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乡村治理成本”、“体制化”呢？

“乡村治理成本”通俗点说：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总和，就是乡村治理成本。包括人员工资、公共品供给费、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费、体制运转费等。

“体制化”通俗点说：就是将上述费用纳入财政预算支出。例如：村干部工资，过去是从村集体经济收入中列支，或摊派给村民负担，现在改由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了，这就叫体制化。再如过去修路、修农田水利工程、治理垃圾和污水、消灭钉螺防治血吸虫病等，都由村集体经济负担或摊派给村民负担，现在统一由财政负担，这就叫体制化！

就以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说吧，以前靠村民出工、出力、出资共同治理，不断减量和资源化，变废为宝；现在由财政支出，村收集、乡转运、县集中处理（焚烧或填埋）。现在一个3万人口的乡镇垃圾污水治理费用，应该不少于500万元，且持续呈刚性增长趋势。

20年前，中部地区一个3万人口的乡镇，上级财政给乡镇及村两级吃饭和运转的总支出大概在100万元左右，现在估计最少不会少于3000万元！

1980年，我上荆州农机学校时，全国财政收入是1080亿元，我在学校读书国家每月给我发23.5元的补贴，国家要养军队、公务员、学生、免费教育和医疗等等，每年还搞许多大型工程及农田水利建设，我实在不明白国家是怎么能做到从1080亿中挤出钱来供养我这类学生的！

财力是有限的，但民力是无穷的！这是我对从前的总结！

我国现在各级财政的总收入（税、土地和矿产出让收入、国资变现收益、国企股权分红等等）应该超过45万亿了，学校向学生收费、看病向病人收费，养老基本自费，可财政的钱总是不够花。往后，税收增长放缓，土地和矿产出让收入急剧下降，国资变现所剩无几，国企股权红利也无突破性增长，如果基层治理成本体制化持续，会不会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啊？基层治理体系会不会发生停摆现象呢？

中国历史上，财政收入阶段性暴增的现象极少发生，在全世界都极少见。近3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是上辈人留下的公有资源资产和巨大人力资源快速市场化变现的“特殊”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先富了，卷着财富出国了；政府财政一时间特别有钱，大手大脚花呗，不够花就借呗，丝毫没有积累的意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从未将基层治理成本体制化的，近20年来基层治理成本体制化，是现代化之必然吗？如果是，财力真的可持续吗？但我真担忧不可持续。我以为最近30多年的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只是先辈留下的“宝藏”在快速市场化变现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

当市场化变现的经济发展阶段结束，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或持续低迷，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支出刚性增长（特别是养老、医疗和维稳），基层治理成本体制化还能继续吗？

假如财政收入增长不能支撑基层治理成本体制化了，应该怎么办呢？或许在三五年内，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的建议是：巩固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巩固和完善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巩固和完善党支部领导下以集体经济为支撑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实现基层治理成本的“去体制化”依赖。这就要求财政从扶持少数人先富转向扶持共同富裕，从扶持新型经营主体转向扶持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用地权利由向开发区及开发商集中转向还权于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及联合社；发展合作金融合作保险的权利逐步向集体经济组织倾斜。

总之吧，让土地集体所有制变实，让村社组织发展权变大，让集体经济变强，是基层治理成本去体制化的基本条件，这可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内涵。

可能有人会说，李昌平就是一个僵化的老古董，没有国际视野和现代化视野，只是井底之蛙，别听他胡说八道。不过，我倒觉得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潮水即将退去，摸到大鱼的人早跑了，留在沙滩上的可能就只剩下写有“市场化”和“现代化”字样的广告牌了。

我在《村社内置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一书中写过两个村的故事：两个村集体都有矿，一个村改制将矿权卖给了私人老板，老板暴富后去了国外，村民不仅穷得叮当响，且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里无人愿当村干部，上级政府只好派出工作组驻村工作；另一个村子则始终坚持村集体拥有矿权，自主开发，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仅集体富，农户也富，每年向国家纳税数百万元，村民看病、养老及子女读书都免费。

有一条基本的道理，改革者们要遵循：发展权利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财富拥有和财富增长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神仙和皇帝是靠不住的，人民群众只能靠自己争取发展权利和拥有财富并承担社会责任，才能治理好乡村社会，才能实现乡村更美好！

农村改革，且改且珍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