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好听音乐工作室(中国著名音乐工作室)

想从一首歌或是一张唱片里就得到拯救纯粹是件水中捞月的蠢事。说到底，自己对自己的快乐负责似乎更靠谱一点。1995年，香港回归指日可待，京九铁路全面开通，GDP长势喜人。只是，中国的本土音乐，怎么还那么腻啊？

火风的《大花轿》很西北风，很瓷实的厚重感里又带着一些嬉皮式的欢乐分子，只是那里面有太多《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感觉；陈少华《九九女儿红》也赢了个黄土高坡的贴边奖，似乎那一年整个中国的音乐都离不开白羊肚的手巾和西北风的沧桑。倒是民谣常青树高晓松的一曲《B小调雨后曲》很文艺很东北，也把21岁的叶蓓托得很红。那时候，崔健稍稍缓口气，整个中国音乐便似乎变成了真空。把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之后，中国音乐却开始原地踏步，与其说喜欢在编排音符中找到“拼命挣钱之后的小轻松”，不如说中国音乐在求变的过程中既靠不了西方唯美音乐的岸，又系不好中国纯乡土音乐的缆绳，于是绝大多数玩音乐的人，都不得不热衷于用“风格”来掩饰苍白，由此来维持那脆弱的小自尊。

幸好，那一年，有一首虽不大火，却足够欣慰的《哪里天涯有鲜花》。

哪里天涯有鲜花呀，哪里有人在说话；

哪里给我一杯茶呀，我的家就在路上。

打起背包去天涯呀，哪里就是我的家；

岁月时光多变化呀，我的心只在路上。

不再苦恼那情感，不再去想爱不爱；

你的孤单说出来啊，跟我去向那天涯。

眼前灯光真遥远，心情已经变得淡；

不管天是昏和暗，我的心只在路上。

不再苦恼那情感，不再去想爱不爱；

你的孤单说出来啊，跟我去向那天涯。

哎伊呀伊呦，哎伊呀伊呦，哎伊呀伊呦，哎呦

1995年中央一套八点档的重磅级节目“东方时空”的“九五新歌”栏目播放了MTV《诺言》和《哪里天涯有鲜花》。歌手宝罗由此成为中国非主流音乐圈中第一位入选东方时空的歌手。要知道，那时候，宝罗还是一个在夜店里赶场的不入流的小角色。

可是，那“哎伊呀伊呦，哎伊呀伊呦”的清丽出尘，像一曲梵音的尾声部，渐缓渐弱，却针一样扎进胸腔里最怕疼的痒点上，让人感觉，那才是真正用心唱出来的歌。宝罗的歌天然地释放着宇宙黑洞一样巨大的魔力，很绿色，无公害，不会利用任何矫情的技巧卖弄噱头，或者说，她的歌本来就是用来治疗某种“青春疲惫症”的。

“这个世界很大，很热闹，但它实际上是空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壳里，唯一真实的是时间，只有时间是永恒的，生活的魅力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享受这个过程，这对我非常重要，很多人都说音乐是自己的生命，但我不这么看，音乐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希望通过它与外界对话并且能从中享受乐趣。”享受乐趣，并传播这种乐趣，宝罗的天涯里，到处是鲜花。

她本来有一个很符合性别的名字，王笑梅这名字很哲学很好听很女人味，只是她不喜欢。长得太过娇小的她更喜欢别人叫自己宝罗。中性，刚阳，“与我的性格很搭。”

和她的名字一样，宝罗的性格里充满了男孩子一样的反叛和另类。

第一天上学，老师就找到她妈妈说她不见了，大队人马四下里找，最后发现她在自己呆了三年的幼儿园里给小朋友们唱歌；每次拉着奶奶的手上街，都会被一大群人围住，因为，那张小嘴一刻不停的唱，却又偏偏唱得那么好听。

第一天上学就翘课，已经预示了宝罗不会是个三好学生。一进教室就想睡觉，下课铃一响就立即打了兴奋剂，每次考试不及格找家长的名单里准有她。

8岁时学校校庆，天生一付好嗓子的宝罗被安排唱校歌。但是等她上了台，竟然沉默了两分钟，然后弯腰敬礼，说：“演出至此结束。”转身下台去了。“我只是讨厌被命令，特别是命令我做我本来不喜欢的事情。”为此，宝罗被禁止上课一星期。但显然任何的条条框框和淑女守则都不适合她。因为身材矮小，很多人都会摸着她的头问她的年纪，这让她很反感，她会故意找茬去惹那些比她高过一头还多的男同学打架。直打得那些男同学服输认错才肯做罢。

也许，只有音乐可以救她。她讨厌学校，讨厌所有的道貌岸然。高中时，她决定外出，但父母要她考大学，她的回复是“你们是愿意看到我自杀还是上大学？”父母惊呆了。宝罗在这件事上又一次赢了。从学校出来后，宝罗考进了歌舞团。

只是，喜欢唱歌的宝罗还是那样的不合群。所有的人只要一靠近她就会被她身上的杀气吓住，没有人不觉得她是个女人中的异类。除了埋在音乐里，她几乎从来不笑。有一天，她做了一个关于作家三毛的梦，自己与三毛不知什么原因争吵，结果三毛跑进宝罗家的卫生间里不出来，她撞开门找她，发现三毛已经死在卫生间里了。几天后，报上说，作家三毛真的死了，只不过是死在三毛自己的卫生间里。“我觉得我骨子里有一股妖气，至少不是正常人的感觉，很妖，也许我天生是一个丧门星”。

