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工商局丰台国润大厦(丰台区富丰路工商联大厦)

为了助力企业与职工共同维护和谐劳动关系，进一步满足疫情期间广大职工的法律服务需求，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日前从全市享受市级及以上劳模待遇的专业律师中，特别聘请了7名在劳动争丰台区议领域长期从事职工权益维护工作的劳模律师，组成第一批劳模律师团。首批劳模律师团成员包括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时福茂、褚军花、曹智勇、董梅律师和北京市劳动模范常卫东、左增信、金晓莲律师。

时福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倾注热忱 16年坚持为农民工维权

成为最早为农民工维权的公益律师 时福茂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十六七岁就开始利用暑假跟随父亲外出打工。他曾当过搬运工、做过建筑工人，对农民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缘于此，时福茂在1998年踏上律师道路的第一天就告诫自己：一定要替弱者伸张正义。他曾是河北君合欣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被当地司法行政机关评为“优秀律师”，办案过程中，弱势群体遭遇不公平的情景常会撞击他善良温厚的心。

“我出身农民，我知道农民工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艰辛；我也知道，农民工工商局辛苦一年却拿不到血汗钱对他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农民工遭遇工伤而得不到任何赔偿，他以后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困境。因此，我更懂得做好一名农民工维权律师的意义，帮助他们是我无悔的选择。”时福茂感慨地说。

2004年7月，时福茂怀着对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执著追求与梦想，放弃了收入丰厚的机会，毅然投身到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负责为农民工维权项目，2005年参与创建了我国首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为我国最早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专职公益律师。

2006年9月一天下午，时福茂在处理一起案件时，被用人单位纠集的十七八个“统一着装”的社会青年团团围住。当事的农民工非常害怕，话音中带着哭腔，甚至几近哀求。时福茂镇定地面对公司负责人，与之讲明道理，进行劝告，帮其分析利弊，最后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所欠农民工的工资。

2011年11月，农民工张志学入职北京某物流公司后不足一个月遇到工伤，公司拒绝支付费用。时福茂多方努力，经过6年艰辛维权，在往返办案工商联机构数十次后，终于使张志学于2017年12月26日通过社会保险待遇先行支付程序获得12万元的工伤保险赔偿费。

多次挺身而出为农民工维权

2015年3月，农民工孙志军入职一小时就被吊车轧伤右脚，公司仅同意赔偿两万元。因证据不足，时福茂以退为进，指导孙志军与单位签订和解协议。最终这纸协议成为关键证据，经历两次仲裁、五次诉讼，孙志军于2018年初获赔27万元。

韩某之子在火车上突发疾病，经救治无效死亡。铁路局不赔偿，时福茂为韩某提供法律援助，认为尽力救助患有急病的旅客，既是承运人的一项道德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是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待旅客如亲人”的服务理念的要求，更是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一项法定义务。时福茂与同事查询法律法规、医学知识近二十万字，完成代理词、补充代理词等近两万字，最终法院认定铁路局未尽及时救助义务，延误抢救有过错。韩某的家人得到16万余元的赔偿。

选择公益，就是选择了奉献。时律师清楚地记得，几年前春节前夕的一个深夜，他律师顶着凛冽寒风赶到某工地，阻止因拖欠工资所引发的流血事件。在冰冷的简易房中，经过6个小时的斗智斗勇，老板终于同意当场结清55名农民工的工资。第二天凌晨3：30他才筋疲力尽地离开。回家后只休息了三个多小时，早上又准时到单位上班。

在时福茂办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曾发生多起遭受用人单位负责人或包工头恐吓、威胁的情况，多次接到“卸只胳膊、卸条腿”“灭掉”等电话，但是，他总是临危不惧，没有一次因为受到恐吓威胁而终止援助。

“我特别理解工人们在外面辛苦干了一年，就等着过年带着钱回家呢，这时候没钱领了，这不跟要了他们命一样吗？”朴素的话语里道出了时福茂最真的心声。

成为农民工维权领域的一面旗帜

2015年5月12日，河北籍农民工刘海宏等112人前往富丰路蒙古国打工。但是令农民工没有想到的是，辛辛苦苦三个月被拖欠劳务费达243万余元。身在异国他乡，历经一个多月的讨薪生活，从无比愤怒到彻底绝望，最后在驻蒙大使馆帮助下才得以回国。在时福茂等律师的帮助下，引导他们依法维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通过艰难的诉讼程序，终于在2016年12月19日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同意分期支付112名农民工的劳务费。

