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抵扣进项税额期末附注列式(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是否包含上期留抵的金额)

固废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着降碳。上海如何向“无废城市”目标迈进？去年5月上旬开始至8月底，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了一项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实施情况为主题的专题调研活动。

“我们的调研足迹遍布上海市域。”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召集人之一丁光宏说，调研组先后前往老港、宝钢等多地工厂以及多个居民小区等现场实地走访调研，最终形成了一份调研报告。

跑遍上海各个创新点位

从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到上海永大菌业有限公司，从宝钢固废处置基地到田林街道两网融合中转站，调研组的代表跑遍上海各个创新点位。

在上海生活固废集装转运徐浦基地，代表们看到，一辆辆清运车在卸料区将垃圾卸到竖式“漏斗”。随着重锤向下一次次施力，收运来的泡沫塑料被压缩成高密度长方体。据介绍，这里平均每日可处理混合塑料瓶10吨、废纸50吨、泡沫1.5吨，最终转化为再生资源产品塑木、涤纶等。

医废的处置也是代表们调研的一个环节，上海建立了小型医疗机构医废收运体系，集中收运后通过车车对接、医废不落地的方式送至医废集中处置设施进行安全处置，实现“每48小时收运一次”的全覆盖。医废收运“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模式得到代表的认可。

“除了常规垃圾，一些特殊垃圾的处置也是一大难点。”丁光宏举例说，比如大树修剪下来的树枝，这个垃圾量就很庞大，如果不能焚烧，怎么来处置？调研组发现，上海有家企业进行了探索，他们把树枝打碎，经过发酵转化为菌类产品，品控做得也很好，还出口到了国外。“这是一个典型的垃圾变废为宝案例。”

在丁光宏等代表看来，应该鼓励和扶持更多类似的垃圾回收企业，但是他们发现，由于部分规范标准尚未更新，部分企业无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调研中，多家废品回收公司反映，企业在税收上遇到了难题。比如很多老人卖废纸、空瓶等可回收物时习惯收现金，致使回收企业大量没有发票的现金支出，从而无法取得增值税进项抵扣，最终无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垃圾处置往往是跨区域的，由于城市范围和产业成本等因素，上海本地的资源化利用产业链延伸到外省，导致在沪的回收和粗加工产业未能有最终资源化产品，企业也无法享受到税收优惠。

调研组建议，在细化更新相关政策规范的同时，着重探索适用于回收行业全产业链的税收优惠安排，降低行业整体税负，增加回收行为的积极性。丁光宏说，这份调研报告提交后，去年底财政部打来电话就税收最新相关政策做了解释，这给代表们很大鼓舞。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被概括为“上海模式”

这两年，上海垃圾分类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去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将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提炼概括为“上海模式”，并向全国推广。

“这也是我们代表重点调研的一个领域。”全国人大代表、长宁区虹桥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说。去年，她参加了好几处的调研，记下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也让她对固废处置中的“上海经验”有了更深感悟。

朱国萍所在的虹储小区就是代表重点调研的一个点。虹桥街道研发了上海首家街镇级的垃圾分类“一网统管”专页模块。“一网统管”下的垃圾分类是通过“人工 智能”模式，依托政务微信系统，做到垃圾分类的“巡查—整改—核查”全过程管控，精确到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调研中，代表们也听到了不少民间金句，比如“人心聚起来，垃圾分出来”、“拜拜塑料袋，OK布袋袋”。“这些 ‘金句’的背后，是居民群众对打赢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持久战，建设低碳绿色家园的信心与决心。”朱国萍说。

在全国人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座谈会上，朱国萍的发言说出了大家的心声：“现在，各家各户都将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不分垃圾反倒感觉不自在了。从‘屋里厢’到‘垃圾箱’，这段不长的距离，大家跨出了文明的一步。”

垃圾分类在上海已成为引领低碳生活的新时尚，这背后有数据支撑。据统计，2020年上海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132.9万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实现了同比分别增长57%、320%、27%以上，干垃圾处置量同比下降20%，生活垃圾分类“三增一减”成效持续提升。同时，“无废城市”框架下的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战略进一步落实，生活垃圾填埋量显著降低。生活垃圾从主要填埋处置转变为分类后焚烧能源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2020年生活垃圾填埋量仅70.0万吨，同比2018年下降了317万吨、82%。

在走访调研中，代表们也发现，上海在固废处置中仍面临着“结构性压力”。以湿垃圾处置为例，按照目前的需求量，上海“吃不下”大量由湿垃圾转化而来的绿色有机肥料。这一“供需差”亟待更完善的顶层设计。

“我们准备把调研中形成的‘金点子’转化为代表建议，为全国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建言。”丁光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