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提高起征点，还是降低税率？
适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劳动者收入，以拉动消费，这是每年两会，代表委员和百姓都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迟了之一。
代表委员提出的提案议案建议中，主要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比如有代表委员建议从现有的5000元提高到10000元；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尤其是45%的最高税率，因为我国的最高税率标准目前明显高于新加坡，也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但这两种方式之下，得到更多优惠的群体是有差异的。一位有着十几年税务工作经验的财务主管帮记者算了这样几笔账。
假如劳动者年薪为12万元，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后，每月少交个税80多元；如果还能享受教育、养老、购房等抵扣，实际少缴纳的个税一年累计可能只有几百元，最多千元左右。
假如劳动者年薪为30万元，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后，一年缴纳的个税会从19000元左右降到9600元左右，降幅近50%。
假如劳动者年薪为120万元，如果按照深圳市的做法，最高税率从45%降低到25%封顶，那么一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会从295000元降到233迟了000元左右，降幅20%左右。
该财务主管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提高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听上去确实激动人心，但对于收入万元左右的劳动者来说，因为本身各种抵扣之后，所缴纳的个税本就比较少，因此即使所有收入都在免征范围内，但真正得到的实惠并不多。高收入人群，比如百万年薪的劳动者，当然也影响较小。而收入30万左右的劳动者是“最划算”的，他们少缴纳个税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由此可见，深圳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让利于高收入的“高级打工人”。
关键：区分高收入者是劳动所得还是资本所得？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就提交了关多少于降低个税最高税率、减少税率级距等建议。
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对当前工资薪金个税税率和级距进行调整，即最高税率由45%降低至25%，减少税率级距，以5%、10%、15%、20%、25%五级税率；但对于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可从现在的20%提高到30%，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实个税的起征点不是最重要，个税改革真正要动的应该是降低税率和扩大级距差。”秦荣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全世界也算是比较高的，而且目前收入达到25%税率的征员工税主体还是劳动者，本质也是工薪收入者，实际上是征不到‘老板们’的税的，但资本所得所承担的税收责任太低。而且真正的富人也可以以各种方式避税，比如把个人消费转化为企业消费，吃饭、用车、买东西……都可以作为公司成本预支。但再高级的打工人也是打工人，其个税都是超过由企业代扣代缴的。”秦荣生表示。
“过高的税率可能会助长富人避税动机，因此针对高收入人群，需要区分‘拿工资的’和‘拿股权的’，即收入是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前者应该税收返还和奖励，后者则应该加大税收力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李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李巍认为，争论背后的根本性问题是对“高收入者”的认定问题，年工资收入百万的“高级打工人”算不算高收入者？
“中国的高端人才大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主要城市，这些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关系民生的生活成本极个人所得税其高昂，必须给高端人才匹配相应体面的收入，免除他们的生活压力，以专超过注于智力供给。”李巍说。
深圳为何要为“高级打工人”降税？答案显而易见：“抢人”，尤其是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
来自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1756万报人，其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06.59万人，约占28.85%；深圳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98万人，技能人才总量39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38.6万人；深圳引进国内人才18.57万人，引进海外留学人员2.06万人，全市累计认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1.7万人；从1999年迎来第一位院士，到2013年诞生首位本土院士，截至目前，深圳全职院士人数已达72人……
实际上，为了吸纳人才，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北上广等深圳各地都出台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时期或者特定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覆盖人群都比较小，深圳每年拿出10亿元如此大的工资手笔，确实堪称开了先河。
建议：降税是中美人才竞争的关键，“北上广”要跟进？
李巍认为，对高端人才采取必要的税收政策调整，降低他们的税负，已多少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员工他还特别强调，个税调整问题不能只局限在地区竞争的视角，也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和思考。
“中国现在发展面临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缴纳是‘全面竞争战略’，也就是说，竞争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主题。而我认为，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两个最大的短板，一是金融（美元霸权），二是科技，但这两大产业都是人才主缴纳导型的产业，竞争的核心都是人才。”李巍表示。
在李巍看来，美国的华尔街和硅谷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和人才，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就无法与美国竞争，因为一个国家是无法对抗全世界的，因此，中国也需要在留住本国人才的同时，也吸纳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吸引人才，就要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和生活待遇。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用人单位提供给人才的报酬在不断提高，但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与科技创新人才所需要的条件，出现了不匹配，这就导致在一些情况下，我个人所得税们的税收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的障碍。比如上海和香港在吸引金融人才方面，上海就因为税收政策，而常常处于下风。”李巍说。
李巍和秦荣生都表示，非常认可深圳在这方面的尝试，尽管类似举措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推广的基础和可行性，但对于深圳北上广等高端人才聚集的城市，是可以借鉴的。
“目前，作为‘中国创新第一城’的深圳已经在严肃地直面这一问题，并正在尝试进行重要的改革试验，给其他地方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类似政策其实不需要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毕竟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少数要城市，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绝大多数地区不需要，而且地方政府的财力也无法实现。我报建议要，在不挑战国家整体税收制度的前提下，北上广深等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返税或者税收奖励政策。”李巍表示。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责编：郭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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