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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服务公司(劳务派遣公司注册条件)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有劳动服务公司,就是解决待业青年就业的公司。那时候,市里有市劳动服务公司,区里有区劳动服务公司,市里的归市劳动局管,区里的归区劳动局管,简称:劳服。各大厂矿企业单位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劳服,来解决本厂(矿)子弟的就业问题。




现在的大学生,有些一毕业就失业,但你可别羡慕我们那个时候,至少你有很多单位可选,可自主择业,而我们那个时候可供就业的单位少之又少,而且所有单位都是计划招工,由计划委员会给劳动局下指标,劳动局再安排企业招工。你要是自己拿着简历去某单位要求就业,连门都没有。


这些劳服实际上是待业青年的临时去处,免得浪迹社会影响安定团结,并不代表就业,他们其实是临时工等待招工机会。我所在的市劳服综合商店,就送走了一批批被计划招工了的待业青年。


那时候我从淄博丝织二厂调入淄博市劳动服务公司,身份仍然是大国营,所以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最后考干、进银行、干证券,一路顺风顺水。


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择业规则:那时候没有个体(私营)企业,所有企业分为国营、大集体、小集体,如果你一开始就业到了国营企业,那么恭喜你,你有了“万能通行证”。你可以调动工作去其他国营单位、大集体、小集体,而国营职工身份不变。你可以工代干借调到机关事业单位,如果有干部指标还可以直接转成干部。


而如果你一就业进的是大集体或小集体,那么坏了,想调动进国营单位或借调到机关事业单位,绝无可能。我职工大学(已并入山东理工大学)的班长,即便再优秀,由于身份的原因,直到退休都没进国家机关成为干部。




我所在的市劳服综合商店就是一个大集体单位,而我是唯一一个国营身份。在那里我认识了王经理、陈师傅、高师傅、赵经理还有同事甲、乙、丙、丁,那时候我最羡慕的是陈师傅,他会开蹦蹦车,也就是三轮摩托。因为这车跑起来“嘣嘣嘣”噪音很大,仿佛车也会蹦起来,所以外号叫蹦蹦车。


我们大家都靠自行车代步、提货的时代,陈师傅能开一辆蹦蹦,不亚于现在开着玛莎拉蒂。但最好的车还是高师傅的大头货车,但这辆车不能随便出大门,不如陈师傅的蹦蹦来去自由,还能办点私事。陈师傅是个难得的好人,同事们凡遇到点事他都会热情相助。


我起先干的是行政工作,对,就是后勤。我对桌的师傅,是个浓眉大眼的帅小伙儿,写了一手好字,商店里但凡到了新货,都是由他用毛笔把广告写在红纸上张贴出来。他女朋友是护士,长得非常漂亮,有一次来办公室找他,碰巧天上下着白雪,老远望去,就像日本女演员栗原小卷一模一样。




很多年以后再见到他,正在宿舍楼底下跟人打扑克,已经没有了往昔的风采。那劳务派遣个时候,他个人服务公司基础条件不错,也应该跟我一样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好好读书学习,考上大学,或许命运会更好些。


综合商店划分了百货、副食、土产杂品等货区,另外还有饭店。早上起早,来饭店吃我们待业青年亲手炸的油条,喝碗豆浆,会感觉非常舒服。


1982年12月份,我有幸被安排跟上级公司的付科长出了一趟远门——厦门。那时候不懂事,叫了人家一路“付科长”,就不知道把“付”省略尊人家科长。多年以后听到一个笑话,才知道职场称谓有学问。有一个公司正经理姓付,副经理姓郑,每次单位来人找经理,办公室主任都头疼,不小心就把人家领错了门。后来学精了,凡遇来访者先问人家找郑副经理还是找付正经理。虽然把人家绕的不知所措,但总比自己犯错误强。


我们去厦门是为电子手表的事,当时很抢手,但进的货有质量问题,经常被客户退货,所以需要去跟供货方谈谈处理方案。我的任务很简单,只是陪同,或者说是保镖。其实我知道是被公司一把手崔经理照顾了一下,不然这种游山玩水的肥差,轮谁也轮不到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青年。崔经理是老革命,胃切除三分之二仍然坚持工作,一生刚正不阿,也得罪人,瘦得跟鲁迅先生一样,如今已作古好多年了。




