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双龙
汤平中将以善理财而著称，不仅练就了双手打算盘的本领，而且具备丰富的财政工作经验、较高的财政工作理论水平。周恩来总理知道汤平是把“铁算盘”，在处理军费工作时，常叫汤平坐在身边，要他当场算账，然后拍板定案。汤平曾任红军连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供给部部长，八路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晋西北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粮食处处长，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总后勤部参谋主任、财务部部长，军委总财务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和繁重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中，汤平领导军队、边区财政工作，克服困难、广开财源、支援前方；组织建立军队财务机构，统一经费供应标准和财务管理制度；总结军队经费管理特点和规律，奠定了解放军财务工作的基础，为军队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才子”参军
汤平，原名王绍高，1903年8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小河乡。那是一个风雨如晦又孕育着大变革的年代，革命是当时的主题词。新思想的涌入，冲击着中国的旧制度。汤平生于一个典型的进步家庭，父亲王新元曾参加过同盟会，乐善好施，母亲贝元伯思想开明，以革命思想教育了9个儿女。在国税率共合作大革命中，汤平一家大多参加了农民协会。汤平从小机敏好学，写得税率一手好毛笔字，练就了双手打算盘的本事，被乡里赞为“王才子”。
1924年，汤平加入国民党，1925年被选为共产党领导的乡农民协会委员，分管财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汤平一家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他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堂妹先后被捕牺牲。汤平脱离国民党，被抓入狱，赋诗《铁窗恨》：“何愁此日雨声喧，寒露朦朦能几天。等到春回大地暖，东风吹醒百花鲜。”
带着这样的心情和抱负，汤平被家人赎出后，立即与共产党组织、游击队取得联系，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10月，汤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红军。此时的“王才子”满怀壮志雄心，多年后他回忆道：经过生平第一次空前的锻炼，成为了“一个勇气十足的战士”。
汤平家乡为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活动区域，这一区域位于湖南长沙、江西南昌、湖北武汉三个要点围成的三角区域的中心。国民党对这个地区革命力量的扼杀，是空前严酷和残忍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无法立足，只好南下；秋收起义后，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同样南下得以保存了火种。红5军平江起义后，顽强地坚持在原地斗争，在千难万险中壮大起来。艰苦的斗争环境、不断扩大的队伍，使干部们面临繁重的工作任务。汤平岗位的频繁变更，便是一个缩影。他起初任红5军第2纵队第2支队文书，1930年5月任第1师第2团第4连政治委员。1930年6月，红5军与红8军合编为红3军团；8月，红3军团与红1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汤平先后任红3军团红1师第2团政治处党支书记、第3团政治处主任，后方补充团政治委员，红1师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秘书处处长，红5师第13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红5师政治部破坏科科长、宣传科科长等职，做了大量征兵、筹款、宣传、除奸工作，随队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战斗中两次英勇负伤。
1934年10月，汤平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年底，他任红3军团第4师供给部部长，后又任第4师第10团供给处主任；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4师供给部部长。从此，汤平转到后勤保障岗位，担负起部队在行军、作战中繁重的财务物资管理工作。
扭转晋西北被严重破坏的财政状况
1937年2月，汤平到抗大学习理论，结业后留任抗大校务部队列科科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先后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负责统战及机关事务等工作。汤平身体不好、面容瘦弱，虽管钱管物，却从不谋私利，总是先人后己，即使是机关管理员送来猪肝为他补身体都被拒之门外，赢得大家好评。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党中央、各战略区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巩固根据地上，以积蓄反攻力量。1940年3月，汤平被任命为山西省第二游击行政公署（后改称晋西北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管辖晋西北地区财政。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太原段以西、山西省西北部，是七七事变后日寇最早入侵的地区之一，遭破坏时间长、程度大，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晋西北有35个县，数量占全省的三分之一，面积占全省30%，位置偏僻、山多路少，虽包括太原、大同、忻县、汾阳等重要城市，煤、铁、铜等矿产丰富，但大多被敌军占领。这里连年大军云集，日寇侵略掠夺、伪军滥发纸币，国民党顽固分子也故意搞破坏，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搞摩擦失败后，1940年1月撤退时带走法币达500万元之多，群众负担十分重。原有的财经机构人员逃的逃、叛变的叛变，不少人浑水摸鱼、各自为政，乱没收、乱募捐，通货张坊种类多达十七八张坊种，极为膨胀，粮食歉收，工人失业，商人不敢做生意，财经工作处于停滞混乱状态。好的方面是，该区人口占山西四分之一，自贺龙率领八路军第120师创立晋西北根据地以来，大部分群众已被组织起来。
