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的布业记账管理系统(会计记账系统)

十二世纪晚期的史诗《纳尔榜的埃墨里》，以较为幽默的语调陈述了一个分两阶段进行的传统婚姻。埃墨里迫切希望娶到漂亮的赫尔曼加尔，他派他的男爵去去她的哥哥伦巴第国王那里说媒；接着，他亲自去国王那里求亲。在接下来由男人进行的商谈中，尽管整个过程中都要关注赫尔曼加尔本人的愿望，但埃墨里一方软硬兼施。这样的过程，是行吟诗人们刻意杜撰希图取悦他们的听众呢？还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习俗？无论如何，未来的新娘和新郎都仅仅是因彼此的名声倾慕上对方的，因为他们之前谁也没有见过谁。谈判者的言辞看上去非常的似是而非，在向他未来的郎舅鼓吹提议中的婚事的价值时，埃墨里说：

En totes corz en seroiz vos plus chier

Et en voz marches plus redote et fier.

在所有的法庭里，你都会被 判定为一位具有伟大价值之人；

当你有一个能与你相匹的人协助，你将更加令人颤栗。

国王被说服了，他把妹妹的手递给了埃墨里。在赫尔曼加尔前往纳尔榜的整个旅程中，尽管婚姻还没有完成，但都称她作新娘子了。撒拉逊人的进攻让婚礼延后举行，但最终还是举行了，赫尔曼加尔变成了纳尔榜的主妇。令人惊奇的是，婚礼之夜发生在正式婚礼仪式举行之前，正式仪式是由一名大主教主持的盛大庆祝活动，客人待庆祝结束后急匆匆地离开，以便于在为期一周的盛宴上抢占一席之地。这个奢华的庆典意在宣扬埃墨里伯爵本人和法兰西，在那个时代，彼此密不可分的财富和权力，是靠慷慨和奢华来衡量的。

考察十一和十二世纪的资料后会发现，在订婚和结婚之间所隔的时间长度变化相当大。最长的耽搁是来自于贵族生活的某些传统特征。两个家庭居住地经常离得很远，需要长途旅行，而丈夫要承担这个责任。有时，为了订婚的孩子达到必要的结婚年龄，耽搁也是必须的。（假如孩子有7岁或更大，查特雷斯的伊夫则暗自允许这种孩子间的婚姻）。孩子间的婚姻往往导致盟友的缔结或敌对家族的和解。由于受到叔父的威胁，一个独生孤女需要丈夫保护她和她的城堡。对于那些骚扰公国边境地区的敌对领主，该公国的王子则不能推迟与一个与这个领主有亲缘关系的女子结婚。因此，那个时布业代的编年史学家能够经常地切非常清楚地区分"desponsatio"和"nuptiae"之间的不同，而"婚约"（engagement）与"婚姻"（marriage）这两个现代词汇所包含的意义，显然是不怎么恰当的翻译。

卡佩王朝王位继承人路易六世1105年与小吕西安订了婚，她是罗什福尔的居伊伯爵的一个"尚未到婚嫁年?"的女儿。这标志着，对自己领土的控制面临正处于艰难时刻的年轻王子与一个势力巨大的父系家族集团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和解，巴黎处于这个家族的大量城堡包围之下。但国王耍了阴谋，有人建议他寻求另外的婚姻，以维护他的尊严和长期利益，他把自己的许多扈从赠送给吕西安，并装模作样地表示自己不着急与其他任何人结婚。(确实，他一直到1115年才结婚)。这种"暗渡陈仓"之计安排起来管理系统并不容易。他要求特鲁瓦政务会批准（1107年），以废除苏热所称的"契约……婚姻"。然而，这个女孩没有离开蒙特勒里城堡的主楼，她在那里一直由她的伯母陪伴。鉴于路易正在设法欺骗他，这个女孩的父亲居伊伯爵在法兰西岛发动了一场战争。

