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红太阳剑桥英语培训(济宁剑桥英语培训班的地址)

麦芒

格丽克诗集《草场》（Meadowlands）。

格丽克

《来自文学共和国的报道：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50年》英文版书封。

米沃什

然而纽斯塔特奖的公开性却让人知道了，米沃什1978年获奖的关键就是那一届评委中同为东欧流亡者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他提名并大力推荐米沃什。当年甚至不到三十八岁的布罗茨基在我看来就是两肋插刀，快人快语，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有水浒中鲁智深的仗义和武松的狠劲。他的提名词很短，只有四段，但劈头第一句就铁板钉钉，不容置疑：

我不带任何犹豫地宣称切斯瓦夫·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4]

这是一句公理一般的判断， 狂得没边了。听好了，你们可能同意，可能不同意，但这就是我的看法，是骡子是马大家都各自牵出来遛遛。也就是说，布罗茨基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当当作响，一家之言，直言不讳，当着各位评委把话事先就撂这儿了，我这一票就这么投，其余你们自己掂量看着办。我喜欢这种公开性的风格，好汉做事好汉当。其实，他只是评委中的一员，同不同意还要看大家的，所以过程是公开的，民主的，令人服气的。

难怪米沃什当年答谢此奖时深有感触地说：

依我来看，纽斯塔特文学奖也属于那些本不应该存在的事物，因为它们对抗这个世界黑暗而且不可改变的秩序……它这次被授予了一位这样的作者，按照市场标准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失败者，仅仅被非常小的一部分公众阅读。创立这项奖的决定在我看来是睿智的，不仅因为我是一名获奖者，也是因为它奖励所有那些在生命的赌博中把注押在不可能性上的人。[5]

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米沃什获得1978年纽斯塔特奖的意义甚至大于他两年后的诺贝尔奖。前者是米沃什作为诗人平生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文学奖，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同行的认可。是布罗茨基和纽斯塔特奖雪中送炭，慧眼识英雄于落难之处，奠定了长寿多智却坎坎坷坷的米沃什此后的一帆风顺。不像诺贝尔奖，由于过程不透明，我们至今仍不知道米沃什怎么两年后，于1980年被瑞典文学院看中恩准，有的仅仅是猜测和传闻。所以，如果把推荐米沃什当作一件独创性的作品，我甚至觉得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剽窃侵犯了纽斯塔特奖和布罗茨基的创意版权。完全可以这么想嘛！

上面这两个例子都来自纽斯塔特奖当时就公开的档案，不是什么秘闻。 而在所谓五十年保密的幌子之下，瑞典文学院多少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岳不群，或者像一个总是举着一根手指故作高深的算命先生，传达奥林匹斯山或者斯德哥尔摩的神谕，冠冕堂皇底下藏着一丝虚伪，以普遍性堵人家嘴。而且越是这样，人们越吃这套，越要像买彩票一样崇拜迷信运气。然而，决定这运气的并不是一个掷骰子的抽象偶然的上帝，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瑞典文学院，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一样，每次都知道他该掷出什么样的点数，只是他不告诉你。

相形之下，我更喜欢纽斯塔特奖这种略带粗犷，更憨厚耿直，更西部赌博式的坦诚态度。我摆明了，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的偏见，不代表别人，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就公开赌博，成败不论，不管前科，每次都是初次相遇，每次都是不同的各路英雄华山论剑，都有偏见，那就个顶个地单挑，众目睽睽，无须经过某个终身政治局的批准，也无须充当终身政治局的一员讲平衡讲政治。

米沃什说的“奖励所有那些在生命的赌博中把注押在不可能性上的人”，翻译成湖南方言就是奖励“霸蛮”。这其实比某种字斟句酌苦心呈现的好似不带偏见的普遍性更坦诚，更“费厄泼赖”！正因为这种完全不同于诺贝尔奖的坦荡和公开性，纽斯塔特奖口碑非常好，以我孤陋所知，好像纽斯塔特奖还真没闹出过像诺贝尔奖这样那样的黑幕丑闻。公开胜过秘密，坦诚克服妄想。