汤平到任后，根据晋西北的特点，逐渐摸索出整顿财经的方针与目标，即：保障自给自足，发展公营事业，推进合作运动与集体经营，克服落后现象。从经济上组织群众，增加生产，保护私人资本，争取经济繁荣，统制对外贸易，保护与提倡土产，打击敌寇“以战养战”的经济阴谋，最终，达到收支平衡、统一财务的目标。方针、目标确定后，汤平从发展实业、改革财经体制和制度等入手，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大量增加生产，改善民生。他带领财政处想了多种办法，发放春耕贷款贷种、帮助建立与整顿工厂等，以打牢经济建设的基础。二是整理财经机构，召开财政经济建设会议，研究部署各级财政经济建设任务，整顿财政科、建设科、经济局、财政经济建设委员会等机关，举办会计经济训练班培养专业人员。三是整理金融，建立晋西北银行，有计划地发行金融。四是整理财政，统一预决算、金库、公粮等各种财政制度，颁布田赋整理办法与税收章则，发起献金、公粮运动，大力清算过去的账目，等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晋西北地区的财经工作走上了正轨，兴县、临县等县的土地田赋也陆续征收齐全，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基础。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汤平处处留心，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表面看似照顾了群众的利益，但从财经专业角度来看是影响全局的，必须下力气加以解决。1940年10月，汤平作《晋西北财政经济建设报告》，提出在今后工作中要重点加强两个问题，即田赋、税收。他指出，“大家只注意到开展工作，没注意到没有钱什么都要受到绝大的影响的”，各县都要彻底开展田赋整理工作和税务征收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需要废除旧的不分贫富、按亩摊派的税收制度，积极调整阶级利益。汤平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在晋西北实行公粮累进税制度，通过试点逐步推广。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不苛征、不漏税，按贫富情况下达征粮指标。
◆1939年延安总政治部，左四为秘书长汤平。
这些政策制度实施后，既保障了群众利益，又增加了财政收入，晋西北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紧接着，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干部在财经工作上认识和经验不足，钱多了以后，不善理财、不愿理财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花钱随意，预决算制度执行不坚决，开支超过规定而不预先请示，甚至不请示；有些人认为革命成功了，自己的钱是可以用的；有人甚至认为预决算是顽固派制度。在企业所得税一些区村干部中还有这样一首歌谣：“行政正规化，干部吃不下，去年打顽固，今年卡干部。”行署召集开会时，各县常为预算分配发生争吵。汤平一贯坚持原则，该解决的给予支持，不紧急或能自己解决的决不轻易松口，引起一些人不满。贺龙企业所得税听说后赞扬他：“有人骂你，说明你管钱管得严，是好事。”
汤平深切感受到，财经工作最重要的是改变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通过财政工作正规化建设，克服本位主义、计划性不足、组织不健全等问题，达到权限集中、统筹统支的目标。为此，在1941年10月1日召开的晋西北行署第三次行政会议上，他作了《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财政工作》的报告，系统部署了加强财政工作正规化建设的任务。他首先指出，“总的收支原则是统筹统支、量入为出，适当的量出为入，在此原则上，决定我们全部的收入预算与支出预算”，进而统筹政府收入、支出的项目、预算，努力争取收支平衡。其次，实行金库、预决算、审计、会计及财政报告等一核定系列制度，使各项工作走上正规化。再次，健全各级财政组织，到1942年6月底要建立健全至少70%的县级财政税务组织。最后，在公粮、村选、村款、田赋工作中，筹备统一的累进税。其中，对于出入口税率修正，田赋整理原则办法，各种财政制度的组织、职权、领导等，汤平均作了细致的说明与规定。
同月，汤平改任晋西北行政公署粮食处处长。他经常投身到抓生产的第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动员群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他常说，“我们的办法总比困难要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广开财路支援前线，汤平还筹集当地的土特产到日占区、国统区换成武器、药品、被服、纸张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陕甘宁边区。他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丰富、细致的理财经验，受到上下一致称赞。贺龙也经常召见汤平，与他一起研究工作。
由于工作繁重，汤征收平积劳成疾，大口吐血，病情严重，组织上甚至为他准备好了棺木。危急时刻，第120师和晋绥边区派出得力医生才将他救了回来。考虑到汤平的身体情况及工作需要，从1943年10月起，组织任命他为晋西北行政公署秘书长。1945年9月，汤平调任吕梁行政公署副主任；1947年7月，汤平又调回晋绥行政公署任督察处处长。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央开始抽调得力人员筹划大规模经济建设。1948年1月，汤平调任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积极投身全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任务。
领导全军财经工作走向规范化