十二世纪的圣典学者和神学家，尤其是在巴黎，给卡洛林时代更加务实更加功利的婚姻伦理添加了一种新的维度。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婚姻变成了圣礼。卡洛林王朝的牧师已经主要关注新娘和新郎之间的相互誓言（fides）以及在建立婚姻关系中圆满幸福的重要性。1100年以后，强调更多的精神因素反映了僧侣上层文化的进步。而在实际中，婚姻圣礼的"次要部分"，即社会的和肉体的因素，依然保持着它们的重要性。而且，直到"三十人政务会"，在教会法看来，"未婚夫妇"（fianc）之间的性关系（如果男女有了性关系，则确立了他们之间"肉体婚姻"）把订婚礼转变为真正的结婚。性交进一步确认了在婚约中表达的同意。

盎格鲁-诺曼人的《教会历书》中提到了教堂门口的婚姻仪式了吗？莫兰和缪当布强调说，"世俗的和家庭的种种习俗"自然而然地在礼拜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教会通过公开做仪式并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展示了这些仪式习俗；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然而，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分辨出从民间背景中传承而来的特征与作为教堂精神设计所带来的变化。牧师首先核实双方是否同意，以及是否满足非血亲婚姻的规则。然后，他只是满意地看到典礼仪式循序渐进地开始并以最后的祈祷结束全部过程。新娘被她的父亲或其他充当保护人的亲近亲戚送给新郎。右手的相接便象征着礼物转交的完成。(后来，在十三世纪，教堂会要求双方发誓作出保证，并且牧师将新娘和新郎的双手牵到一起)。然后，男人挨个摸过他妻子的三根手指，戴上象征着婚姻美满的祝福戒指－－这个戒指同时保护她免受魔鬼的攻击。依照教会的理论，它是赐给爱情的，而且是忠诚的象征；相互交换的动作，新郎把戒指给新娘戴上，这在十六世纪以前并没有出现。根据两份十二世纪的教会历书，接着，妻子会崇敬地在丈夫面前鞠躬。稍后，这部分仪式变成了新郎和新娘都要跪伏在牧师脚下。但是，这些仪式太多而无法问清楚，但在吸纳婚姻仪式的努力中善于试验和勇于犯错的教堂，宁愿去掉礼拜式婚礼的整个次序，这可能是许多地区殊异性当中惟一的共同之处。

然而，无论神学如何赞美双方的礼物，典礼仪式却明显地显示了丈夫的优先地位。他是活跃的一方，不仅赐予戒指，而且赐给"传统"礼物，并提出婚姻安排与萨利克法所规定的13便士。硬币最后没有给新娘而是给了牧师、穷人或者某些助手，因为新娘连代表夫妇进行施舍的权力都没有。象征主义来来去去已经几个世纪，但是硬币保留了下来。"以这枚戒指的名义我娶你，通过这个硬币我尊重你，带上这份嫁妆我赐福于你。"－－这些公式像履行的各种仪式一样被说来说去。

罗兰对年轻貌美的奥德（如《维埃纳的吉拉尔之歌》所称呼她的）的"婚约"如同结了婚一样。催逼外甥婚配的查理大帝，首先是向这个女孩的伯伯，一名骑士队长提婚，接着是向这个家族中最年长的伯伯提婚（不是向这个女孩的父亲，即使他在场）。敌对情绪在一场盛宴狂欢气氛中结束了，喜宴之后，吉布克夫人将华服美饰的奥德送出卧室。这个魅力四射的年轻女子把手从她伯母那里递到她伯伯那里，然后是国王那里，最后递到未婚夫手里。未婚夫送给她礼拜式的婚戒，然后她回赠信物，这也是这场典雅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教在场，但只是旁观者；他不直接参与任何典礼仪式。如果不是隆塞沃（Ronceveaux）的那场戏剧打断了这曲美妙的田园诗 ，那么接下来确立这对夫妇作为这个家庭统治者地位的"婚礼"，让这桩"婚事"将会在公开场合再次重演这次订婚的浮华吗？

