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裹小脚嫁人，到战乱逃荒到山西，再到逃回老家安阳，母亲这一代人吃尽了苦头，到新时代来临时，享不到一点福，就匆匆去世了。直到去世前，母亲仍然勤劳而顾家，照顾每一个人。我的母亲啊，又到一年母亲节，娘，你在天堂好不好。
王九云 | 文
小米 | 编辑
逃荒回来
小脚女人撑起整个家
母亲是一本厚重得不能轻易搬动的无字书，每一页都浸透着人生的悲凉，凝聚着母亲的心酸和血泪，每当我轻轻翻动她时，越发感到她的生涩，内心充满了愧疚。
在与母亲相携四十一年间，我没有读懂“母亲”这两个字。
生命的年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滚动，屈指算来，母亲去世整整14年了，我也成了两鬓染霜的奶奶辈，面对我对我儿女的付出，我儿女对他们儿女的付出，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含义：有一种爱，她让你恣意索取，无止境享用，却不要你任何回报，这种爱，叫“母爱”；有一个人，你永远占据在她心尖最柔软的地方，她愿用她毕生的精力去爱你，这个人，叫“母亲”！
母亲生于1917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两三岁时，就随着姥爷姥姥去山西逃荒。
四岁时，姥姥给她缠脚，把除大拇指之外的四个脚趾，扳扭在脚底板上，用裹脚布一圈儿一圈儿往上缠，断骨的疼痛，使她忍不住大哭大叫。
姥姥说，脸蛋儿好，脚还小，走路儿赛过铜丝儿袅，长大才能找个好婆家。母亲似懂非懂。
因裹一双小脚，母亲不知受过多少罪，流过多少泪，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大概就是这种情景。就是这双小脚，给母亲带来了终身的痛苦。
1937年，父母在山西长治完婚以后，赶上抗日战乱，长治沦陷，做买卖的父亲去口外进货，一走杳无音信。
迫于生计，也为了躲避日本鬼子骚扰，母亲及爷爷奶奶带着大哥二哥和姐姐东躲西藏，艰难度日。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奶奶年高多病怕落了外葬，母亲携一家人逃回河南安阳老家。
逃荒出去20多年，家已不成样子，几间破草房已坍塌。母亲费尽周折，由街坊邻居帮忙，盖了五间北屋，在村南岭坡上买了十几亩薄地，一家老小起早贪黑去黄土地里刨食。
那时候大哥8岁，二哥6岁，姐姐3岁。虽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但我不敢想象，从没干过农活的母亲，是怎样挪着虎口长的小脚，用一双绣花的手，举着䦆头、挥着铁锨去跟土坷垃碰头的。
母亲一边遭受父亲无音信心灵上的重创，一边在烈日下饱受劳作的煎熬，还倍受奶奶的辱骂。
奶奶瘫痪了，全凭母亲一人喂药喂饭，端屎端尿。奶奶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母亲把她抱在茅板凳上，用筷子的圆头往外剜，奶奶疼得龇牙咧嘴，大骂母亲犯铁扫帚，把王家的家底都扫光了。
奶奶认为，我家在山西时兴旺发达，父亲娶了母亲没几年就是战乱，回老家后就更穷，她把残酷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灾难，全归结到母亲头上。母亲不还嘴，说，那是命。
虽然失踪的父亲在1948年从外蒙逃回老家，但在解放后，又操起老本行，在安阳市国营门市部搞布匹批发，所以家中的大小事还是靠母亲一人扛着。
全家人的生活
就是母亲的全部责任
1958年，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村里的墙上，到处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万岁”的标语口号，作为人民公社的象征，公共食堂也应运而生，“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
老百姓对公共食堂充满了幻想。在入食堂吃大锅饭的前些日子，由于家家都把粮食背到生产队入了伙，生产队有些底子，还能喝上黏糊糊的小米粥，后来国家号召放卫星，全队劳力都去大办钢铁，荒芜了田地，粮食减产，大锅饭里除了红萝卜“杠子”和菜梗子，没几粒米。