6

提倡普遍性，除了与公开性和透明性有关，更与多样性和多元性有关。自从1901年开始授奖以来，诺贝尔文学奖有119年的历史，早已被人诟病其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迄今总共117位得主中，真正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作家不超过10位。至于女性作家，历史上共有16位。自21世纪以来，共有7位女性获奖者，比例显著增加，这是一个鲜明的进步，也应该是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大力提倡而且引以为傲的。但是，包括今年的格丽克在内，所有这7名女性作家全部是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白人女性，其中又有3位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2007年英国的多丽丝·莱辛，2013年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2020年美国的格丽克，无一非西方非白人的女性作家。

再学学鲁迅《狂人日记》里“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的精神，“翻开历史一查”，就会悚然发现，在诺贝尔奖一百多年的全部历史之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女性作家得主居然只有一位，就是1993年的托妮·莫里森，非洲裔美国小说家。当然，考虑到她是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其实她也可算作西方作家。换句话说，全世界广大的非西方非白人的女性作家中，迄今居然没有一位得过诺贝尔奖。你说对于这广大众多的女性人口，包括女性作家读者，她们的“个人存在的普遍性”在哪儿呢？被搁在了哪儿呢？都轻轻一句就让瑞典文学院用格丽克来统统代表了？

上一次诺贝尔奖颁给赛珍珠的时候，正值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即将于次年全面爆发，整个世界面临巨大的动荡不安。你或许也可以说授予她诺贝尔奖是表彰赛珍珠有着传教士的普世同情心，同情不能自己发言的非西方的中国。到了今年，全球新冠大流行，各个国家惶惶不安，各自封城锁国。在又一次方向不明的全球动荡危机中，瑞典文学院似乎想再一次为人类指点迷津，把代表理想主义的诺贝尔奖颁给另一位美国白人女性作家格丽克，仿佛是希望一种继承狄金森和后自白传统的“简朴的美”和“明晰无疑的诗歌的声音”彰显“个人存在的普遍性”。但是，在我看来，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中，今年瑞典文学院传达的信息恰恰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是一种过时的，眼光狭隘的对当今变动的世界乃至世界文学的误解和误导。

因为，这里所呈现的所谓“个人存在的普遍性”，摆明了，与非西方非白人的广大作者读者无关，与非北大西洋国家的广大作者读者无关。 从1938年的赛珍珠到2020年的格丽克，无论是“中国”还是“个人存在的普遍性”，诺贝尔奖好像是开放了，增强了女性的声音和存在感，可这一切阐释的权力和道德制高点始终原地打转，牢牢被把握在极端封闭保守的一个框架里。这是多样化与多元化世界的准确代表吗？我非常纳闷：以多样性与多元性几乎为零的记录宣扬普遍性，这不是虚伪，不是肥皂泡又是什么？奇怪的是，这还让中国的不少读者译者作者奔走相告，再一次为诺贝尔奖在这方面光荣的零记录欢呼。 所以这叫“纯诗”？所以这叫“纯美学”和“反政治正确”？所以这叫普世性的诗歌？有什么可以激动的？有什么值得欢呼？

7

1967年《海外图书》，也就是《今日世界文学》的前身，在冬季号中刊出“诺贝尔奖研讨会”专辑，赫伯特·霍华斯，一位阿拉伯文学的翻译者和宾州大学英文教授，发表了一篇呼吁，向瑞典文学院提出多项诤言，包括：“致力于发现在大国强权和通行的外交语言之外的作家”；“只有在再三踌躇斟酌之后，瑞典文学院才应该推荐已经被广泛承认授奖的作家”；以及，归根结底，“扩大国际视野的边缘。”[6]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失望于诺贝尔奖在这方面的表现，才促使了纽斯塔特奖的诞生。 伊瓦斯克原本就来自处在“国际视野的边缘”的爱沙尼亚，所以继承了这一批评视角，并在1969年纽斯塔特奖最初的设奖章程里特意引用并重申了这种强调平等和包容的观点：“不应该把来自少为人知的文学的作家放到合格候选人名单的最后。”[7]

