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总是习惯性地从知识产权黄河讲起。

在距离兰州五十多公里的黄河上游，洮河与黄河静静地交汇在一起。在附近的山上，有一片读者林。这一片读者林是理想主义者，在实现理想过程中，自案例我与山水的美丽邂逅。

和这片林一样，杂志社也离黄河不远。

2019年5月，《读者》累计发行量突破20亿册，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数字。但同样也是一个传统纸媒的末日余晖，我们先来说说这开始时的故事。

三个人的故事

1968年，一位刚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的青年，被分配到安西(今酒泉瓜州县)进行“再教育”。当年案例分析他以数学满分，物理98分考进清华，谁曾料想面对巨大的政治运动，自己却要来到这三两星火是瓜州的大漠戈壁。仿佛自己的一切已戛然而止，只有这枯骸般的身躯在大风中摇荡。每当风停了的夜晚，坐在戈壁的大石头上，抬头向天上看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这种陌生感，他4岁那年和母亲从山东老家坐了11天的胶轮大车，去北京投奔父亲的路上就体会过一次。但那次孩童稚嫩的眼神中还充满着期待，现在只有未知。

在酒泉一待就是10年，直到1978年全国搞专业归口，对知识分子进行调整。他并不对口地被调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

同样也在1968年，出生于甘肃武威的一个农家青年，在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也要去安西进行工农兵再教育。他比较幸运，由于自己农民大学生的身份，在酒泉待了三年便被调到了甘肃省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之后一直待在出版社。神奇的是，两个后来会一起创办《读者》杂志的理科生，在安西却从未相遇过。而第一次相识，还是在出版社里源于一道趣味数学题，理科生的相遇就是这么的充满“函数”味道。

时间来到1980年秋，武威的青年来社里的第八个年头，组织上交给他一个任务——创办一份杂志。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他的那位“函数”朋友，由此两人便成为了杂志的创始人。

另一个年轻人，比他俩小了将近10岁。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考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他，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尽管自己的父亲是理化教授。这源自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中学毕业后他被分到了钢球车间做工人，正值“批林批孔”，巨大的好奇使他歪打正着地看了许多书。这是他对历史兴趣的开端。十年文革对一个人的影响，远胜于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8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甘肃人民出版社。82年初，两个人的《读者》创作团队，变成了三个人，总算是来了一个和文学沾边的人。

这三人就是对《读者》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清华毕业的郑元绪、兰大地质地理系的胡亚权、兰大历史系的彭长城。

从左到右依次为郑元绪、胡亚权、彭长城

这当中属彭长城待的时间最长，从创刊第二年一直待到了读者传媒上市的第二年。2015年读者传媒在上交所上市，此时的彭长城已是读者传媒的副董事长、总经理。一年后，彭长城功成身退。他可是《读者》的颜值担当，起码开始的时候是，离开的时候早已成了“光头大叔”。

刚入社时的彭长城

最早离开的是，郑元绪。忧郁的他常常喜欢坐在兰山上，远眺黄河。问君能有几多愁，黄河也都带不走。1994年4月，郑元绪离开了兰州。而离开的背后是个人情感原因，社里表示让他换个部门，但他还是婉拒了。

其实胡亚权早在1984年就从编辑部调走了，调到了同属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甘肃少儿出版社，还在一栋楼里。一直到郑元旭离开那一年，由于缺一个能稳定军心的人，社里又决定将胡亚权调回了《读者》。这一干，就一直干到了退休。

创刊不易

眼瞅着就要出版了，为了能更好地将杂志推广出去，他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投放广告。这个广告差一点葬送了这份杂志。由于《光明日报》影响力较大，广告被两位领导同志看见了，认为其中的《彭德怀的最后八年》、《省委第一书记》以及一篇讲述刘少奇蒙难的文章过于敏感。中宣部立即下文，问一份刚创办的杂志，怎么一开始就弄这么多敏感的问题？

好在社里帮着顶住了压力，在抽掉这几篇文章，又从别处找来一些文章，填补了留下的空白后被有关部中美门审查通过了，同意出版。而被填补上去的正是，“老许，你要老婆不要？只要你开金口，我这就给你送来！”，这篇原发于宁夏《朔方》上的张贤亮创作的《灵与肉》，后来被谢晋改编成电影《牧马人》。而这句经典的台词，早先火遍全网。

经历此事也让《读者》此后不再触碰禁区，也不主动贴近热点。一心只摘圣贤书。

1981年4月，《读者》正式以“读者文摘”的名称创刊，页码48页，定价3角。

中美在知识产权上的首回合较量

1982年初，也就是《读者》刚刚创刊不到一年。美国《读者文摘》远东副总经理韦克韦尔德致信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许力以，责令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停止使用“读者文摘”。这封信被转交给了《读者》编辑部，编辑部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其实早在1965年，美国《读者文摘》就已经在香港创办了中文版的《读者文摘》，《读者》的两位创办者也是在创办之初从好友寄来的《读者文摘》中找到了一些灵感。

