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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阴历四月初四(2000年农历四月初四出生的女孩子)


到今年8月底,二舅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两年了。在这一年半的时光里,我总是会时不时地想起他老人家来。是的,我思念我的二舅。



1939年,我二舅生于朔县下团堡村。二舅幼年的时候,虎头虎脑,活泼可爱;少年的时候,多言快语,顽皮人嫌;青年的时候,虎背熊腰,倔强好动。这是我从母亲对二舅的多次回忆中总结出来的大致形象。


“你二舅到了十来岁的时候,政府号召娃娃们读书,可你二舅死活不进学校的门,你姥爷前脚送进来,他后脚就随着跑出来。三番五次后,你姥爷也就失去了信心,只好把妈妈送进去凑数。”这是我母亲多次说过的话。


“不想念书,你就得好好学习种地。”我姥爷冷冷地说。


可我二舅偏偏是地也不想种,成天思谋的还是上房掏雀儿、下河捞鱼儿之类的事。这也难怪,那时他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狗还嫌”的娃娃。不过,在我姥爷看来,十二三岁正是学习种地的大好时节,庄户人不学种地,这还了得?每逢二舅蹲在地上不愿出地时,姥爷就不由分辨地拿着鞭杆打。



我姥爷年轻时是赶大车的,鞭杆打人那是拿手的好戏。偏偏二舅是个犟八头,咬着牙、抱着头接受着鞭杆的“洗礼”。每到这时,我姥娘总是踮着小脚慌忙从家里跑出来,一边骂丈夫,一边喊着让二舅快跑。这时,二舅才“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可是,他还是原地不动地坐在那里“呜呜”地哭。我姥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一把夺了姥爷手里的鞭杆,嘴里骂着“你个活牲口”之类的话语,心中的愤怒好像才得以平息,转而再劝二舅跟着姥爷去地头。


就这样,二舅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洗礼”,终于服服帖帖地欢快地跟着我姥爷下地了。



我母亲兄妹五人,二舅排行老二,村里的人就叫他高二,或者是高二小。其实,他也是有大名的,叫高应贵。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团堡村也和其他村里情况一样——极度的贫穷,大后生娶不上媳妇的人层出不穷。于是村里人就开始到甘肃、河南等地去“引媳妇”,大约是1970年,眼看着二舅已经三十出头了,姥爷把攒下的五百多块让二舅拿着去兰州“引媳妇”,结果是媳妇没“引”回来,钱却被人家骗了个光,差点没有回到朔县。从此,二舅就变得少言寡语了。



然而,姥爷和老娘并不甘心,一边从牙缝里攒钱,一边向亲戚们筹借。大约是1971年,二舅在我姨夫的陪伴下,再次踏进陕西的土地,半个月后,媳妇还是没有“引”回来,带的钱却花得所剩无几了。媳妇没“引”来,还欠了一屁股债务,二舅的精神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病一场后,人就变得更加无精打采了。


1974年,我姥爷去世,当民办老师的三舅也到了成家的年龄,我姥娘怕三舅也打了光棍,只好给他张罗了。等到三舅成家后,二舅已年过不惑了,更要命的是姥娘家里已经身无分文了,光棍的命运似乎就这样注定了下来。二舅哩,从此也就死了娶亲的心事。



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姥娘、二舅、三舅三个人的自留地、承包地好像是20来亩吧,也就由我二舅一个人给“承包”了。



无可奈何当了光棍后,二舅的心也就释然了,脸上重新有了光彩,言语也多了起来,一心一意地扑在了20亩贫瘠的土地上,而且常年养着七八只绵羊,多的时候达到十几只。光景也就慢慢地好转了起来。