半个世纪以来，纽斯塔特奖一共产生了26位得主，得奖者的国籍遍布意大利、哥伦比亚、法国、美国、波兰、原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墨西哥、芬兰、瑞士、印度、瑞典、巴西、巴巴多斯、阿尔及利亚、索马里、澳大利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新西兰、中国、莫桑比克、克罗地亚、荷兰、海地、阿尔巴尼亚、法国。 这些得奖者中不少都是跨文化的流散作家。更重要的是，每届的国际评委也越来越多元化。如果说第一届评委里面全部都是男性，而且只有两位分别来自非洲和亚洲， 那么到如今情形早已大有改观。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查看了一下最近两届评委的国籍和性别。2018年有9位评委，多人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他们的母国与现居国包括：俄国、美国、波斯尼亚、瑞典、印度、古巴、索马里、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英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好家伙，9位评委居然一共拥有13个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背景，性别上则是6位女性3位男性。2020年的9位评委同样分别来自保加利亚、新西兰、苏格兰、美国、伊拉克、意大利、阿联酋、越南、哥伦比亚、加拿大等不同文化背景，5位女性4位男性。由于每一届的得主都是受到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国际作家的多数支持才能最终脱颖而出，文学奖所确立的普遍性因而是建立在扩大多样性的坚实基础上的。这样相对的随机分散性是不是更可能反映世界文学的真实面貌，更公平，更有说服力呢？

相应地，虽然被称作“美国诺贝尔奖”， 纽斯塔特奖却尽其所能避免了美国中心论，没有这是我的地盘，所以要格外扶持照顾美国作家一说。这是纽斯塔特奖真正特立独行，尤为难得的地方。虽然俄克拉荷马大学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东道主，虽然评委里也包括不少美国公民或是移居美国的作家，这样那样也都可算是美国文学的圈内人士，但我掐指数来，在所有26位得奖者中，总共只有三位美国作家获奖。严格意义上实打实的美国出生的得主就一位，1974年的伊丽莎白·毕晓普，恰恰是格丽克的前辈。不过这位大名鼎鼎的毕晓普曾经有几乎二十年时间定居在巴西。另外有两名归化的美国移民诗人，一名就是前面提到的1978年的得主米沃什，原籍波兰。另一位则是2018年得主，海地裔的第一代移民女作家爱德维琪·丹提凯特（Edwidge Danticat）。

这是拿国籍分布说事，再来看女性获奖者所占比例。历史上一共有6位女性作家获得过纽斯塔特奖：1976年美国的毕晓普，1996年阿尔及利亚的阿西娅·杰巴尔，2006年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的克拉丽贝尓·阿莱格里亚，2008年新西兰毛利族的帕翠西亚·格蕾丝，2016年克罗地亚的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再加上2018年海地裔的美国黑人女作家丹提凯特。而在21世纪内产生的11位得主中，女性占有4席。当然，这份名单并不完美，也仍然没有亚洲女作家代表，但与诺贝尔奖相比，好歹是不是更符合多样性与普遍性的要求？不是谈理想主义倾向吗？起码在这一点上，纽斯塔特奖再一次证明自己也许比诺贝尔奖更谦虚，更实在，但又更视野开阔，更包容，更言行一致，更公平一些，也就是说，更体现了诺贝尔奖的理想主义的普遍性要求。

我没有读过上面提到的2018年的纽斯塔特奖得主，也是第三位获得此奖的美国作家丹提凯特，以前也不知道她。今年纽斯塔特奖的得主卡达莱虽然早已在国内被广泛译介，追星者众多，但我坦白，非常惭愧，迄今为止他的小说的中英文翻译我一本也没读过，所以也没有发言权。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位诗人，而这两位主要是小说家，读长篇小说需要大量时间。但我读没读过都没关系，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提醒并证明了我自己的局限和无知。比如丹提凯特得了奖，起码我就知道了，哦，原来当代美国包容万象，有那么一位不是欧洲移民，而是来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女作家，她一定带有她自己的新鲜故事和人生。有人读她，有人喜欢她，提名她，她的声音没有受到忽视，世界广大，这就是普遍性。太棒了！

对于卡达莱，我也持同样观点。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是否卡达莱真就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最棒的作家，还有，一味渲染他与阿尔巴尼亚复杂的政治纠葛是否属于另一种媚俗和矫情。但起码，偏听则暗，兼听未必一定明，甚至可能更暗。然而，谁能说这种更暗不是一种明智呢。天哪，世界这么大，我仍然这么无知，这么坐井观天，孤陋寡闻。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大国未必有真正的大诗人，小国未必没有真正的大作家。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读者，仍然能够获得这样的自我认识，太惭愧了，太幸福了！

