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继林1996年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据。
“没有好政策，咱农民哪能过上好日子？”辛继林晒起丰收和幸福，总是念念不忘改革开放这一活水源泉。
辛继林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里，他的奶奶因为患病无钱医治过早离开了人世，爷爷和父母靠“工分”带着兄妹4人艰难度日。由于家境贫寒，家中时常“等米下锅”，为了三五斤米借遍整个生产队。借回家的米也舍不得净煮着吃，而是和着红薯、萝卜一锅煮，只为了能够多吃几顿，少借几回。
那时，一亩田的早稻晚稻加起来才五六百斤。生产队交足国家定购粮之后，再按照“工分”实行分配，绝大多数农户都吃不饱，每年吃上一顿肉更是一种奢望。尽管各家各户有自留地，但只能种上一点自给的蔬菜。“如果哪家种上经济作物，就犯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忌，要挨批斗。”
1979年，辍学多年的辛继林当上了生产队指导员。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影响，生产队仍然迈不开步子，基本还是“统管统分”。不过，随着家庭副业慢慢恢复，辛继林的母亲开始将蔬菜拿到集市上换些零用钱。
1981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渐推开，作为生产队一把手的辛继林最为积极，开澧县之先河，第一个将土地分给农户承包。这一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辛继林清楚地记得，那年承包的10.5亩责任田生产稻谷近万斤，除完成国家定购、留足饱肚子的粮食外，还在市场上卖了1700公斤。揣着卖粮得来的450元“巨款”，辛继林买猪肉、添新衣，大年初一放起鞭炮，一家人过了个热闹年。
1984年下半年，头脑灵活的辛继林嗅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气息”，便利用农闲时间走村串乡，收购贩运农副产品。慢慢地，他的生意越做越大。1988年，辛继林建起两栋两层的楼房，购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成了十里八村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然而，由于生产成本一路走高、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工农业“剪刀差”不断扩大，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责任田有的被转让，有的甚至被荒弃。但辛继林没有放弃自己的10多亩责任田，始终精心培管，潜心摸索高产技术。出于对土地的本能热爱，他坚信，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一定会得到党中央的重视。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犹如一股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沿袭了两千年的“皇粮国税”全部取消，国家对种粮农民实施粮食直补等多项优惠政策。接下来的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始终聚焦“三农”问题。更让辛继林高兴的是，2012年，国务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惠农政策遍及三湘四水。辛继林决定借势东风，大干一场。
2013年，辛继林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本村912亩闲置水田。2014年，他又从邻村广福、高湖流转土地800亩，让那些抛荒的土地找到了“家”。如今，辛继林流转的土地已达2180亩。4台旋耕机，4台插秧机，4台割谷机，2台烘干机，常年驰骋在丰收的田野上。除去开支，每年纯收入可达100万元。
2015年，辛继林又乘势而上，牵头成立盛泰水稻专业合作社，实行订单农业，带动周边农民一起致富。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辛继林围绕“再生稻”不断摸索，努力攻关“吨粮田”，产量实现高产稳产。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他先后赴广东、湖北等地取经，并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在湖南省“再生稻”技术推广培训会上介绍经验。今年，为了应对粮价下降的风险，辛继林推出稻虾套养模式，300亩“试验田”的龙虾通过电商运往省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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