多年来，时福茂律师创造了为农民工维权的无数个典型案例范本，成为农民工维权领域的一面旗帜。他帮远赴蒙古国的112名农民工成功讨薪，为海外务工人员撑起了法律保护的屏障；他处理耿士京等66名农民工欠薪案，成为处理包工头携款潜逃案件的成功样本；“肯德基”劳务派遣案，促使“肯德基”改变了在整个中国的用工方式，使数千员工直接受益数千万元；断臂童工于浩伤残赔偿案，打造了处理童工案件的办案指引……

为农民工维权的道路很艰辛，但是每当看到墙上挂着一面面锦旗，桌上摆放的一封封感谢信，时福茂说他都非常满足，非常欣慰。

多年来，时福茂共办理了上千余件农民工维权案件，讨回工资、工伤赔偿金近亿元。他不仅帮助成千上万农民工维护了权益，而且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全国律协法律援助委员会秘书长，时福茂积极参与推广公益法律援助新模式，一支专职、专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正在形成。他先后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全国优秀律师”，荣获“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种荣誉，被称为“农民工律师”。

“选择做专职公益律师，也许失去了很多，但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因自己的工作而受益，每天都在收获信任与感动，还被评为劳模律师，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纯朴的话语里，包含着时福茂16年来坚持为农民工维权最真的心声和最大的动力。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褚军花（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公职律师）

18年来为职工维权兢兢业业

2018年12月14日，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褚军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两天时间，集体争议案件调解成功！”这起涉及197人的集体争议案件，褚军花和同事李颖整整忙活了一两个月。作为北京市工会系统首批五名公职律师之一，褚军花在近18年的职工维权工作中，始终全心全意为职工提供工会法律援助服务，曾经在怀有9个月身孕时还参加仲裁开庭，为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

2018年秋天，某大型企业面临政策性整体搬迁，数百职工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职工都是工作多年的老职工，企业是政策性搬迁，必须要执行国家政策，不得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褚军花介绍说，“这是该企业工会通过他们的上级工会向我中心进行求助，请求对该单位的集体争议进行调解，希望市总工帮他们‘破局’。”

褚军花接手了这个案件。为了充分了解职工的真实想法，褚军花和同事李颖驱车赶往郊区工厂所在地。在厂子工会的会议室，7个职工代表和褚军花见了面。“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是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也是工会的公职律师。”褚军花率先说话，打破冷场。“我们心里清楚，厂子转型搬迁拦不住。在厂子干了几十年，突然没工作，家里不能断炊吧。”一位职工代表说，工人们只想尽可能拿到更多的离职补偿。其他职工代表也纷纷打开话匣子——“还有几个女职工怀着孕呢，合同也快到期了，现在就让人家走？”“我们车间还有一个病假期的呢，腿摔断了，怎么办？”“签过无固定国润期合同的职工怎么处理？”职工代表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褚军花详细解答了疑问，“大家都别担心，我们会依法进行调解，让大家与企业都平稳的度过这个难关。”褚军花的承诺给职工们吃了“定心丸”。

经过两个月的沟通，褚军花和同事们将职工的情况进行分类，按类出调解方案。“有些技术人员，比如厂里的电工，人家想走，厂区不敢放。人一走，厂子电路出问题就没人管了。有一些休病假职工、三期女职工的合同要依法顺延。签订了无固定期合同的职工、合同未到期职工和合同将要到期的职工情况不同，要分开计算补偿……”褚军花说，每一类职工都要对其申请请求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

调解的当天是北京12月底，天气十分寒冷。褚军花和同事们一大早就带着已经准备好的调解相关资料、笔记本电脑、打印机、调解员、书记员桌牌等来到厂区。“厂子也准备了备用电脑、打印纸等供我们调解用，当天光签字就签了近六百个，手都抽筋儿了。”褚军花现在还记得那个酸爽的感觉。最终，197个职工都与用人单位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调解协议，职工共拿到各种补偿费用1726万余元。

