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融资平台的广义概念
目前虽然多个文件提及政府投资项目，但非经营性项目的界限仍未堵死，如《政府投资条例》规定“对确需支持的经营性项目，主要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也可以适当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政府投资项目的边界还需进一步明确。
2.3.平台名单难以实时覆盖新平台
中债登口径主要来自于中国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2014年5月19日推出 “中债城投债收益率曲线”时设立的标准[17]，仅针对发债办的城投平台，样本较少，目前含有2,100家平台公司。
可见，城投平台的改投主要业务还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棚改、土地整理开发，同时叠加转型压力，从事非公益性项目（其他类）的平台也不在少数。
各监管部门不断完善对融资平台的监管，强化地方政府风险防范的政策性文件频出。具体来说可以分位以下几个阶段，2008-2009年是政策支持阶段，城投平台市场快速扩张。2010年19号文拉开平台监管的序幕，直至2014年《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19](下文简称“43号文”)出台以前，平台监管以信贷为重要抓手，以控“量”为主要338号文手段，重堵不重疏。2014年-2016年11月是“4办3号文”时期，强调“开正门、堵偏门”，并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但政策性执行力度261号文较差。2016年11月《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下发改文简称“88号文”）[20]的出台标志着“后43号文”时期的开启，这个阶段强调“疏堵结合”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然中间政策有过放松，但是执行力度非常强。
2008-2009年：政策多方利好，城投债爆发式增长
2010-2014年（“19号文”时期）：以信贷为重要抓手，以控量为主要手段，重堵不重疏
2014年9月-2016年11月（“43号文”时期）：开正门、堵偏门，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
2016年11月-至今（“后43号文”时期）：继续加强疏堵结合，执行性强
面对市场的恐慌，2018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放松政策，会议强调要“按照市场化原则满足融资平台合理需求”，并在之后的一系列文件中强调加大基建与补短板领域投入，由261号文于平台承接项目涉及大部分基建以及补短板，市场再一次看好城投债，平台融资终于得以喘息。
整体来看，“后43号文”时代，政策执行力度明显加强，虽然对平台监管有紧有松，但是投资“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平台转型并实现与政府融资职能脱钩”的主线条从未改变。
1.剥离政府信用是大势所趋
2019年5月5号《政府投资条例》出台，从政府投资端限制地方政府举债规模，造成市场上新一轮的城投严监管担忧，但是紧接着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推动收费高速公路项目的地方政府债沪券置换，为以收费公路为主要业务的平台公司带来一波利好。所以短期来看，在政策强调平台“按照市场化原则合理融资”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认为短期平台融资会承受类似17年下半年强监管的重压，很有可能短期维持宽松。
1.2.城投陆续退出平台，不再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职能
而另一种模式是通过地方政府公告声明城投将退出融资平台，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比如绍兴市以公告转型的方式[41]，将全市181家平台公司全部完成转型，浙江省正大刀阔斧推动平台公司退出平台[42]。
2浦发.1.平台公司怎么转型？
《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的实施意见发改》（衢政办发[2018]88号）[45]
2.具体业务角度：
首先，我们对融资平台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梳理浦发，平台公司是我国发展的时代投资性产物，它的出现是迎合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的需要，最初融资平台主要突出其地方国企属性，以及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的职能，之后政策强调融资平台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公益性项目”又进一步完善成“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为了加深理解，我们尝试从股权界定、平台功能、融资平台名单三个方面对融资平台概念进行再探究，但是发现融资平台的定义仍不太明晰。改投最终我们仍采用融资平台的广义概念，即融资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沪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1）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受限，基建投资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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