事情远没有结束。198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案例商标法》。敏锐的美国人，第一时间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中文版《读者文摘》的商标，当年12月30日，国家工商局给予注册，有效期10年。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在美方提交申请后，国家商标管理部门还曾专门打电话通知甘肃方面，但由于当时机构混乱，通讯落后，不知道甘肃这边是谁接了电话，丝毫没有引起这方面的重视。更没有人，将电话内容转达给《读者》编辑部。失败由此已经注定了。法律虽然通过了，但法律意识并没有随之起来，我们自己通过的法律却成为了大洋彼岸竞争者有利的攻击手段。

如今，当深受美国长臂管辖之害的中国企业，在看到这里时，想必也都明白，法律这只手一直在人家那里。他们也更能理解，这其实无关乎法律意识，而是关乎国际影响力，那种可以把“黑的说成是白的”的影响力。

在沉寂四年后，美国方面开始大举进攻。先是以《读者》曾大量转载他们的文章为由，进行索赔。同时，对《读者》使用的“读者文摘”商标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看到这，我们觉得也还合情合理，但我们熟悉的那股“无耻”的味道马上就来。他们进一步要求《读者》必须立即停刊，并将所有订户名单交给美国《读者文摘》协会，如不照做，将发起巨额索赔。

《读者》被迫第一次做出改变，将名称改为“读者文摘月刊”，美国人并未善罢甘休，再次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致函：认为月刊二字不具备显著性，仍然认定侵权。

时间来到了1992年，中国加入了《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中美》和《世界版权条约》，《读者》的压力变大了，再不能这样耗下去了，最终还是极不情愿地改成了现在使用的《读者》。从这份群追猛打的劲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这头狼可不会轻易鸣金收兵，一定要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侵权案

从“心灵鸡汤”到“美吹、欧吹”

一直以来，所谓心灵毒鸡汤的称谓一直伴随着读者。正所谓看过好多《读者》，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本杂志创刊之初的定位，就是想给在官方语境下生活的人们一种带有明显个人感性色彩的心灵慰藉。这在当时，确实能让不少人从“革命的呼喊声”中安静下来，来好好地感受自己的周遭。但这种将故事和知识产权浅显道理的随意搭接，很难真正意义上实现一种持久的，具有自我塑造力的文化内核。事非经过不知难，心智的成熟还是需要仰仗漫长的教育过程和自我经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读者》故事的原型，而之所以能成为故事本身还是得靠自己的这一路走来，而不是服用一些安慰剂。

因此这种泛泛而谈的鸡汤，只能作为一种过渡，一种从特殊年代到正常年代的过渡。甚至当我们的生活逐步变好后，当我们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的时候，那种朴素的对于欧美的向往，也正在逐步转变。

随着西方影响力的见微，为我们最早带来对西方”假想式“憧憬的《读者》首当其冲，成为了攻击的对象。

这种批判是一种”事后先见“式的批判。在改革开放之初，你不可能只想着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而试图剥离缠绕在先进文化上的种侵权种关于西方的制度、社会、人性的赞誉和憧憬。这不是《读者》所能剥离的，这是全世界后起的民族都需面临的难题。

早在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读者》就已经被抓过典型。列出的罪证和上面讲的也差不多。《读者》为此还导致了停刊。后来组织的清查小组对《读者》的审查意见是：有些文章引用了原文，由于没有处理，有些夸大的倾向；有些文章，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接受度。但原则上，还是支持杂志继续办下去。

现在随着国力的增强，文化自信使得我们能够从原有的文章中读出那种滑稽的膜拜。但你不能要求三十年前的人，保持有这种自信，这种毛泽东般的先见的睿智。好在东风早已压倒西风。

读者的未来

在2015年《读者》所在的读者传媒谋划上市时，在其招股书里很明确地写到了，所面临的风险。

新型媒体对纸媒的冲击是全方面的，当你在今日头条上阅读到我的这篇文章时，肯案例分析定会回想自己上一次看《读者》是什么时候。《读者》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版，但时代的变化，根本不是形式的变化。这个时代留给《读者》们的时间不多了。

《读者》恐怕很难像敦煌一样，持久地成为甘肃的骄傲。

参考文献：

1.《解密《读者》1981—2008》 师永刚

2.《读者传媒招股说明书》

3.《读者传媒2020年度报告》

4.《读者传媒2019年度报告》

5.《放大镜下看《读者》》

6.《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化矛盾与文化走向》 邹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