史学资料提供了许多例证，证明了赠物仪式首先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是在赠与人家里进行的，然后才在教堂里复演，反之亦然。订婚仪式也和其他契约一样，可能已经受制于类似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教堂只是成功地将已经在私下完成的行为公开重复一遍而已，无论如何，从卡洛林时代起，牧师就有权力这么做。

把所有的婚礼仪式都转到公共广场上举行是不可能的。婚礼仪式之关键点在于卧室的或床上的祝福礼。(把已婚夫妇之家称为床而非壁炉，可能更加准确) 。致力于还原"古代法兰西"生活的现代派史学家们所熟知的"祝福花篮"（ benedictio thalami），在法国北部一些十二世纪的教会历书中有所描述。这个祝福可以驱散任何灾祸，帮助夫妇增强生育能力并能扫除女性通奸的污点。（男人的越轨行为则不在考虑之列）。在一圈亲近亲戚（他们的构成很难精确地确定）的注视下，新娘和新郎到床上躺下来。众人注视他们同躺于床上后，这对夫妇可能被单独留下来最后完成这桩婚姻，但也可能没有被单独留在洞房里。尽管在行使主教的角色时并非没有犹豫，但牧师的祝福已经变成习俗。根据论述十二世纪最后十年的《阿德雷的朗贝尔》文本中的一段，牧师与新郎之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古老的精神上的父权制的残存，而是家庭欲图篡夺宗教权威的一种尝试。

婚床上的场景，如同十三世纪牧师调查所反映的那样，或者保留了下来，或者变成了婚姻中的关键因素，象征着至关重要的东西：私人生活内外的权力。封建制度的触角甚至触及到了小贵族阶层，他们未能免于封建奴役的影响。《阿德雷的朗贝尔》描述了一位不幸的女封臣的运气不佳的遭遇，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她与她的骑士已经上床，欲行鱼水之欢，未曾料到一个有权有势的邻家臣仆打断了他们的好记账事，这个臣仆是被派来收取"colvekerla税"的，这是针对所有不相般配的婚姻（也就是超越等级和实际情形的婚配）征收的税种。这位可怜的女人羞愧得满脸通红。与其说是她的荣耻之心被冒犯了，不如说她感觉到了她社会等级的低微。通过吉内伯爵夫人的调解，她被免除了税金－－主要的理由就是她是一个女人。

在教堂看来，订婚礼的价值在查特雷的伊夫实施的判决中是显然存在的：假使在婚礼之前死亡或者废除，订婚双方存留下来的一方是不能随便与另一方的兄弟、姐妹或者其他亲戚自由结婚或者再婚。这个判决来自一位高级教士，他与许多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特别关心血亲乱伦的禁忌，而血亲乱伦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宽泛。姻亲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对四代以内的家族支系内部来说是禁忌，而且这个经常产生的血亲关系对第七个支系来说又是禁忌。由于在两个个人之间的支系亲属关系是在每一个支系和他们最近的共同祖先之间较小的世代数，因此，历史学家面对着一些谜一样的疑问：禁忌的区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如此规模有限的社会中更是如此。通过这样宽泛的扩展血亲乱伦的限制，卡洛林王朝的教堂（和十一世纪晚期那些甚至更严厉的格列高利世代的教堂）在相当程度上将婚姻事务复杂化了。被统治权力束缚的单一民族如何才能离开他们的村庄并找到一位非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呢？而且，那些出身高贵又要避免和低身份者结婚的人，如果不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又如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牧师究竟想要如何？法律文献没系统有提及他们的动机，只是简单地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条款（这样可以较容易地挑选解释条款或进行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推测。如果其目的只是迫使基督徒从教会那里寻求恕罪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增强了牧师权力，这样的司法程序具有很强的马基雅弗利色彩。但提出这样的解释，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其原因所在呢？作为主教直接领导下的教区居民，贵族阶层可能是这种行动指向的首要目标对象。但高级教士和修士在他们管理自己"羊群"（农奴）的同族通婚之路上设置这样一个障碍，似乎不太合理。更具启发性的是，"欧洲人" 血亲乱伦禁忌的法律观可能已经影响到对国王们的婚配。十一世纪，那些拒绝与低等级通婚并要避免血亲乱伦的君主们，不得不等候斯拉夫国家的和斯勘的那维亚国家的国王转变信仰，然后追求他们的女儿。否则，他们可能需要等待，并具有通过复杂外交手段的耐心，与某位拜占庭的公主联姻。由于坚持了中世纪早期贵族阶级伟大的种族纯洁性，九世纪法兰克人的内聚力可能因此加强了。另外，血统最为高贵的牧师们－－他们对家庭战略利害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们正处于社会地位上升之时，会作为一个团体集体决定通过婚姻方面的血亲乱伦阻止家族重新聚累到一起，以便让贵族世系的祖传遗产碎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吗？