8

如果真正奉行“理想主义倾向”的原则，任何国际文学奖的目的都应该是扩大我们未知的范围，或者，“扩大国际视野的边缘”，培养应该有的敬畏之心。而且，注意，我这里所强调的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不是把广大世界主观缩小为某个权威文学院的“小世界”，不是像井底之蛙一样把地球真的想象缩小成一个地球村，村里所有的人我都认得，都攀得上关系，都是斯德哥尔摩村，都是纽约村，都是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所有当代世界的女诗人都一定必须是狄金森的近房远房亲戚。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没错！但反过来，世界的普遍性也未必意味着只有用英语写作的白人女诗人这一粒沙，天堂里也未必意味着只有用英语写作的白人女诗人这一朵花。到了2020年，不管是从狄金森到格丽克，还是从赛珍珠到格丽克，我倒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浩瀚世界怎么在瑞典文学院的眼中反而在时光倒流，越转越封闭，越转越小了呢？每次都用英语脱帽重复同样的问候，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礼貌是礼貌，个人性是个人性，厌不厌，烦不烦哪！多无聊，多没劲！

按我说来，有两种普遍性，一种是扩大视野，尊重承认他者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普遍性。另一种是缩小视野，摒弃他者，倚老卖老，唯我独尊，“朕即天下”的普遍性。瑞典文学院今年给格丽克发奖，我觉得骨子里就是后者，表面上说是普遍性，实际上是文化孤立主义，是北大西洋东岸给北大西洋西岸发心理安全和安慰奖，发北大西洋文学朋友圈奖，发北约文学奖，发文化自信奖。说一句不冤枉的话，它不是搭桥，而是筑墙，强调区分你们我们，讲究墙里墙外，甚至追求意识形态站队的小家子气：你们——不存在，我们——普遍性。归根结底还是走回老路，老子天下第一，条条道路通罗马，或者通斯德哥尔摩，或者通美国传统精英的新英格兰。

同样的，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批评，也不等于简单地在中文世界里主张：那就让我们自己关起门来举办一个美其名曰的国际文学奖，但把奖都给我们自己认识的中国作家或者我们曲里拐弯费尽心机攀附上的称兄道弟七姑八姨的外国同行，还号称我们就已经代表了人类宇宙普遍性，为国争光，每次都是找那些国际走秀的大腕，每次都急功近利地借人家唱戏自己抢占风光。你想，他人会怎么想？到目前为止，纽斯塔特奖似乎还没染上这毛病。

9

庄子《秋水》一篇的开头是：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瑞典文学院到底是河伯还是北海之神？我怎么觉得它更有几分像河伯呀，而且还是没醒悟过来的河伯？庄子笔下的北海之神相形之下谦虚清醒多了：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

哪怕汪洋如斯，这位北海之神也没把自己当成东方版的“北大西洋”。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千万别以为自我就是中心，“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万物之美皆备于我。天下的普遍性并非唯北大西洋独尊。

当年留美归来，自以为深得英美古典主义和自由主义真传的梁实秋心高气傲，如前面所提到过的，主张“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结果在鲁迅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被后者谆谆教诲：“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同理，“个人存在的普遍性”未必就一定在诺贝尔奖钦定的某个“言必称希腊”的美国女诗人那里。万物杂而不齐，既不言必称希腊，也不言必称阿赫玛托娃狄金森普拉斯格丽克，也不言必称屈原李白杜甫伟大中国诗歌非我莫属。一定要尊重真正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哪怕没有看见别人在聚光灯下说话，也许他们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剥夺了机会或者选择缺席而已。

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能“日不落”，不能将多样性和多元性一手遮天或者一叶障目，那种只知道照一面镜子，老是看见“我，我，我”的普遍性是狭隘可笑的，这是更根本的、更颠扑不破的普遍性。

2020年10月22日

美国康州新伦敦

注释：

[1] 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30-131页。

[2] Daniel Simon, ed.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50 Years of 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 1970–2020, Dallas, Texas: Phoneme Media / Deep Vellum, 2020.

[3]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5.

[4]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65.

[5]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67.

[6]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4.

[7]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319.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