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誉本质
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商誉初始确认和计量的研究重点关注了自创商誉是否进行确认的问题。自创商誉是企业自身发展积累的非外购方式获取被并购企业的商经济法誉部分。对于自创商誉的研究存在多种观点：有的认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本质一致（陶亚文、石春茂， 1998）[9] 。有的学者则认为基于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的要求，不应确认计量和入账自创商誉（葛家澍，1996）[10] 。也有学者认为在自创商誉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它纳入报表范围内，从步骤到阶段到行业逐步进行规范和披露（邓小洋，2003）[11] 。国内外对商誉确认后的经济后果有如下研究定义：企业并购时，企业并购业绩随着合并成本的变高而提升（冯卫东，2014）[12] 。有学者选取 1982-1988 年之间确认商誉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与企业股价呈正相关关系，商誉的确认可以反应出公司的资产状况及未来盈利情况(Jennings , 1996)[13] 。商誉想要可靠计量必须要净化商誉，计量的商誉应该只有并购协同作用产生及被并购企业自创产生的（杜兴强，2011）[14] 。关于计量方法方面，有学者发现采用收益法进行业绩的预测会显著高于实际业绩情况（谢纪刚，2013）[15] 。
三、商誉后续计量及信息披露
由摊销法替代为减值测试法是我国现行商誉后续计量准则发生的最显著变化。然而对于这一改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赞成对减值测试法的学者认为，通过每年进行减值测试更有利于反映它代表的超额盈利能力的本质，可以不断修正商誉金额，提供出更有时效性和应用性的财务信息（包勇，2009）[16] ；有利于降为什么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吴虹雁，2014）[17] ；商誉减值测试法的应用解除了因为缺乏一种一致认可的价值评估的可靠办法从而导致的对商誉减值计算的准确性的担心，还提高了企业对未来的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Cheol Lee，2011）[18] 。反对者则认为减值测试法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多主观性因素，比如获取公允价值时使用了很多假设性条件（周华、刘俊海、戴德明，2010）商誉[19] ；国外学者通过实证分析，选取了400多个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均实施了 SFAS 第 142 号商誉减值准则，发现商誉减值传递出负面信息，会影响投资者决策。如果企业正处在盈利的情况时，商誉减值计与企业盈利情况呈负相关关系（Wei XU，2011）[20] 。部分学者结合了双方的意见，建议并行摊销法与减值测试（张琴，2007）[21] 。有学者进行商誉和盈余管理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商誉减值计提比例不足的情况，商誉确认金额越大，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空间越大（里面陆正华等，2010）[22] 。关于商誉后续计量信息披露方面，有专家学者认为，商誉减值的相关信息的披露需要更是加关注非财务信息的披露，要在附注中对商誉产生的并购时间，评估结果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等进行补充说明（成燕，2010）[23] 。也有学者认为商誉非财务信息中应该包含企业资源信息披露，比如企业品牌、公司文化等超额价值创造过程的相关信息（冯卫东， 2010）[24]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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