这只是褚军花维权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缩影。在做公职律师的十几年里，褚军花办理过多起重大、疑难集体争议案件，先后成功代理了安某等347名职工与某陶瓷洁具公司案、陈某等59名职工与北京某制漆公司案和王某等38名职工与某设备公司案等多起集体争议案件。2015年，36岁的她挺着9个月的身孕参加仲裁开庭，为90余名退休人员争取取暖补贴，这一事迹还被媒体关注报道。

褚军花对女职工“三期”期间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尤其关切。她先后代理了近200多件女职工特殊权益受侵害案件，并根据为女职工维权的经历，编写了《女职工如何维权》一书。该书以案例解读的形式把女职工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可能会遇到的典型法律问题进行了汇总和分析，全面剖析了女职工维权的问题与对策。由于在女职工维权方面的突出成绩，她被推选为北京市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201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授予褚军花第三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同年，褚军花被中华全国大厦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曹智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主任）

费尽心力 愿做职工维权路上的螺丝钉

老板投资失败卷款跑路，5个月没拿到工资的职工们情绪激动，一人脑溢血晕倒；知名企业搬迁，数百员工面临离职，双方却因谈不拢条件矛盾激化；工人工亡后留下两个孤儿，老板见没人维权不管不问……从2009年初，曹智勇律师团队受聘于北京市总工会进驻顺义区调解中心开始，在职工维权这条路上，曹智勇律师破解过不少这样的难题，为职工解决了不少窘困。2013年，曹智勇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9年，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与顺义区总工会签约，入驻顺义丰台区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曹智勇专门在律所成立了劳动争议调解部，该部门有8个律师，每天有两名律师在顺义劳动争议中心值班，专门负责职工关于劳动争议的调解、咨询，以及法律援助申请等业务。当年，团队就参与调解案件3000件，代理法律援助案件300余件。

2012年10月，一家印刷厂的老板因为投资失败携款跑路，撇下了厂里100多个职工。工人们一下子炸了锅，找各个部门讨要工资。顺义区总工会调解中心接到顺义区相关部门急电。受聘于调解中心的曹智勇律师得到消息马上赶到现场。工人们告诉曹智勇，印刷厂效益不错，年利润300余万元，大家想不通老板咋就跑了？曹智勇律师从公安机关了解到，这家印刷厂的老板在郊区投资了一处房地产开发项目，因为投资失败，亏损几千万元。老板打着融资的旗号，四处借款2个多亿，然后悄悄提走印刷厂账上的所有钱款潜逃国外，看样子这一走他没打算再回来。

曹智勇律师让厂里的会计认真核算梳理。120名工人被欠5个月工资，共计160万元。为了吃饭，工人们把厂里一台印刷机拆了卖废铁，拿回来1万余元买菜。一百多工人被迫以厂为家，在场院里暂时过起了生活。在维权的过程中，公司食堂掌勺的大师傅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ICU。职工们先想到的是救人！一群连菜钱都省的工人，居然凑出7万多救命钱，“我们吃了十年他做的饭，不能见死不救。”一名工人说。曹智勇律师对此深受感动，也捐出身上带的700元现金。

曹智勇在和职工了解情况时偶然得知印刷厂在外有债权。经过财务人员的统计，厂子还有200余万元的应收账款，涉及十几家出版社。曹智勇就让业务员每人带5个职工，到各个应收款单位去要账。此外，他让五个车间各派一个职工代表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主管要大厦账和职工生活问题。可是，老板跑路的时候，将企业公章也一并带走，没有公章，公司就不能收支票入账，也没法开具发票。曹智勇跑税务局开临时发票，向出版社说明情况，让会计和职工代表给出版社写协议和收据，律师作见证。派出去的“要账小分队”很快传来捷报，第二天就要回了44万元。有些出版社的活儿刚做出一半就停了工，曹智勇找管理者立即组织开工，尽快完工，把钱要回来发工资。经过各方努力，2012年年底，该单位拖欠100多名职工的工资总计160万余元全部发放。

