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吗十年代，隔着一条不到7米宽的小河床“鹭鹚径”，深圳和香港被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79年，深圳改县为市，开启了建设我国经济特区的第一步，这个房子建在“臭水沟”上的落后乡村，没人能想到短短不到四十年，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同年3月，第一批志愿报名参加深圳建设的32名干部抵达宝安党校。

当时的深圳，有着大片大片的土地，但人们依旧无房可居，三四代人挤在破旧不堪的小房子当中，基础建设不跟上，一切的经济发展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建房的重任，交给了一个名为骆锦星的通信兵。

原以为会让自己去邮电局当差，结果被临时任命为房管局副局长，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骆锦星创立了深圳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创了和港商合作的先河，以525万的成交额拿下了中国土地有偿使用的“第一拍”，直接推动了宪法中“禁止土地出国内租”的法条改革。

那一代在深圳经营房产的人，赶上了政策和时代的双重红利，一夜发家、身价过亿。

时过境迁，当年第一个和骆锦星合作的香港商人早已破产，而骆锦星却在1997年便辞去了总经理职位，在哈尔冰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

支援深圳

骆锦星，1935年12月出生在广东惠阳，当时国内军阀分裂，日本侵略势力活跃，骆锦星的童年就在这样的动荡不安中度过。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年仅15岁的骆锦星响应军校号召，加入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队伍，为保卫祖国边疆赶赴前线，成为了一名通信兵。

在当时军事设备落后的情况下，通信兵房地产在保障军队指挥和传递重要军情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于承担通信任务的士兵，在头脑灵活性、身体素质、政治忠诚等多要素上都有着严格要求。

这段朝鲜战场的岁月，奠定了骆锦星敢闯敢干、机智变通的处事方式。

从朝鲜回国后，骆锦星回到了老家惠阳，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一家邮电局工作。

在基层勤勤恳恳不到五年，他便因为工作出色被连连提拔，成为了惠阳地区邮电局副局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被摆到了工作重心上，邓小平同志三次南巡，在1977年便点出了“深圳”的名字。

1979年，深圳全面启房产动改革开放，改县为市，从广东各地抽调干部集中力量支援基础建设，骆锦星便是其中最早报名的一批人。

“南头苍蝇深圳蚊”，广东的天气潮湿闷热，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而一片潮滩上的深圳，更是遍布着发臭的水沟，四处可见的贫民窟，在对面霓虹亮丽的香港的映射下，显得更加的可悲。

1979年3月，骆锦星坐在一辆挤满了人的面包车上，来到了深圳宝安党校的安置住房。

深圳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同这一批来自广东各地的32个干部进行了简单的见面会，介绍了当前深圳的情况以及布置任务。

原本以为自己会从事老行当，负责邮电通信工作，谁知道任命发布后，骆锦星成为了房管局副局长。

且不说他从未接触过房产行业，而且当时深圳一年的财政经费只有三千万，能够批给骆锦星的仅仅只有五十万，上头还给他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一年之内按照省科级干部住房标准，建好两万平米、三百多套干部宿舍。

骆锦星向组织要求调整，表示自己是个门外汉，什么都不懂，耽误了工程进度不说，更害怕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

然而当时的副书记只说了一句，让他先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十个月后年底总结大会上再说。

就这样，骆锦星阴差阳错地和土地打上了交道，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

一个两层楼的破房，前面是办公室，后头是厨房，骆锦星这个副局长，不仅要负责采购、负投资责监工，人手不够时还得去搬运，但几个小干部和工人们热情都很高，一股劲往一处使，所以这些困难都是小事，最让骆锦星头疼、也是最现实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

看着深圳大片大片的水沟，以及伫立在这些臭沟上岌岌可危的破旧房屋，对面的香港地租早已高达上万港元一平方，如果深圳的土地开发也能像香港那样，那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条件会变好，一切的经济发展都有了可容的空间。

香港的土地早已被各种资本盘活，寸土寸金，而当时国内的土地政策，在宪法的明文规定中是禁止侵占、出租以及买卖土地的。

财政上的支援有限，没有钱又盖不起楼，听到骆锦星诉苦的香港朋友们都说他这个局长像端着金饭碗在吗要饭。

开创先河

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是顶层设计早已规划好的康庄大道，而是人们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探索。