对于僧侣集团此举的意图最善意的假设依然令人困惑。伯纳尔盖内提出，教会选择从字面上意义诠释通婚方面具有象征意义的七代之限。《圣经》和神父只是倡导禁止任何相互明确地知道彼此是亲戚的人之间的婚姻，而非像公元1000年左右的那些宗教会议所倡导的那样，完全禁止在七代之内的血亲亲属之间通婚。我想提出一个类似令人不解之处，这个问题与前者并非毫不相干，但它在本质上更具有人类学意义。正如博马努瓦所说，七代之内的亲族曾被界定为属于可能的继承人圈子之内，并且是私人战争中的伙伴；直到1283年，他们仍然被界定为"世系血亲"。这些习俗起源久远，在卡洛林王朝希望改变他们所有的衡量标准的"日尔曼化"过程中消失了。因此，他们可能把原本禁止通婚的第五代到第七的亲族视为非亲族，作为血亲体系下的异族通婚群体中的成员。

我们不能确定，血亲乱伦禁忌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尊从。作为人民模范的国王本人，有时娶第五或第六代的表姐妹为妻。最后，教会终于让步：1215年举行的拉特兰大会上，将禁止通婚的范围从第七代缩小到了第五代。这个决定是否标志着传统的血统系统取得了胜利？或者说这个系统已经被破坏？或许可能是，教会开始意识到它造成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为了不让婚姻破裂，教会实际上为"离婚"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借口。如同许多当初草率行事的父亲一样，罗什福尔的居伊伯爵明智地支持他的女儿废除婚约。这一历史时期中有很多丈夫们发现这么做是有利的时候，他们便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十一世纪晚期，安茹伯爵富尔克雷善就善于为离婚制定家族系谱。同样的方法（指破坏婚约）可以阻止对手策略的成功。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博克莱尔通过散布传言，说威廉是他打算与会计之结婚的一个女人的堂兄弟，以阻止他已被剥夺继承权的侄子威廉克利顿试图构造与安茹家族联盟的策略。

简而言之，在十三世纪之前，教会试图影响贵族的婚姻行为看上去是表面的和模糊的。牧师的出现没有对婚姻仪式的意义产生多大的改变。妻子得到了防止丈夫移情别恋的保护，而不是依靠效果不佳的、盲目滥用的血亲忌讳来防止这些，这个变化被一些人断定是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主要成就。

女人，战争与和平

声名狼藉的离婚频率表明，1100年左右的贵族婚姻体制的已经危机四伏。乔治迪比已经指出，在"骑士"的王朝策略和"牧师"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随着策略的变化，这种不一致有时增强，有时减弱。合法婚姻的强调，随着订婚和婚礼的进程，很容易造成对私生子的排除。血亲婚姻禁忌实施的极端程度有更多不明确的结果，增加了一种不安，而它可能不是最初的原因。这种不适或许是逐渐形成的个人主义的征兆吗？年轻的男女不反对家族的意愿，但是，如果婚后磕磕绊绊的或者是不能生儿育女，可能会发生婚变。旧婚姻体制的崩溃为个人反抗不幸福的婚姻提供了出路。然而，我们必须断定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在1100年左右开始明显增加。