我三舅1973年当了民办老师,收入一直极其微薄,成婚后先后生下4个子女,如果不是二舅帮办着种地,他的那点工资养活一个娃娃也是吃力的。对此三舅也是心知肚明的、感激万分的。二舅有一块承包地在村口的大西南,宽有三四米,长却有二里把半,一眼望不到头。二舅去世后,我三舅把他安葬在了这里。下完葬后,三舅早已哭成了泪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指着这片平展展的土地对我说:“这片地刚分下来时,高低不平,石子比黄土还多哩,你二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才一担一担地把石子担到地头跟前的。所以三舅今天把他安葬在这里。”


看看这片平整的土地,再看看地头那小山似的石子,我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四五年的时间,靠着手刨肩挑,竟然堆起了一座小山,这需要洒下多少汗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完成啊。


石子清理出来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二舅从春忙到秋,从来不叫一声苦,山药、玉米、黍子、谷子、胡麻轮着茬子种,到了秋天,二舅赶着毛驴车,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搬运,直到把最后的一捆玉茭杆拉回家里才算画上了秋收的句号。


粮食虽说也没少打下,也仅仅是能颠掉个白面大米而已。于是,二舅就在院里发展养羊,2只,3只,5只,直到十几只。羊养的多了,营生也就多了,夏秋两季出地劳动时,二舅没有一次是空着手回来的,四五十斤重的草垛子背在后背,气喘吁吁地行进在回家的路上。记得是2009年暑天的一个上午,我去看二舅,大门紧锁着,我只好等。大约快12点时,二舅背着一捆青草走到了巷子口,其时,他的背已经驼得严重了,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捆摇晃着的青草在向我走来。


我忙着迎上去,说:“您儿不能少背上些,不怕压死?”


“看你说哩,还能压死?热红晌的你咋来啦?”二舅卸下青草,喘着粗气说。


细算一下,这一年,二舅已是整整70岁的人了。



我姥娘是2000年阴历四月初四去世的。去世前的五年时间里因煤气中毒瘫痪在了炕上,下不了地。五年中,尽管我母亲、大姨、三舅、三妗也没少出力,但比起我二舅来,那就不值得多说了。我们姨弟们私下里都说,要是没有二舅的殷勤照料,姥娘能多活五年是不敢想象的。村里的人也说,多亏了高二这个光棍孝子。


姥娘死后出殡前的那个晚上,移灵后已是深夜12点多了。二舅趴在姥娘的灵前放声大哭:“妈——你丢下我这个光棍儿子可咋活呀——你咋不把我也引上哩——”听得我们在场的人无不泪水滂沱。



光棍人实在是可怜,姥娘下世后,二舅更加孤单了。我每一次去看他,他都拉着我的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记得是四年前的一天,我去看二舅。见我来了他自是高兴,圪蹴在碗柜前,伸出一只手向里掏,工夫不大掏出了一盒“芙蓉王”香烟来,二话不说就往我的倒插里装,说:“这是半个月前村里一个红事宴上的喜烟,二舅没舍得吃,专门给你留着哩。”我听后,眼里阵阵发酸,赶紧把烟掏出来放在锅头上。


2017年8月2日的一天下午,我去看二舅,他有些迟疑地说:“二舅想你妈了,她咋不来,是不是难活哩?”这是我和二舅见过的最后一面。我返回城里的第四天,我母亲和我弟弟、大妹一起去看他,回来后母亲还对我说:“你二舅精神不错,看样子再活个四五年问题不大。”


哪里可曾想到,母亲的话没过十几天,二舅竟然失踪了,这一天是8月19日,等到8月29日派出所从朔城区垃圾处理厂东北角的沟里找到时,除了衣服完整外,已是一堆白骨了。可怜啊,天下再没有比我二舅可怜的人了。


我姥娘去世后,二舅加入了五保户。近十来年,党和政府给予了不少的关怀,送米面柴炭,送衣服被褥,一样也是不少的。可他竟然没有这个福分再享受了。


可怜啊,我的二舅!至死时,我们给你买的食品和鲜奶,还基本完整地摆放在柜顶上哩,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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