凭借着紧邻香港的优势地理位置，如果能将香港商人的资本引进来，帮着合作盖楼，建成后利润分成，还能允许买不起香港房子的人落户深圳，一系列问题不就得以解决了吗？

向市委领导报告了这一规划后，考虑到深圳目前确实经济困难，而且要发展就必须得解放思想、谋求新路径，骆锦星等人得到了上头“走政策边缘”的批准，给这外商独资企业种第一次尝试和港商合作建房的方式取了个新名字——补偿贸易。

允许港商投资的消息传出后，很快就有人找上了门。

此人名叫刘天就，是香港妙丽房地产集团的老板，名下有多处资产，在香港房产界声望极高。

他坐着推土机和自行车，一路坎坷来到深圳，眼前臭水沟里的破乡村，在他这个商人的眼中，却是未来的香港。

香港的房地产政策很灵活，只要有地，银行就愿意给你贷款搞开发。

因此，当骆锦星提出深圳要拿85%的提成，刘天就占15%时，对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1980年1月1号，双方拟定了两页多的“补偿贸易”合同，1月8号，由骆锦星担任经理，创办了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

这是我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可以，注册资本是四辆从开发区的竹园里找到的旧自行车，连四万元的开办费都是找港商刘天就借的，因为深圳财政紧张，房管局根本就拿不出钱，一个平房，几张桌子，一个出纳、一个财务，两个技术人员，加上经理骆锦星，这个公司就建成了。

刘天就带着合同回香港，春节前香港银行就把资金批了下来。

有了钱，一切就好办事。

过完春节，骆锦星拿着设计图纸和合同手续去外事办审批，然后又到规划局划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就这样敲定了。

房子还在图纸上，刘天就名下的香港妙丽房产购房中心就被挤破了门，按照每平米2730人民币的价格，配备三个户口名额，而且一次性付款还有九五折的优惠，五千多位香港民众连夜排队购房，最后只能抽签定盘，三百多套商品房一次性售罄。

当时在香港买房，基本都是几十万起步，而深圳的房价连香港的一半都不到，还能允许迁户。

香港有很多蜗居在一起的几代同堂，想买大面积的商品房，但按照香港的房价根本不现实，也有很多从事投资的华侨同胞购买，因此深圳的这一批房子，无疑是抢手货当中的抢手货。

深圳房产“补偿贸易”一售而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内陆地区，引起了极大舆论。

后来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购买国明确指出建设经济特区就是为了探索发展路径后，骆锦星一干人等的心总算是放稳了。

同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在特区土地条例中，涉及的土地“出租”问题已经有了重大开放性，“土地使用费”获批通过，允许外商独资进入房产开发领域。

1981年，东湖丽苑小区竣工，作为第一个商品房的起点，物业管理、银行按揭等多项业务都陆续规范。

惊天一拍

东湖丽苑的项目，让深圳特国内区房地产公司赚到了500多万，刚刚卖完楼后，刘天就便用手头的资金从台湾批发了上万台电风扇，因为在合同当中，预售的钱没有规定由双方共同保管，只有在房子正式结算后才分成。

骆锦星自然不乐意，拿着公家的钱谋私人的利，这可不是好苗头。

和刘天外资就吵了一个多小时，他直接找到了深圳市长贾华，两人在市长的调和下，签订了可以补充协议，预售的钱存入共管账户，在结算前都不能私自动用。

小区竣工后，物业管理和配套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完善，因此骆锦星的房管局副局长身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房管局一分为四，负责房地产公司、物业公司、深圳住宅政府住房管理以及民房管理局，经过一系列的摸索，土地活了，资金有了，政策也逐步通了。

在深圳市委支持下，翠竹苑、友谊大厦、翠华花园等项目都破土奠基。投资额一亿五千万的项目，最终达成的总收益能高达十九个亿，土地在市场中的价值一下就显现了出来。

不久后，外商独资企业上海、天津等多地都进行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土地“公开竞投”在深圳成为了前沿。