那时候从淄博坐火车去厦门要从上海转车,我第一次去大上海,也是第一次踏上著名的南京路。那是解放军某部八连巡逻的地方,被毛主席誉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看到电影里常见的钟楼,还有道路两边的高楼大厦,这在以前是根本看不到的。那时淄博最高的楼是一直用到现在的市政府大楼,高不过六层,和上海没法比。走到黄埔江边,风有点清冷,人很少,不像现在一样每逢过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我在上海的切肤感受是吃不饱饭。我跟付科长凭单位介绍信住进旅店,缴足钱和粮票,到了饭点大家一起去吃,都不认识,十人一桌。我第一次发现上海盛米饭的碗那么小,也就比现在的茶盅大一点点,大家坐下来风卷残云,一会功夫菜没了,想要米饭不给,都是定量。我这一米八三、一顿能吃半斤多馒头的大小伙子,只吃了几两米饭,也只是垫垫肚皮,而且不垫好点,越垫越饿,第一晚就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第二天赶紧去商店买桃酥,并且有了新发现,以前只吃过香肠,没想到大上海还有鱼肠,特喜欢吃海鲜的我赶紧买了几根,算是解决了饥荒。


离开上海,一路鞍马劳顿到了厦门,这里虽已十二月底,但人们仍穿着薄衣。道路两旁绿叶葱荣,厦门特有的凤凰木枝叶优美,排立路边。厦门干净,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城市,劳务据说皮鞋可以半年不用擦。




我在这里认识了出差到此的工程师——张工,我俩一个客房。付科长自己去谈业务没让我跟,我就和张工一起到了集美看看陈嘉庚老先生资助的厦门大学。在附近我俩“书呆子”办了件极蠢的事情,竟然各买了一袋子花生米回来。返淄后回到家里,一家人笑话,老母亲说我是背着石头上山,明明南方的花生是我们山东运去的,哈哈哈哈,汗颜啊,让人笑掉大牙。估计张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能想象他老婆点着脑门数落他:江苏离山东那么近,不至于厦门的花生比江苏便宜吧!这是我在劳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公差。


回到单位,我深感没文化的可怕,开始加油学习准备参加成人高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发奋努力,我以优良成绩,考进淄博市职工大学中文系,开始了半脱产学习。那时候正牌大学毕业生满足不了各单位需求,我们这些成人大学生也成了香饽饽,1985年,我在同学的引荐下调去正县级国营单位——淄博市建筑公司党委办公室干秘书。


离开劳服,我没什么留恋和遗憾的,因为当初赵姓经理很排斥我上学,先是不开单位证明,没证明就无法去学校报到。在所有中层人员联合说服下才勉强同意,但给我调整了工作岗位,最后当临时工使唤。既然不重视就走吧,这架势,公司注册就算我毕业也得不到重用。




很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劳服副食部的待业青年张立锋相遇。近四十年不见,曾经的青年人都已白发苍苍。这是我唯一联系上的伙伴,我们彼此从脸上读出了沧桑感。也知道了当年的一点小秘密。大白兔奶糖,放进茶缸里用开水一冲就成了美味“牛奶”。起床晚了来不及吃饭就到店里拿桃酥放进茶缸,用开水一冲,就成了早餐。我说这些小秘密当初为啥不告诉我?他哈哈笑着说:你只顾自己在柜台看书学习,不合群呗!然后他又说,你那时是对的,珍惜时间,而那些贪玩不学习的就没有这么好的发展。


老张也算劳服出来后发展不错的人,虽然当初因为没有文凭失去很多提拔的机会,但为人热情厚道,有一帮互相帮助的朋友,有一位聪明漂亮的妻子,社会上左右逢缘,也是吃的开的人。


劳动服务公司早已被历史画上了句号,劳服的其他人我也再无往来。曾经跟人民公园比邻的劳服综合商店,早已变成散步的人们脚踏的路,往昔的印记渐行渐远。




人海茫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走失了,再无联系。人生如斯,也没什么可遗憾的。条件唯愿我曾经的同事们一切安好,也能跟我一样,偶尔会想念过去,怀念年轻时的经历和时光!


图片来源于头条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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