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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披肝沥胆的崇祯卷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变局正式开启

微评提示:“嗟尔明朝,气数已终”,闯王李自成以这样的视角看待岌岌可危的明朝。但是,可能身处当时经济全球化变局中的中国精英没有看到:明清之变,不只是简单的王朝更替!从1493年发现“新大陆”开始,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已经逐步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货币、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今天,我们从一枚银子说起,跟着程迅博士的笔触,回到明清变局,看看白银帝国如何崩塌,中国又如何卷入经济全球化?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引用了《桃花扇》的一段唱词。《沉江》:“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把大明孤臣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那种愤懑、悲凉、对故国无限留恋的心情,演绎得极为精彩,令人不禁要洒一掬同情之泪。



没错。一部明史,最精彩、最引人瞩目的地方,除了开国、靖难之外,似乎要数最后那一段。大明,到底因何而败亡呢?几百年来争论不休。从传统的“道德史观”看,崇祯皇帝,就算性格有点缺陷,怎么也不像一个亡国之君:上任之初、清除阉党,天下为之一振;十七年宵旰勤政,不贪财、不好色,励精图治。朝中大臣,虽说不太团结,却基本没有结党营私、更没有通敌卖国;而且,忠臣良将辈出。从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毛文龙、祖大寿到孙传庭、卢象升、刘挺、曹文诏、曹变蛟、杨嗣昌、洪承畴,甚至包括吴三桂,都舍生忘死、能征惯战,堪比开国将帅。崇祯常号召的:“岳飞说:‘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天下太平”,差不多都算做到了。可大明,就是亡了;皇帝在煤山上吊,“君王死社稷”,非常惨烈。咋解释呢?


著名的《明朝那些事儿》,对很多人和事的看法都很独特,唯独上边这个问题,沉吟再三,给出的答案仍是:“气数”。如李自成西安誓师、兵发北京的《东征檄文》所说:“嗟尔明朝,气数已终”。这个经典的说法当然很难反驳,但基本属于“宿命论”,其实等于啥也没说:上回元完了、气数已尽;这回明亡了,气数已终;下回清挂了,气数……当然了,当年明月还抛出一个概念:王朝“使用年限”。汉以后,再强大的王朝,也撑不过300年。好吧,那这个“年限”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不知道。大概只有天知道——所谓的 “天数”



说起“天数”呢,就真还有点道理。比如,气象的巨大变化。要知道17世纪,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从西方到东方,都有宏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欧洲,率先发现“新大陆”、抢掠无数财富的西班牙盛极而衰,横行海上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陷入无休止的内忧外患;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出现;神圣罗马帝国,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拉开帷幕;俄罗斯帝国,疯狂向北向东扩张,实现对西伯利亚的史诗级征服。而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气象背景:天气变得异常寒冷,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游牧生活难以为继。


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认为,近几百年来,1620—1720及1840—1890年期间的冬天特别寒冷,最冷时在17世纪,特别在约1650—1700年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年指出,这一段时间,地球进入“小冰河时代”。原来,这才是“天数”的真实意义吧?它带来的效应,可不仅仅是农业产出下降,庄稼欠收,流民四起;还包括游牧、渔猎等民族靠传统方式也难以生存,只能成群结队、外出抢劫——这正是崇祯年(1627-1644)前后,所发生的真实场景:国内流寇遍地狼烟;关外女真人屡次犯境抢掠。在这个奇特的世纪里,沙俄征服了整个寒冷的西伯利亚(1100万平方公里),其原动力,居然是为了抢掠用以御寒的动物皮毛,卖到欧洲牟取暴利!不仅如此。明清鼎革的背后,更鲜为人知的,还隐藏着一条重要的货币线索——白银之变。小小的货币,也能够影响王朝兴衰?对。但这事儿比天气复杂多了,不着急,咱们且慢慢道来。


话说马克思《资本论》里有句名言:“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它天才地归纳了金银与货币的联系。的确,在欧亚大陆,多少文化迥异、彼此完全隔绝的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最后都渐渐接受了黄金、白银作为货币——规范的定义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看似神奇,其实稍想想就明白了。能让大家都接受的“一般等价物”,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本身有价值(金银是良好的装饰品)、易辨识(通过重量与颜色)、易携带最关键的,要不变质(最好永久保存)、无差别、可分割、还要有一定数量。天下虽大,要找到比它还合适的“一般等价物”,难!相对接近的替代品,大概只有铜了。