1987年12月1号深圳会堂，会议大厅700多个大厅早已挤得满购买满当当。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以及全国17个城市的市场都来到了拍卖现场，骆锦星也代表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参与竞拍。

这个编号为H409-4的土地，面积8588平方米，规划为住宅用地，起拍价200万元，每口加价5万。

参与竞拍的44家企业当中，还有9家外资企业。

下午三点四十分，规划局局长刘佳胜亲自主拍，喊价从200万一路飙升到390万时，骆锦星才第一次举牌，直接喊出了400万。

到了400万时，场上所剩的竞争者也只有三家。

骆锦星的公司预算承受价是530万，而深圳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紧追不舍，一路举牌加到了520万，此时骆锦星的心中也泛起了紧张，剩下的两次加价机会，如果对方依然应价，这块地就很难拿下了。

虽然心里在打鼓，但骆锦星表面上还是很镇定，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作为打开全国房地产行业先河的“龙头”，底气很足，随着骆锦星举牌喊出525万，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再没房产有动静。

“525万一次，525万两次、525万三次！”刘佳胜一锤定音，会场顿时响起了如雷的掌声。

超出低价300多万，骆锦星喊出了惊天一拍，签完合同后，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骆锦星当面表示，此次竞拍成交价是合理的，众人都心中有数，他们不会亏本，但也承诺不会牟取暴利，盈利额会控制在15%以内。

“中国第一拍”在全国各地引起极大反响，香港头外资条将其评价为中国经济改革里程碑，土地有偿使用在理论和实际上的重大突破。

拍卖会次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相关条例，禁止出租土地条款被删去，“土地使用权依照法律规定允许转让”，土地禁锢彻底放开。

初心不改

1988年7月，在“惊天一拍”所得的土地上，东晓花园建成。

尽管按照房价市值可以卖到2000元每平，但骆锦星遵守了当初的承诺，按照每平方不到1600元的价格出售，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房产全部售空，而在如此低价的情况下，深房集团还是净赚了四百万。

随后深房集团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开辟业务，走向了国际化。

许多和骆锦星同年代的深圳房地产同行，有人因贿赂坐牢，有人因破产自杀，围绕着骆锦星的争议也是连年不断。

每年年底，深房集团和骆锦星个人都要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查，但每年深房都购买国被评为先进集体，骆锦星更是20年来一直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中。

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上市以来，骆锦星没有购买任何一支深房的股票，深房的市值一路飙升到60多亿时，骆锦星仍然工作在第一线，到处考察和监工。

1996年，即将年满退休的他主动辞去了深房集团总经理的职位，将权力交给了下一代的年轻人。

辞去职位后，他对房地产行业的责任初心一直未改，应哈尔滨建设工程学院的邀请，成为了一名客座教授。

回忆起当年在“平地起高楼”的奋战时期，他带着领导实地体验深圳恶劣的居住环境，满地的苍蝇蚊子臭水沟，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沧海桑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1年，深圳颁布《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细则》，进一步完善了公开招标、竞标、挂牌交易等等政策和法规，中国房地产业迈向正规化、系统化，成为经济投资的重要支柱。

有了深圳的成功经验，内陆地区各大中小城市的地产建设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地发展起来。

随着卖房、炒房，许多楼盘从开盘价几千元每平，借着市场的东风一下攀升到三四万每平，这样的现状在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极其常见。

房地产的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但毫无节制的资本剥削，也需要国家强有力的管控，才能不背离当初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本质。

结语

骆锦星从一名通信兵，到引领我国房地产发展的第一人，这是他个人的传奇，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深圳的传奇。

之所以深房集团从四辆破自行车的注册资产，到后来上市、业务发展到全球，跟骆锦星深刻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理念不无关系。

拿到两万平方米的地，没有资金、没有材料，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干，能够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闯出一条路，正是因为他立足于要为深圳人民盖房子，要想方设法将大片大片的土地房地产，变成可以生钱的资本，从而走向良性循环。

尽管当时的舆论对骆锦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实践证明深房集团带来的土地变革，成为我国盘活资金、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优势，是时代的正确答案。

如今颐养天年的骆锦星，在回忆起自己的奋斗岁月时，只有骄傲和自豪，无愧于当年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