在贵族之中，不稳定没有影响婚姻，同样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统治政策。宗教历史告诉我们的只是一部分历史。女性情况的变化很容易解释。作为十一世纪卷入"封建政治混乱"斗争和反击中的骑士的妻子是一回事，而作为十三世纪在君主政体影响之下的部分固定统治者君主的妻子又是另外一会事。当然，这种明显的变化产?了一张复杂的网络。

战争的骚动已经从一个城堡波及到另一个城堡：直到十一世纪末政治混乱一直是主要表现。为了保证家族和派别之间的休战，在婚姻基础上的联盟只是一种保护而不再是和平本身。是什推荐么造成一个女人的丈夫对她的父亲或者兄弟发动战争呢？维塔利斯和苏热谈到了各种使这种无法防守的情形能够结束的方法。

征服者威廉利用他的侄女和堂姐妹作间谍，侦探她们所嫁的男人。朱迪丝向他报告了她丈夫盎格鲁撒克逊人瓦尔塞奥夫伯爵的阴谋计划，而她在1075年他被处死之后进行的哀悼仍然给人留下系统了深刻的印象。吉鲁瓦家的罗伯特不小心吞下了他妻子阿德莱德为另外一个男人准备的有毒苹果（1060年）。然而，通过一件令人困惑的巧合事件，这个偶然事件发生了，当时罗伯特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妻子堂兄诺曼底公爵的叛乱。妻子被经常用作大使，促使她们的丈夫参加战争支持妻子一方的亲族。在某种意义上，妻子代表其兄弟控制着中世纪的城堡。

更加经常的是，妻子代替了丈夫。作为家庭主妇，通过回到她自己家族中，妻子有大量的东西去浪费。朱利安是亨利博克莱尔的私生女，她连同伊维城堡管理系统被送给了厄斯塔什德布勒特伊。她在1119年与厄斯塔什公爵国王的战争中占到了他这边，精力充沛地领导了城堡的防卫战斗。而亨利没有犹豫就允许他自己的人质孙女们被人弄瞎双眼并毁了面容（她们的鼻子被割掉）。然而，几个月后，秋天带来了和平，这对夫妇的投降在亲族关系的名义下被接受了："特赦软化了国王的心，赞同他的女婿和女儿，他恢复了他的善良和仁慈。"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惨死的孩子们死而复生。

封建世代的残酷经常给私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苏热讲述了由居伊德拉罗什居永妻子说给他兄长的那番令人心碎的话，而这位哥哥在她面前杀死了她的丈夫，她说："你不是也有不可分开的友谊吗？那这种愚蠢的行为到底是什布业么 ？"由于要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她坠落的丈夫，她严重摔伤，然后从垂死的丈夫怀抱中挣扎出来。由于受到惊吓，她的两个幼小的儿子从悬崖上摔到了塞纳河中－－这是来自《中世纪春季》中的一个悲惨的场面。

由于无力调停或者克服悲剧，女人有时会在牧师的保护之下寻求感情发泄的避难所。丰特夫罗的安排为政治婚姻危机的受害者提供了庇护。但是，大多数接受安排的女人已经永远放弃结婚或者太老而无法的再婚。