不过,与古巴比伦、以色列以及西亚国家,很早就以白银作为常用货币相比,中国用金银作为货币、尤其是白银,相对晚一些。道理很简单:咱们这类矿太少,炼不出多少金银。怎么能够满足这么多人、这么大体量经济的交换需求呢?没有货币,那就只能“物物交换”:一头牛换几匹布、几斗米换一只鸡?标准谁来定?交易品规格不一样咋办?.....想想就崩溃,对吧。所以,在咱们国度,自殷周时代用贝壳作货币以后,最重要的货币单位就是——铜钱!人所共知的“孔方兄”。


铜钱,又从哪儿来呢?这个就容易多了。首先,铜矿很多;其次,铜冶炼技术,早在殷商时代就已非常成熟。春秋战国时,各国纷纷发行自己的铜钱(如“刀币”)作为货币流通。秦统一天下,铸造“半两”铜钱,开始在全国流通;汉代更是发行币值稳定的“五铢钱”,一直流通了很久。刘禹锡咏刘备诗云:“势成三分鼎,业复五铢钱”,既工整又贴切。发展到唐代后,甚至每次变更年号,皇帝都要铸造新钱,以“通宝”为号:开元通宝、**通宝;一直延续到大清,康熙通宝、乾隆通宝…聪明的统治者都明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掌握铸币权,就是掌控、攫取天下财富的法宝!特殊情况下,他们可以调节货币中铜的含量,降低成本、换取更多的财富。当然了,民间也不傻;那些不足值的铜钱形同“假钞”、渐渐就会没人要,最后退出市场。

黄金、白银呢?黄金,在春秋战国时代,渐渐也被统治者作为支付手段,如秦王曾“悬赏千金”买燕国樊於期的人头,但不是主流货币;本土产白银的量就更少。要等到气势恢宏的汉唐盛世,伟大的“丝绸之路”带来了贸易的空前繁荣;咱们与中亚阿拉伯商人之间,交易极为频繁,而对方的主要货币,是白银!这样,就有数量可观的白银流入到中国,慢慢变成重要的辅币;发展到宋元,随海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流入白银数量日渐增多,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流通币种了,比如,宋要向辽、金每年缴纳岁币“白银*万两”。



终于说到大明了。乍一看,大明王朝的体制和前面也差不多;然而,开国太祖朱元璋的性格,对这个王朝的影响很大。他出身贫寒,天然带点仇富、仇官的心理;虽雄才大略,但残忍猜忌,心狠手辣。他抛弃宋元发达的商贸传统,极端强调小自耕农经济,严厉海禁、打击商业;甚至宣布禁止使用金银!铜钱发行的数量,与以前相比也明显不足。后世虽然政策有所调整,金银也恢复了辅币身份,但大明封闭、内敛、缺乏活力的特征已成定局;唐宋那种生机勃勃、文采风流的景象,难以再现。而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欧,则慢慢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正悄然崛起。


有回《微评》,曾提过明嘉靖年间的“抗倭”。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大破倭寇,令人振奋。但深入考察就能发现,产生这些“倭寇”的终极原因,其实就是海禁!因为就这段时期,对面的日本发现了银矿,大量产出白银。日本时处战国时代,国内一片混乱,急需从中国进口货物;沿海百姓也有巨大的积极性,换取日本的白银;中日海上贸易蓬勃发展。海禁政策一实施,正规生意做不下去了,于是纷纷走私;政府再一打击,就扮成“倭寇”武装反抗,主力倒多半是国人(参见《明朝那些事儿》第四部)。终嘉靖一朝,倭寇就没消停过,戚继光无非打得它们不敢上岸;而等到嘉靖过世,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为患几十年的倭寇,居然从此神奇地消失——这太能说明问题了。



历史的发展,确实富有戏剧性。隆庆帝(1566-1572)这几年放开海禁,竟鬼使神差,使大明意外地走向了经济繁荣,实现后来的“万历中兴”,还出现了所谓“晚明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从此也埋下王朝覆亡的种子。这一切,都可以说与货币有关——因为,大明变成了一个“白银帝国”。