这只是曹智勇律师给职工维权道路上的一个案例。这些年，曹智勇律师带领团队办理过不少涉及职工生计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如，顺义区某知名电子企业搬迁案。此案涉及600多名员工，劳资双方矛盾激化，双方连对话都做不到。曹智勇带着团队经过连续3天的调解工作，每天调解到凌晨3点，最终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还有李某申请工伤案。在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李某在一次外出施工中被机车撞死。李某的父母及妻子均已经去世，家里只有两个正在小学读书的未成年孩子。出事后，因为李某家里没人，老板不闻不问。李某的叔叔抱着一线希望，找到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曹智勇经过长达9个月努力，通过反复调查取证、开庭，甚至垫付了上千元差旅费，终于为当事人索回了各项补偿近50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初，曹智勇律师带领其团队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5518件，曹智勇律师亲自办理或全程指导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共计8266件。

现在，曹智勇还在一直为受疫情影响的职工奔波。“我是法律工作者，虽然仅仅只是社会建设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但我将努力用自己的力量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曹智勇律师说。

□本报记者 李婧

常卫东（北京市劳模、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真情 专业 让纠纷到我这儿画上句号

“调解纠纷你面对的都是专业人，所以一个律师光懂法不够，还得要有技巧，这个技巧就是用心用情去调解，你付出真心了，这个调解必然成功……”见到常卫东时，他刚刚开庭结束，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兴奋地和记者聊起来。

今年51岁的常卫东，是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从18岁进入法院工作到如今成了一位名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已经是第33个年头了。期间，他以丰富的法学知识、精湛的办案技能、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收获了诸多的荣誉——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主任”“司法行政先进个人”“优秀公益律师”“优秀党员律师”……不过，他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称呼他为“调必成”。

那是2013年7月，常卫东受聘到北京市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志愿律师，按规定的时间在总工会值班，为有需求者解决法律难题。随后，仅当年10月至12月的时间里，他就调处案件27件，调解成功率达100%，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万元，而他也因此赢得了“调必成”的美名。

常卫东至今还记得他当年代理过的一起赡养纠纷案：一位住在养老院的高龄老人，通过请求法律援助，要求三个孩子接自己回家居住。为了让老人实现心愿，常卫东到敬老院了解情况后，又不厌其烦地同老人的子女联系，一趟趟往返于各子女家中，和他们细致的讲解说服，在他的真情感召下，孩子们终于将老人带回了家，并表示今后一定会善待老人。

记者了解到，“调必成”美名的背后，是数不清的辛苦和付出。在当年，每调成一起这样的案子，常卫东的收入只有500元。“如果按经济收入计算，那肯定是赔钱的，但是，作为一名律师，既然别人有难处找到我，就应该倾尽全力为当事人排忧解难。”说这话时，常卫东轻松而愉快。他说，每次调解中，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让纠纷到他这画上句号。因为无论案件大小，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百分百的大事，老百姓的事情解决了，社会就安定了，他为自己能够用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事，感到很欣慰。

现如今，虽说调解案件的费用增加了，但和付出相比依然远远不够。对此，常卫东一如既往乐观简单地追求“调必成”。他说，人简单了，事就好做了。“这些年来，自己帮助了别人，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而那些帮助自己的人，恰恰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但他们心里却一直记着这份情谊，之前是因为没有能力……”说这话时，洒脱的常卫东似乎有些感慨。

常卫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坚守的“调必成”，并不仅仅是落实在纸面上，更主要的是落实在执行上。在他这里调解结案的，一定是要先结清费用，再出调解书，彻底完成让纠纷到此画上句号。

回顾多年来为职工维权的道路，常卫东主办及参与办理的有关案件已有上千余件，累计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达10亿余元。仅近两年，常卫东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就承办了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等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达500余件，为职工、残疾人等群体挽回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在职工和工会组织中有很高的认可度。

2015年，常卫东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他说，这让他对自己的工作和身上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名律师，要尽所能，为职工群众和弱势群体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是最让他自豪的！

除了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常卫东在丰台区司法局和社工委的支持下还率先在丰台国润商务大厦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家楼宇党员律师法律服务站，为入驻企业及员工有针对性地提供法律咨询、讲座服务。

“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常卫东热心调解公益事业，一直让各方信服。为了替职工维权，他组建团队，定期指派公益律师义务值班，解答各类电话咨询和现场咨询法律问题；北京721暴雨灾害、四川雅安地震……这些地方，都留下了常卫东和他团队的身影；今年春节疫情突发，常卫东带领律所16人，运用专业法律知识，连续多日奋战在抗疫前线；受疫情影响，一些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的状况，为无法按时给律所法律雇佣金为难时，常卫东豪言一出“合同延期”，律所无偿为企业服务三月。

