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其二赏析(短歌行其二翻译及赏析)

建安风骨

公元196—220年，是所谓的汉献帝的建安年间。这是献帝最长的年号，也是他比较稳定的二十四年的帝王生涯。说比较稳定，那是因为在这二十四年里，他“做稳了奴隶”；而此前，从初平元年他十岁时被董卓立为帝，到他十六岁被曹操迎于洛阳，是他“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生涯。对献帝来说，这二十四年，固然比以前好，但却也是一个傀儡，且是一个忍气吞声的傀儡，那时的大权，在他的丞相兼大将军曹操手里。曹操才是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在对中央政权的实际控制力、对无法无天的天下军阀的威慑力、对一塌糊涂的混乱世道的整顿力等方面，全面超过这位年轻的小皇帝。曹操的这些力量又来自于他近乎无与伦比——至少在他那时代，他确实无与伦比——的自身才具。他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我们还要说，他还是那时代的大文学家。他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出类拔萃、压倒他人的。套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天才而又产生了天才的时代。

是的，曹操迎献帝于洛阳，又迁都于邺，从而开创了建安时代。这个建安时代，既是一个政治时代、军事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史上旗帜一般的时代。建安时代是一个流血的时代、混乱的时代、苦难的时代，但却成了历代文人向往的时代。而曹操，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文学时代的开创者。

钟惺《古诗归》卷七说曹操：“老瞒生汉末，无坐而臣人之理。然其发念起手，亦自以仁人忠臣自负。”我们看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知道他深感痛苦的不是那生命尽头的死亡，而是生命当下所体验到的现实的伦理痛苦与伦理关怀：社会崩溃，生灵涂炭，以及他自己作为该时代的独特分子所体味到的种种艰辛。而这种价值取向，正是建安文学的伟大之所在：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是什么让他念念不忘，痛断肝肠？是万姓的死亡，是生民的涂炭，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实。这首诗充分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伦理关怀，而且还剔除了汉末以来一般文人的愤世嫉俗与尖刻不屑，是大慈悲、大关怀；不是清高文人远避肮脏、洁身自好的冷眼神，而是介入当时纷争，为理想而战的战士的热心肠。

他对生命流逝的感受同样是尖锐的，“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但这既已是不可更改之自然铁律，“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他毕竟是有内在大坚定、大执着的人，他把这恼人的问题——恼了两汉多少聪明人——轻轻地拂过一边，只是叹息“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留给自己的生命已然不多，可要做的事又太多，这才是他真正忧虑的。能说明他思想上这种由怜惜自我转向怜悯广大众生的苦难的最好例子，正是他的乐府旧题诗：《蒿里行》。这首汉代的挽歌在他那里一变而为记时事、悯乱伤时的“诗史”。

曹操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当数《短歌行》（其二），在这首“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的诗歌里，充分表现了他的英雄情怀：

曹操“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其二），在他那里，人生短暂的痛苦转化为了功业未建的痛苦，且这种功业还是一种社会责任心与伦理责任心。他的《短歌行》，一开始即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颇似颓唐，以至于唐人吴兢就误以为这首诗写的仍然是《古诗十九首》的主题：“言当及时行乐。”（《乐府古题要解》）直到清代的沈德潜，也还在这样闭目胡说（《古诗源》卷五评《短歌行》：“言当及时为乐也。”）。但曹操“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之“忧”，却不是“譬如朝露”的人生，而是功业未建、贤才未附，故他的结论不是“及时行乐”，而是要像“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那样胸襟宽广、广纳人才（李斯《谏逐客书》云：“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更要像历史上的周公那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虚心降志，谦虚谨慎，招致人才，从而“早建王业”（张玉穀《古诗赏析》）。难怪张玉穀要嘲弄他们“何其掉以轻心！”吴淇评此诗是全篇“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六朝选诗定论》）。而风格则是“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这首诗共分八解。第一解由此刻当下“对酒当歌”之乐（“当”可理解为“合当”之“当”，也可理解为“对当”之“当”，与“对酒”之“对”同义）而突悟“人生几何”之悲，正是乐极生悲。而此“悲”，在第二解又转为“忧”，正是这一转，体现了建安诗人由生命本体之“悲哀”转向关注社会之“忧患”。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弥漫于汉末的颓废、消极、无奈、无聊被一扫而空，积极向上、努力当下的新世风涣然形成。我们可以说，曹操《短歌行》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的主题。“老汉朝”正在死去，“新汉代”（也就是曹操掌控的建安时代）已经出生。栖栖惶惶于一己生命短暂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兢兢业业于社会重建的主旋律已响亮奏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黄巾的造反谣言，已经成为事实。

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曹操“忧”的是什么。接下去第三、第四解两引《诗经》成句，关念“子”，牵挂“君”，欢宴“嘉宾”，乃是在提示我们，他之“忧”，是由于对一些人的思慕，是外向涉他的，而不是内向内省自涉的；他的“忧”，来自于自身之外的关注。

第五解明白地告诉我们：正是这些美好如月、难掇如月的人，使他念念不忘，“忧从中来”，且“不可断绝”。那么，他所思慕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六解没有回答，而是写出了在想象之中他已与他思慕的这些人“契阔谈宴，心念旧恩”了。在这看似虚幻的描写里，恰恰可以体现出他对他所思慕的人的强烈渴求。

然后，在第七解，他用一个非常传统的比兴告诉了我们他所思慕的是什么人：他用“良禽择木而栖”来喻“贤才择主而事”，从而我们明白，他所思慕的，就是在那样的纷争时代最稀缺也最重要的人才！他的忧，就是惧怕这些南奔北走、恓惶不定的人才不来投奔他！

至此，第八解的一个比兴，一个典故，其用意也就昭然若揭：他是在表达他对人才的容纳与礼遇，以期天下人才归之如百川之归海。而以儒家的大圣人周公自比，除了表明他要做忠臣、圣臣，不做篡臣，向天下表明心迹外，也是一种自我勉励。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对事功的重视，入世的精神。

谭元春评曹操《蒿里行》说：“声响中亦有热肠。”（《古诗归》卷七）吴淇评《短歌行》说：“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观魏武此作，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等，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这“热肠”，这“厚道”，既真且深，“以仁人忠臣自负”的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并由这份责任心而生出时不我待的急迫感。良心一旦主动，便成为责任心，责任心一旦强烈到某种程度，又会成为一种心理的焦虑。建安诗人就是循着这一条合乎逻辑的伦理关怀之路，把个人的建功立业和社会重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那种单纯的个人的荣升或成就。

（节选自鲍鹏山《中国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