还记得海瑞骂皇帝吗?“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海瑞没有夸张。当时的大明经济凋蔽、百姓生活非常艰苦。可十几年后(万历年间)跨入“晚明”,怎么就忽然民间富裕、市场活跃、手工业发达,搞出来“资本主义萌芽”呢?历史研究的答案,惊人的简单:海禁解除后,来自美洲的白银大量进入中国,挽救了因货币短缺陷入困顿的经济。


原来,1493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人开始疯狂探索美洲的财富,终于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在南美一带发现了天量的银矿;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特大馅饼。欣喜若狂的西班牙人大规模开采、冶炼,手中握有巨量白银后;一部分流回欧洲,另一个重要去处,就是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无比繁华富庶”的东方,去购买奢侈品。要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原动力,就是寻找中国、印度!他一生都坚持认为,自己找到了印度,居民是“印度人”(Indian印第安人)。



于是,成群结队的欧洲商人,沿着麦哲伦环球航行开辟的路线、绕过非洲好望角,来到梦想的中国(此时海禁已开)印度,换取丝绸、茶叶、瓷器与香料。美洲白银,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据统计,流入白银总量达到了4620吨,占到当时美洲产银的40%强。此时的大明,就象误打误撞地搞了一回“对外开放”,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商贸活动,再刺激出瓷器、丝绸、纺织等大规模生产,百业兴旺。它释放出的能量之巨,我们这一代人肯定能够理解吧。这就是晚明经济繁荣的根源。



福兮祸所依。白银的大量流入,显著活跃了明朝的经济、也使得白银成为了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万历九年,朝廷精明能干的理财能手——张居正,终于成功地推行“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原来民间缴纳的复杂赋税、劳役,统统折算成银两;农民拿谷物、丝绸卖给商人,换成银子上交;由“实物税”变成“货币税”。这大大充实了国库财政,也奠定了“万历中兴”的基础。万历帝在位四十几年,搞了“三大征”、成功击溃日本,国力到达巅峰;当然家底儿也基本折腾空了。等到崇祯上台时,国库已变得非常空虚。



空虚不要紧。不是还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萌芽”,继续让民间从欧洲人手里换取美洲白银,再收税、把银子收回来吗?好吧,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动荡”的17世纪:西班牙国内陷入混乱、欧洲各国开打“30年战争”,出现了明显的贸易危机——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要知道。在大明那种“白银、铜钱两类货币并用”的社会里,由于银子显然更保值,民间本来就有窖藏白银、花铜钱(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习惯,流通中的白银量本就会日渐减少,自己又基本没有产出;其实全靠外部输入,维持白银的供求平衡。



一旦外部输入减少,国内白银短缺,银价立马大幅上涨。而可怜的农民仍然要从商人手里购买白银,以缴纳各种赋税,这意味着税负要比以前沉重得多!正值此时,地球进入“小冰河时代”,农业收成本来就大幅下降,真可谓雪上加霜。这种情况下,遍地流民、揭竿而起,大概就不足为奇了,朝廷必须派大军镇压;而东北的后金也生存困难,急于犯境抢掠,“关宁锦防线”压力山大,朝廷又需不断增兵派将;军费的压力、可想而知。实在没钱了,就只能硬着头皮再加税,激起更多的民变......


不需要再多解读了。崇祯在位十七年,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绝境:连年天灾、流民四起;内忧外患,财政崩溃;两线作战、拆东墙补西墙,根本无法两全。他和朝中的文臣武将再能干、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明,一步步走向覆灭。“气数”如此,夫复保言?崇祯,一直也就以巨大的悲剧形象存世。



最后呢,话说回来。明清鼎革,如此重要的王朝更替,不可能只有货币逻辑、再加上天气因素那么简单;而应该是各种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吧。今天,我们检讨这一段历史,重点梳理其中的货币脉络;主要为了说明,从1493年发现“新大陆”开始,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已经逐步开始;货币、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还处在古代思维的明清帝国精英们,茫然不知罢了。今天暂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探讨“王朝兴衰背后的货币之谜”。


本文作者为程迅博士,感谢作者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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