%的速度快速增长，对GDP的贡献达到了40%；行业的快速崛起拉动了大量的就业，建筑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由 11.8%上出口退税升至13.9%。然而成也萧何败萧何，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建筑业的衰退，这部分损失的就业岗位短期内存在替换摩擦的问题，失业率大幅上升。

调降基准利率，全面缓解债务负担。在西班牙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央行开始对欧猪五国（包含西班牙）进行援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欧央行调降了基准利率，而由于大部分的西班牙贷款都是以浮动利率进行计价，因此基准利率的下调全面降低了经济体的债务负担。

经济增速难回升，杠杆化解遇难题。西班牙政府针对企业与个人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共推出超过300亿欧元的大规模财政紧缩，其中包括冻结公务员薪资、提高个人所得税，重振经济增长动力。此外，西班牙政府于2012年2月在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劳动力市场改革紧急法案，鼓励个人创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雇佣年轻人，降低失业率，西班牙国内失业率自2014年开始持续下滑。

效果上来看，西班牙的家庭负债比率也从2008年的135%到2016年的106%，但依然是高于欧洲整体水平。而政府的杠杆比例也没有有明显的降低，其中一个原因为，西班牙共有 17 个地方自治区，其总支出约占政府支出的40%，并且拥有相当高的自主权。而地方政府财政运用受到约束不及中央政府，前期的高福利政策难以退出，财政纪律不到位导致总体赤字仍在扩大。

总体而言，西班牙在企业与家庭的去杠杆工作还是效果要好于政府去杠杆。然而与美国相比，西班牙可能还停留在美国债务危机后期表去杠杆的第一个阶段。差异在于，美国经济出现了较为显著且持续的修复，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上升以及企业盈利回暖，最终导致政府部门的杠杆再度向实体转移，其只是承担了一个中间过渡的作用。然而，西班牙却并没有享受到这一积极的去杠杆的有利条件。

第二轮财政扩张中，国企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产能大幅扩张，地方隐性债务扩张背后的实质是居民部门通过房地产加杠杆。

从2015年开始的地方债务置换实质是前商品一轮财政扩张（08年开始）棉花的逆过程：

第一次债务置换，实质是政府债务从显性转向隐性，财政赤字更多地体现为地方融资平台通过非标资产等实现扩张。2008年次贷危机后，财政支出增速回落，但是贷款、非标融资及城投债发行量增速出现大幅跳升。并随之导致了银行不良率上升，而地方政府因为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幅加杠杆导致利息支出压力过大。

第二次债务置换，是为了将隐性的地方债务风险先推向台面之上，即从隐性转向显性。2015年开始地方债置换，并推出专项置换债，用中长期的低息政府债置换期限较花的短利率较高的查询贷款、非标、城投债等。同时通过将地方债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提高其对银行的吸引力。一方面，起到降低银行坏账率的作用，另一方面以“时间换空间”减轻地方债务压力。

然而从实质来看，第二轮财政扩张能够实现主要依赖于以国企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加杠杆，以及土地财政的大幅扩张，背后是以居民户加杠杆作为支撑。国企的无序扩张，伴随经济增速趋缓，供需关系严重恶化，最终推动了2015年末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而地方政府的加杠杆，主要通过土地财政实现，背后的主要支撑力量来自于居民部门的购房需求，实质仍旧是家庭部门加杠杆。

然而，这一轮财政扩张产生的后遗症更多，除了类似于第一轮的银行不良外，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可能酝酿着更大的风暴。更为不利的是，当前经济结构加杠杆能力与意愿处于失衡状态。

3.2. 化解债务风险与财政扩张看似矛盾的组合实现？

截至2018年8月底，显性地方债务总额约25万亿（地方债 城投债），而地方隐性债务存量规模或达到30万亿。在如此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之下，一方面，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成为当务之急（隐性债务认定文件已经下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受到明显挤压。政策不能既要又要，那么这一轮的财政扩张到底如何实现？

新版的地方债务国债化，中央政府加上杠杆。如上文所述，15年开始化解地方非标融资风险，主要通过规范的地方债务置换的方式，但地方债的发行只是起到了将隐性负债显性化的作用，通过堵偏门开正门的方式，将不合规不可控的风险暴露因子置于“阳光”之下。

近期的政策显示，出口这一轮政府加杠杆的主力实则为中央政府，直观体现在大型基建项目轮番上马。但更为重要的是，将地方债的风险权重下降至0，实质上可以理解为新版的地方债务的国债化，即地方政府享受了主权信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银行等配置资金。

暂时来看，中央的直接财政扩张尚未铺开，如1998年公告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或特别国债，而2008年末则将下一年的预算赤字规模提高了5倍多至9500亿元。从节奏上来说，可能最先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看到扩大赤字水平退税率的动向，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会公布新一年的国债发行计划。

在此之前，通过政策的一些“退让”：①再进行一轮的地方债务置换，同时增发享受国家信用的地方债进行扩张，不确定性在于是否符合巴塞尔III的规定，对此市场仍存在争议；②直接进行债务减记，由四大或者地方AMC、银行等共担，对于银行来说则可能需要放松部分考核指标，提高不良容忍度以突破监管限制。

后加杠杆时期，如何化解高债务率风险？但在以上政策确定推进之前，仍旧存在掣肘因素，即后加杠杆时期，关于如何化解高债务率风险？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财政的扩张只是中间过渡地带，最后仍是通过向实体经济的各个部门转嫁。但正如我们所说到的，之前通过经济增长，以及供给侧改革等手段实现了盈利增长，将实体中相应部门的风险逐步化解。这一次是否还能如此乐观？

然而，若政策真能够做到实质上积极，那么参考过去的经验，这一组合下我们大概率能看到以下变化：

① 经济企稳 通胀回升，幅度则取决于强刺激的程度。总体而言，本轮财政扩张可能最多起到一剂强心针的作用，强度难以有很高的期望值。而一旦外部面临的风险部分释放，如近期美方主动伸出重启对话的橄榄枝，则内部政策对冲的压力减轻。但外部政策的动向预测难度更大，内部对冲则有一定的连贯性，因此可能出现一段时间内对冲“过度”导致经济与通胀双双回升。

② 利率债的供给放量，无论是地方债（当出口退税前）还是国债（看年末）、政策性金融债的形式，短期内会导致债市利率上行。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势必会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也就是说在处理好传导机制的“修水管”问题后，定向降准等宽松政策会继续实行。并且，在政府扩大债务规模的同时，不太可能允许利率大幅的上行，从而加重债务负担。因此，中长期来看，长端利率上行有顶。

18年以来，政策面临着既要有要的不可能困境，难免顾此失彼，因而时长表现出前后不连贯、相矛盾，市场也因此预期混乱，对政策的信心不足。近期公布的8月份金融数据中，信贷稳定而社融大超预期，显示出宽信用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虽然，例如中央杠杆是否能完全承接缺口，债券发行是否能完全对冲表外萎缩等诸多问题都存在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