1959年冬，龙泉公社土法上马修水库，全村人只要能走得动的都被生产队长赶到工地。那时候，三哥上小学，爷爷老了，都不用去工地。
大哥参军，二哥二嫂、大嫂和姐姐都去了工地，因侄女才几个月，正吃奶，母亲就撇下三哥和爷爷，怀抱侄女拉着我，随着二嫂去了工地，住进离工地较近的公社大礼堂里。
全乡三四百人挤在地铺上，西北风从吊着塑料布的窗户里灌进来，呜呜作响，连冻带饿的孩子整天齐哭乱叫，母亲将小侄女地抱在怀里，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她哭闹不止的小嘴里，连拍带哄，我依偎在母亲身旁取暖。
一天上午，老师带着学生来工地搞宣传，三哥见到母亲直哭，说他在家连续高烧几天，爷爷顿顿饭祷告，把头磕成了黑疙瘩，打饭晚去一步，生产队的大锅里只剩下洗锅水。母亲听着，不住地抹眼泪。
中午开饭的时间到了，母亲随着长长的队伍往前挪，飘着几片菜叶的稀饭终于领来了，三哥接过饭碗一口气灌到肚里，然后又用手指把碗底的米粒刮干净。
母亲看着三哥饿疯的样子，自己的那碗稀饭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便让三哥喝，三哥二话没说，嘴没离碗边就喝光了，说：“娘，工地上真好，能吃饱饭。”母亲抚摸着三哥的头，喉头蠕动了几下，啥也没说。
前年三哥来我家，说到后来才知道喝了母亲那碗稀饭，使母亲饿了大半天时，堂堂五尺男儿竟泪流满面。
熬过冬天，侄女会吃饭了，母亲就不再去工地。母亲经常望着树头自言自语：“这树咋还不发芽嘞？”等柳树、槐树、杨树好不容易孥出一点嫩芽，母亲就抱上侄女拉着我，到沟头岸边树林子抠树芽。
我在地上给侄女玩，母亲踮着小脚，用绑着长棍的镰刀扒下枝杈，一点点抠着树芽子，有时还惋惜地说：“唉，这树芽还没从娘肚嘞拱出来就叫我把它抠掉了......”
洋槐树上都是刺，把母亲的手划出一道道白印，有时候划破了，鲜血直往外冒，母亲从地上捏点细土，糊住伤口，接着干。
整个春天，母亲天天去扒树头，直到都穿上短袖，树叶老得嚼不动了，别的人家都不吃树头菜了，母亲还要去。
槐树叶榆树叶都不苦，可以直接煮熟吃，柳树叶杨树叶苦，母亲先煮熟，用凉水泡一天，把苦味泡掉，放在干锅里炒炒，用笼布包好，让乡亲们捎给工地上的哥嫂和姐姐吃。
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顶点红薯面蒸成小窝头，贴补爷爷，打点面糊再喂喂侄女，她总是挖点野菜根煮煮糊弄自己。
母亲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脚脖子和脚肿得像发面馍，一按一个坑，好久起不来，穿不上鞋，就把鞋脸剪开。但为了一家人的生存，母亲还是拖着浮肿的腿去扒树头，挖野菜。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在村北转了很多地方找不到一棵野菜，突然发现阴沟边有许多茂盛的萋萋菜，叶子挺硬，叶子边沿满是刺，虽然扎手，但毕竟是绿茵茵的野菜呀。
母亲像发现了宝贝似的，顾不得硬刺把手划成道道白印，还渗着血，一会就揪了一篮子。正准备回家，村里的文子叔走过来一看，提起篮子就把菜给倒在河里，还生气地嚷道：“啥菜都能吃？萋萋菜有毒！”后来母亲后怕地说：“你文子叔当过兵，见识广，要不是他说，还不知闯多大的祸嘞。”
好不容易熬过苦日子，母亲却老了。
母亲的晚年，我们怕母亲一人在小院里住凄凉，让母亲轮流住在儿女家享清福，可母亲到谁家也闲不住，不愿吃一口闲饭，带着老花镜为儿女们、孙辈们做棉衣，做棉鞋，用碎步拼门帘，拼坐垫，拼鞋垫。
谁家有困难母亲都能想得到，都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唯独想不到她自己。
母亲于1995农历三月初八，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带着对儿女的牵挂走了，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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