对此，常卫东说：“我们要和企业共成长共历经，尤其在当前的特殊时期里，守护人民健康社会安全，我认为这是劳模应尽的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博雅 文/摄

左增信（北京市劳模、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定纷止争 尽己所能为弱者争取权益

左增信是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年60多岁的他已从事律师行业30年，法律的天平早已刻在了心上。对他来说，维护公平正义已不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他用30年走过的路来书写的。

在左增信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扎根基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尤其在维护职工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以及法治宣传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全国优秀律师”“北京市劳动模范”……面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荣誉，左增信明白其中饱含着沉甸甸的责任，这一直激励着他走在定纷止争的道路上。

2009年12月，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总工会聘为“北京市职工法律服务律师志愿者团队”，同月通州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成立了。从此，左增信更是拿出大量精力带领全所律师，依托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积极投身到劳动争议调解纠纷中，用热情服务、专业知识维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的切身利益。

2018年，通州一家国营养猪场受“非洲猪瘟”影响，饲养的猪都被无害化处理，猪场停业，30多名职工面临失业。在劳动者多方寻求救济途径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了通州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寻工商局求帮助。“当时，这个情况还是很难处理的。首先这些劳动者年龄都偏大，多数职工都是在猪场工作十几二十年的，情况复杂。有的接近退休年龄，有的已超过退休年龄，还有好多是夫妻，一下子解除劳动合同没有生活来源的……这类事件处理不好，不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还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我们当时很慎重。” 左增信说。

凭借着多年职工维权经验，左增信一方面给劳动者和企业、企业的上级主管单位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和解释，另一方面仔细研究双方争议焦点。“这件事的主要问题不是企业不给职工发工资、支付补偿，焦点在于按何种标准来确定项目和数额，职工期望值比较高，企业又怕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双方一直不能达成满意的结果。”弄清楚这一点后，左增信就找到了切入点。他一边与企业方面磋商，提出支付工资及补偿的相关依据。同时，根据劳动者的具体情况，一次次的耐心疏导、调解。最终，形成了让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化解了双方矛盾。“当时离春节只有几天了，在春节前解决此事，意义非同小可。” 左增信说。2019年1月25日，30多名职工顺利的拿到了自己的工资和补偿，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回顾多年的职业之路，像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尤其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这方面，左增信说了两个字“艰难”。“相比较而言，劳动者还是弱势群体。现实中，常常会出现单位用工不规范，导致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很好保障，那么这时律师就要用专业的技能帮职工争取合法权益”。

身为律师，左增信明白每一条法律设定的初衷，而现实中往往不像是法律条文那样，提前设定好的。“法律总有它的滞后性，所以现实中，律师如何使用这些法律条文就显得很重要。有一个说法叫做：法也容情。法条是死的，但我们在调解纠纷时应该考虑人情味，处理案件时兼顾社会影响，这样法律对弱势群体来说就更公平一些，丰台案件处理也会更顺畅些。”左律师说。

今年初疫情爆发，很多企业濒临破产边缘，就业问题深受社会关注。左增信给记者说了一组数据：2019年，调解中心共受理了2498件劳动争议调解案件，成功调解处理了1018人次；而今年疫情导致3月23日开始受理案件，到5月31日，调解中心已经调解成功100多件，他预计在疫情的冲击下，今年发生的纠纷较往年会大增，面对很多不确定性，左增信带领他的团队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表示，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劳动者的长远权益，将妥善处理劳动争议与促进经济发展相结合。如今，劳模律师的“云”服务也推出了，左增信将努力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金晓莲（北京市劳模 北京市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始终为女职工权益维护奔走不休

从1996年8月开始执业以来，金晓莲始终关注女职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金晓莲告诉记者：“也许是从小就有这种理想吧，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回老家就给老家的人讲起男女平等。做律师之后因为受律协指派，参与北京市妇联维护女职工权益的工作，在接待来访，咨询解答中慢慢发现，职场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就逐渐关注女职工的权益保障。慢慢就有了不解之缘。”

