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积极学习汉字，以汉字为媒介获取了汉字文明巨量的营养，也同时产生了以汉字进行沟通的古典东亚“天下”文化圈。 （人民视觉/图）
茂起日本现在有一种“伪中国语”，就是去掉假名，直接用日语的汉字组成句子，虽然很有违和感，但和中国人进行简单交流是能互相看懂的。比如“你明天去哪”，伪中国语写作“贵方明茂起日何处行”；“我现在没有男朋友”，写作“今我无男子”之类。冰心《寄小读者》说1923年她在神户和日本人交流，写“哪里最热闹”，日本人看不懂，写成“何处最繁华”对方就看懂了，这算是更早的“伪中国语”。
实际上传统东亚社会，中国人和日本、朝鲜、越南人之间都是可以通过汉字进行“笔谈”的，很多中国人和东亚外国人还因为笔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吴政纬《从汉城到哪些燕京》中写的朝鲜人洪大容、金在行和中国人严诚、潘庭筠的笔谈交流，虽然听不懂对话，但双方写得“落纸如飞”，一次谈话动辄“尽七、八纸，或十余纸”，洪大容甚至希望和自己的中国朋友“来世同生一国贸易，为弟为兄，为师为友”，回国后双方通过写信终身保持友谊，甚至死前都在思念朋友。
汉字贸易公司是传统东亚社会在文化上的灵魂，通过汉字这一东亚各国精英之间通用的文化工具，中国文明巨大的体量被传播到周边国家，在文化上迅速获取大量营养。正因为汉字承载的文明体量巨大，学习汉字香港好处甚多，因此东亚各国自古便积极学习汉字。
据戴卫红《韩国木简研究》，韩国木简用汉字书写大量内容，有的书写了地方行政体制，有的是职官制度、土地和粮食借贷、仓库制度等众多方面。通过对汉字的学习和掌握，朝鲜半岛的文化面貌产生了飞跃，出现了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制度，在史学、法律等方面也模仿中原文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新罗法兴王“颁示律令”，文武王设立右理方府掌管刑律，景德王设立律令博士。类似的，百济也大量模仿中国汉魏法律。此后的高丽、李朝，也都通过汉字，大量模仿中国的法律。伴随汉字传播的，从思想文化到法律制度到百工技术、医药、造船、纺织、饮食等一系列的巨大文明体量。
日本学习汉字的时间晚于朝鲜半岛，早期是通过来自朝鲜公司有或中国的“渡来人”将汉字带到日本。倭王给中国曹魏和南朝的上书辞章通畅，可能是渡来人书写的。当然日本人本身也积极学习汉字，《日本书纪》仲哀天皇公司有九年，神功皇后讨伐朝鲜半岛的新罗“收图籍文书”，就是把朝鲜半岛的汉字典籍带回日本，加以琢磨和学习。后来又是通香港过王仁从百济带来的《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将汉字和儒学传播到日本。
日本人对汉字所承载的文明体量非常重视，不断寻求掌握汉字典籍的人才。《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七年，从百济请来了五经博士段杨尔、高安茂，钦明天皇十五年又请来了王柳仁，这些哪些五经博士是轮番上岗的，负责给日本人传贸易授汉字典籍。汉字所承载的文明厚度，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高度，为此日本不断从百济索要五经博士，显示出对学习汉字典籍的强烈渴求心态。
圣德太子以后，遣隋使、遣唐使络绎不绝，如在隋朝留学的高向玄理，回到日本后担任博士，为大化革新和日本建立起律令制国家做出了贡献。又如南渊请安，留学隋至唐三十多年，回到日本后用汉字著书上百卷，将隋唐的制度和文化带向日本取得了很大成就。遣唐使时代之后，日本继续通过宋朝商人、学问僧等多种途径学习汉字和典籍，朱舜水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更是家喻户晓的美谈。
越南学习汉字始于交趾郡时期，到隋唐时期随着汉字典籍的深入学习，一些越南人甚至能参加中国科举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当时越南有“辞藻可称者”，并成为“诸色乡贡”。除了学儒以外，越南人也学佛教，一些人的诗文水平甚高，甚至和唐朝诗人成为朋友，如贾岛就写过《送安南惟鉴法师》，张籍写贸易公司过《山中赠日南僧》，是越南高僧通过汉字与中国士人交往的例子。越南李朝也建立有文庙、国子监和科举考试，培养了大量通晓汉字典籍的人才，当时为了获取具有汉字识读能力的人才，越南甚至用重金诱拐中国“知文书者”。陈朝、黎朝时期，汉字文化进一步发展，建立学官和基层的汉字教育。
东亚各国积极学习汉字，以汉字为媒介获取了汉字文明巨量的营养，也同时产生了以汉字进行沟通的古典东亚“天下”文化圈。
李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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