1986年，宝罗在第一届中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拿了优秀歌手奖，本可以由此星光璀璨，可宝罗显然对中央台的霸主气势十分反感，赛后的“新秀演唱会”录到一半就不辞而别，只给演唱会的导演留了一张纸条：“再见了伟大的中央电视台，中央台的电视镜头中永远不会有我，因为个性的宝罗永远不会和你们合作。”

每次回到租住在北京郊区的家，她喜欢用一种纯粹宝罗式的开门方法：打开锁，然后照着房门飞起一脚。她起啤酒瓶不是用开瓶器也不是用牙，而是用力摇晃之后用另一只啤酒瓶顶住瓶盖，然后猛地拍击啤酒瓶底，呯的一声之后，看那些泡沫汹涌而出。

“为什么别的女孩都能温柔可爱，只有我暴躁不安！？”

那段日子，她喜欢唱《时光》：

明天的路怎样

是不是我还在梦中游荡

是谁的眼泪还在流淌

眼前的世界变化无常

错与对都没有方向

是不是心儿会随风飘荡

模糊的城市无处躲藏

寂寞的角落让人遗忘

曾经在阳光下的脸庞

是不是我还在梦中游荡

……

快乐和自由在她这里打了个死结。音乐是自由的，而掌握着音乐的人，却不见得自由，毕竟，并不是所有一切希望都可以股票一样，触底之后总会反弹。

1993年专辑《天堂之花》词曲都已完成，香港大地唱片听了小样后本想与她签约，在签字仪式上一言不合，宝罗摔笔而去；两年后，宝罗与北京风行音乐工作室签约一半又故伎重演；宝丽金是香港的大牌唱片公司，已经进了宝丽金的录音棚，因为麦克风的位置不对，音响师对她大吼了一声，结果宝罗摘下耳麦冲出门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启德机场，当天就回到了北京。

“为什么要杨白劳一样签字划押把自己卖掉，不得不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我自己一样会干得漂亮。”

1995年宝罗成为北京“穴位”乐队主唱，演出地点只是一些歌迷俱乐部，但宝罗显然玩得很HIGH，“我不喜欢约束，特别是盛气凌人的约束。”每次与这样的人对着干，都让她感到一种巨大的成功感和刺激感。“我的生命不是为了赞同而存在，它是为了反抗而存在的！”

1996年底《天堂之花》录音完成，华纳唱片终于在答应了宝罗“你们不能支配我”的条件下成为第一个正式与宝罗签约的唱片公司，华纳总裁李进自己也表示，很奇怪一个世界级的唱片大腕会如此纵容并屈从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女孩。“也许是她身上有一种嚣张的可爱，而每一个走过年轻的人，都会在她的张扬个性中找回自己当年的影子。”

谁的青春不叛逆？听话的孩子，注定会失去一些这辈子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我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人，性格中有很多相反的两面，很矛盾，所以经常跟自己过不去，有时也感到很累，但没办法改变自己。我的处世立场经常是比较消极，但行动起来又比较积极和乐观。所以别人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天堂之花》也是这样，里面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在这种矛盾中，我始终坚信，音乐应该使人们拥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内，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做音乐的人既不是听众的主人，也不是仆人，这是一种双向选择。而商业性里根本没有平等，它是一种压迫，它让你在作音乐时时刻想到钱。这样想了，你会为了讨别人的欢心而创作，这和乞丐的工作是一样的。主流和非主流你不能说哪一种好，每个人的最终会选择与自己有亲和力的东西，我不会去顾及这些区分。我不是大众文化仆人，我所做的只是为了让听音乐的人都一种选择。简单的生活，简单的需要，对人的精神是一种解放。越简单越快乐——那儿就是明亮的地方。”

这是宝罗的宣言，也是那一代人，挣扎的根性所在。

人生似乎是一道非生既死，非快乐就悲伤的二选一试题，不过有一种音乐恰恰可以绝妙地镶嵌在非此即彼的交合点上，恰恰可以让人忘了可能存在的两者都无法选择的尴尬和困境。听《天堂之花》，无疑是一个好办法：谜一样的女人和音乐让你可以放下一切，甚至呼吸。“保持自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天堂之花》中我想寻找到一种工具，用它可以让自己在沉默平和中找到保持自己并对抗压力的办法。每个人都应该在失重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重量感，否则就完了。”力量的来源并不只有食物，其实最大的来源是你自己。音乐没有把她从一个坏女孩拯救成一个神教徒或是淑女，只会令她更张扬。无论佛祖还是圣母都不在她的眼里，只有音乐才是她最圣洁的洗礼仪式，一个她可以与整个世界对话的地方。

2001年初，宝罗背着一个破旧的双肩包登上了法航的班机。包里简单到除了洗漱用品外只有一本有关佛教文化的小册子。她要旅行，顺便完成她的第二张专辑：《我的世界是空的》。

只是，十年了，这一走，似乎，再没有什么有关宝罗的消息。

这个中国第一个低音朋克音乐的摸索者，剃着光头的有着男人名字的女歌手说：

“我其实一直想去一个明亮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纯净到只剩音乐，纯净到连爱情都可以没有。”

上世纪末出走法国，从此淡出国人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