2017年金晓莲在代理何女士与某造价公司劳动争议案件的过程中，用人单位否认双方存续劳动关系，面对何女士提交的2015年签订劳动合同书，用人单位提出劳动合同书上的公章为当事人私刻的，并向法院出具了一份公安局批准该公司刻章的文件，该文件显2014年该公司开始使用的新的印鉴，且新印鉴确实与何女士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上的公章不同。“面对这种情况，何女士败诉几乎已成定局。当事人委屈得直哭，她说因为单位主要负责人都在天津，北京办公室这边只有她和另外两个行政人富丰路员，他们去建委等部门办理手续时用的都是这个公章，不知道公司还有其他的公章。我当时心里也很难过，就积极为她想办法。”金晓莲说。金晓莲敏锐捕捉到建委办事这个信息，到工商行政机关调取了该公司的存档信息，不仅发现在工商行政机关存档信息中该公司使用的就是与何女士劳动合同书上一致的公章，还发现就在何女士任职期间，单位曾委托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授权书，授权书上的公章也与劳动合同书上的一致。最终金晓莲凭借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出具的存档文件，为何女士要回了被拖欠的工资和赔偿。

2019年，她接受北京市总工会的安排，为基层工会讲解女性权益的保护话题。去年8月，在为北京某集团企业讲解女职工特别保护规定时，参会人员原本以为金晓莲只是照本宣科走个形式，没想到金晓莲从企业管理角度入手，讲解女职工权益保护问题，更是把重点放在如何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上，普法培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截止到2019年8月，金晓莲一共进行了三十余场维权专题讲座，宣讲主题从婚姻家庭中的妇女权益，到继承法律事务，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等话题。这些讲座的听众什么人都有，有企业的HR，也有社区群众，还有企业的一般职工，“我觉得大家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也知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真的让人振奋。”金晓莲告诉记者。

曾经有几名女职工通过北京市妇联找到金晓莲，她们单位以工作地点调整为由，先是提出要她们调换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在遭到这六名女职工的拒绝后，又以不辞职就不给开离职证明为要挟，要求她们辞职。六名女职工只好辞职，其中还有两名是孕妇。仲裁没有支持她们的请求。“这个案子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是职工自丰台己签署的辞职申请，当然辞职申请都是单位打印好的，她们统一签字的。等到她们离职之后才发现问题。”在一审期间，金晓莲从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特别是女职工权益保护角度据理力争，提出用人单位在看似合法的行为中实际上是侵害女职工的情况，最终为这六名女职工争取到合理的补偿。

由于金晓莲在为女职工维权方面的突出表现，2010年3月，她被北京市妇联授予“三八红旗奖章”。2015年被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2016年又被北京市律师协会评为“优秀律师”。2017年在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组织的“身边好人，社会好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中，她荣登“北京社会好人榜”。2019年，她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在目前的环境下，女性维权非常不容易，女性常常面临就业歧视问题，反性骚扰问题，反家庭暴力问题等等。未来我还是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女性维权上，助女性同胞一臂之力，让女职工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变得更好。”金晓莲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董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以法行善 以法暖心

2020年1月29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董梅做好全面防护之后，便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开始了一年的工作。董梅是国润海淀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主任调解员。作为一名劳模律师，董梅一直致力于为广大劳动者维护权益，是圈内有名的公益律师。她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全国杰出律师”“北京市优秀律师”“北京市优秀公益律师”“北京慈善个人”等多个荣誉称号。

说起最早开始帮职工维权，时间可以追溯到2009年。当时，董梅担任市总工会建筑、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国防）产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调解员，从此她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这些都是涉及产业密集型企业，所以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常常是群体性事件，办起来很棘手。”董梅说。

凭着多年经验，董梅以专业、敬业、乐业的工作态度，成功调解了一个又一个劳动纠纷，善于总结经验方法的工商联她，还创立了“一手硬一手暖调解法”，赢得了业内的好评。

她从“倾听——分析——释疑——解决”入手，每个案件都会花费很长时间去倾听，之后耐心地把相关法律解释给双方，让双方清楚地明白自己在法律里的权利与责任。“法律是底线，是双方都不能逾越的红线。在法律之内，我们可以谈，双方可以妥协，兼顾双方曾朝夕相处工作的感情与体谅的‘暖’。”正是这种带有情感的调解方式，董梅调解到最后，常常会出现案结、事了、人和的“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