女人也往往是复仇的煽动者，她们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冲突之中，结果完全破坏或者打碎了她们的生活。修士作者惊骇但不赞成地描述了那些出于对丈夫的仇恨而发起战争反抗的泼妇（这个词是他们的用法）。1090年，"埃尔维斯伯爵夫人由于受到一些侮蔑的话被孔什的伊萨贝勒所激怒，出于愤怒，她竭尽全力说服威廉伯爵和他的男爵们进行报复。因此，女人的嫉妒和争吵激起了傲气男人的心。"1111年前不久，类似的故事导致了库西的昂盖朗与基埃兹的热拉尔之间的冲突。妻子们用能说会道的舌头（声名狼藉的荡妇）已经"私下"在彼此之间挑起了相互的侮辱和指责－－这也就是说，她们的话肯定被广泛地传来传去。诺根的吉贝尔把这种女人描述成淫荡的毒蛇。慎重地研究这些论辩术无疑会表明她们只是煽动了在客观政治对手领主之间潜在的冲突的爆发。而且，她们证明了某些妻子对他们的丈夫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在这些封建冲突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封建战争，在许多方面是"私人"事务，也是女人所关心的问题，她们对这个私人领域施加了不可拒绝的力量，尽管不是全部。

在实际中和在原则上，女人享有很少参加战争的特权。一些蛮横地教唆挑拨暴力冲突的女人，看起来运用了比那些在无用血腥的队伍中浪费生命的战士有更大的力量，这确是事实。博夫的昂盖朗是库西第一个伟大的君主，他在1079年获得了对城堡的控制权，当时城堡的夫人（而且可能是她父亲权力的继承人）成为了他的情人，她背叛了丈夫，把城堡拱手让给了情夫。在蒙弗的贝特拉德的妻妾中有一个更加爱好和平而不够奸诈的女性，她被她恐怖的丈夫困扰着，她向国王菲利普一世靠近，最后被他带走，成为国王的皇后（1093年）。她辅佐年老的国王，通过两个王后反对年轻的路易六世，协调国王儿子的战略。（与继母的冲突是这个混乱时代的另一个产物）。在贝特拉德的情形中，她演习的失败导致了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冲突后被迫进入了修道院。

直到十二世纪，诱拐依然很普遍。但是，它只是对女性的野蛮和压迫行为吗？许多女人教唆她们诱拐，或者至少帮助她们的诱拐者。当情人面对来自他们家族的反对时，诱拐是宣布个人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家族后来承认了事实，事件也就愉快地结束了。被幽禁在自己家里的女孩或者被丈夫虐待的妻子特别盼望她的诱拐者解放她的自由。女人为了吸引优胜者，她们展示自己。如此一来，诱拐的意义是矛盾的。压迫妇女的证据迫使她们诉诸解放自己的办法，这是她们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诱拐和私奔经常是颇为戏剧性的事情；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一种仪式。他们象征着在封建社会女人生活中高度的戏剧性与强烈的愉悦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事实是，我们除了看到男人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东西之外，关于封建社会的女人我们一无所知。在恐怖的眼光中所描述的女人形象是值得怀疑的。在维塔利斯的《教会史》中，女人一直是有毒的，她们给男人有毒的苹果吃，而且还发出令人可怕的嘶嘶声。旧约圣经模式对修士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认为，他的乖张的女主角有"看不清的但很有力的影响，一推荐种半野蛮女人的稀有特权。"但是，就像在其他社会中对魔法的指责一样，不信任任何对质疑男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的行为负责吗？对通奸的不变怀疑可能具有类似的功能，而无论它的事实基础是什么。1068年，他们淫荡的妻子写信给征服者威廉的同伴，威胁说，除非她们的男人赶紧回家满足她们的欲望，否则他们会带走情人。

女人不是被严格地关起来和监视起来。第一次十字军士兵的妻子不是锁在地牢里或者被迫穿上传说中的贞洁带（直到后来文献中才提到它）。如果要限制这些女人，有更加精密的－－而且无疑更加有效－－的方法。首先，她们处于老年妇女的监管之下，将年轻人和老人分开影响了女性也影响了男性社会。圣戈德利夫在受尽各种形式的迫害后，被她丈夫雇佣来的杀手谋害。当然，她不是完全孤独的：她管理着一个家庭，虽然处于监管之下，但获得了很多支持者。她的悲惨故事证明，与一个压制性的家长婆婆冲突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在维塔利斯所述的父权制家庭模式中，典型的代表是正直的君主－－马乌勒的安索，他是亲自负责教育并约束他的高贵的年轻妻子。然而，表现安索的优秀品德的特点是他稀有的孝顺和孝心，例如他积极赡养他年老的母亲，在这个属于她丈夫的家庭中，他没有表现出自己比妻子尊贵。

十二世纪，战争是受到议会立法和亲王控制的，?且被十字军转向了外部，时髦的马上比武变成了游戏。牧师只是核准了前两次，但是所有这三次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允许国家力量保存的同时让夫妇能够享受一个比较平静的私人生活。

库西的君主拉乌尔1160年娶了博尔德文伯爵的女儿。她的嫁妆－－她显赫的父亲所属省份中的一座城市，给她丈夫带来了来自这座城市的丰厚税收。作为得到这笔税收的条件，拉乌尔必须与他的岳父保持沟通和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这是卡洛林家族向拉乌尔家族注入血液而应得的报酬（以一种未被承认的服务形式）。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下层与上层阶级或地位高贵的人联姻体制的结果之一。在任君主本人或他的前任，在他自己的领地上为他的妹妹预留了一份征收通行的特权（作为嫁妆）；这份特权明确宣布为采邑租借，首先由等级稍低的妹夫控制，然后是由他的儿子控制。在封建时代，贵族继续通过联姻保持强有力会计的效忠关系，以坚决抵制其他社会阶层。皮埃尔图贝尔对拉齐奥的调查研究也适用于法国北部。根据图贝尔，农民会迅速卖掉在嫁妆中接受的任何土地，如果它距离村庄很远的话。（嫁给一个远离自己村庄中男人的农妇在习惯法的允许下可以出售。）相反，贵族接受来自遥远地方的嫁妆，则需要要认真管理它，因为它可以扩展他的策略影响，并且可以让他保存在战斗、义务和联盟的记录中。农民想扩大他在封建地产（与封建制相反）的土地使用期限中的耕种权利和土地财产；而贵族则喜欢获得封建土地使用期限，因为他的目的是维持他的等级地位和他更广阔的利益。

这样，贵族的婚姻促进了彼此结盟并缔造了共同的财政利益。更微妙的是，在姐夫之间的矛盾关系，同盟内部结构的紧张比政治的反复无常更加深刻，这些从马上比武的手势中即得到了反映，库西的拉乌尔一世和海诺尔的博尔德文五世在重大的马上剑术比赛中轮流以联盟和对手的形式进行竞争。阿涅斯的吉斯勒埃贝尔清楚地了解艾涅丝夫人和其亲戚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她在1168年参加了"家庭团聚"，但是当时她丈夫的行踪记账并不清楚。艾涅斯在赢得"凶猛的"骑士的心方面有特殊的天才，而这个骑士与库西领主一起控制着土地的权力。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她是这个骑士的浪漫情人。根据乔治迪比的解释，这意味着她并非是一个由于她个人的品质上升到上级社会顶端的偶像，而是由他丈夫熟练控制以保证其自身权力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前代女人扮演着挑唆鼓动战争的角色，而现在已转变为犹如多愁善感的小说中人物那样，以情色吸引有用的人物。在这方面，兴奋的女人不再被男人认真地诱拐，而只是被利用；她只是竞争中的礼物而已。

这种外部条件变化所产生的互相矛盾的结果。十三世纪王室和贵族的和平－－远非连续的和平－－不是必然有助于促进女人行使更大的权力。贵族社会在许多方面是严格的和坚固的，就像这一时期坚固的城堡一样。这样的社会并没有为贵族夫人和年轻的淑女们提供多大的自由空间。

摘自《私人生活史II：肖像——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