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由于分处各地、且多为几省交界地带，被封锁、隔离，后勤保障由各战略区、方面军、野战军自己负责，处于“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也不可土地使用税能有统一的机构、统一的供应标准。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呈现大兵团流动作战状态，全国大片地区被解放，缴获物资、收复城市越来越多，各地贫富不均、各军需求各异，亟待统一规划，按计划、需求分配。为了统一全军后勤工作，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命令组建军委后方勤务部，由部长杨立三领导。1948年4月，汤平调至军委后勤部，任参谋主任，开始参与筹划全军后勤工作。
征收6月，军委后勤部在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成立。汤平协助杨立三研究制订了《军委后勤部的任务和组织大纲》，对当前任务、编制机构、供给标准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948年12月12日到1949年1月13日，汤平组织筹划召开了军委后勤部举办的全军兵工、军械和后勤（供给和兵站）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供应方针，制定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供给标准制度。
1949年3月，军委后勤部随中央转移到北平，4月，进驻内务部街5号。当时，总后勤部只设有供给军需、兵工军械、兵站运输3个部门和1个参谋组，总共才34人。领导力量更为薄弱，只有部长杨立三和参谋主任汤平。一切从零开始，任务十分繁重，许多工作还要依靠华北军区后勤部机构来开展。直到1950年底，情况才有所好转，机关设有财务、军需、军械、卫生、运输、油料、营房管理、政治等8个部及秘书、计划、检查、干部、兽医等5个直属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汤平一头扎进统一全军后勤建设的繁重工作中，通常是上午先到中南海，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办公，许多事情报请聂荣臻筹划定夺；下午再回到总后勤部处理具体业务，晚上加班加点更是常事。
10月，新中国成立后，汤平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财政处处长，参与国家财经计划中的财政方针、政策调查研究等工作。一年后，由于军队财务建设任务繁重，杨立三向周恩来提名，要汤平回总后勤部工作。1950年11月，汤平再次回到总后勤部，任财务部部长，负责全军的财务、粮秣管理。
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刚刚出国作战的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异国作战，后勤保障完全不同于国内，朝鲜被严重破坏、美军飞机针对交通线的“绞杀”轰炸，以及志愿军快速的推进速度，使得后勤供应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不少志愿军指战员饿着肚子、光着脚打仗，中央十分着急。为此，11月17日，周恩来指示总后勤部负责组织北京市党政军机关紧急制作150万公斤炒面送往朝鲜前线。汤平根据相关单位的情况，立即制定了18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土地使用税，分配给华北军区、公安部队、军委直属供给处、中共中央供给部、北京市政府等单位，并常常派人现场督促检查炒面制作情况，报告每日进度，他审查完毕后，亲自签字上报。周恩来总理带头下伙房制作炒面，极大鼓舞了干部群众的士气，任务提前完成，炒面及时运往朝鲜，解决了燃眉之急。转入阵地防御战以后，经过志愿军的努力，战场情况有所改善，光是吃饱已不能保证前线所需。全党全军越来越认识到，现代战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打后勤。中央军委也对军费投向作出调整，要求要特别保障朝鲜前线和边防部队。为此，汤平组织制定了《志愿军作战时期暂行供给标准》，比国内部队提高了食粮、菜金、负伤费、庆功费、过节费等标准；新增加了汽车司机、修理工营养补助费，灯油、蜡烛、电池补助费，黄烟丝补助费，防疫费，敌工费，俘虏经费等；同时，对几十万支前的薪金制干部、卫生技术人员、汽车驾驶员、铁路员工和民工等人员的待遇，也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1952年8月，根据汤平的报告建议，总后勤部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财务、军需工作会议，确定志愿军的供给由东北军区后勤部代供改由总后勤部直接供给，并组建志愿军后勤部财务部。10月志愿军后勤部财务部成立，开始统管志愿军的财务工作。
与此同时，解放军加快军兵种建设、执行剿匪备战等任务，需要大量经费保障。一些重大开支，还须直接请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一贯细致，对军费开支审查更加严格。汤平总会将所请示问题的情况、数据以及解决建议准备充分，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肯定。1952年，汤平汇报军队财务工作，总结到：“自1950年到现在的三年来，军队财务工作胜利地保证了全军军费供给，如部队生活，国防建设，作战开支，海空军及特种兵的建立，特别是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等费用的及时供给，取得了经验和成绩。”
自1950年3月开始，军队开支统由中央财政部负责拨付。国家划拨的钱花在哪里、花多少、怎么花，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方向和效率。为此，军事财务制度的制订和全军财务管理就成了总后财务部的大事。
汤平率领财务部对已有的财务制度进行全面审核、补充和修改，1953年颁发了《全国军事系统各项财务制度》，包含预决算、财务检查、结算、现金拨付、预备费、计算报销等8项制度规定，对经费分类、审批权限、预决算编报、经费调剂、会计核算、检查审查等作出明确规定，既规范了经费使用流程，又方便各级按需、灵活开支。同时，根据人民军队由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实际，汤平组织人员联合22个业务主管部门，开展大量调查研究、测算论证工作，重新制定了32种事业费标准，初步统一了全军经费供给标准。后来，根据学苏军中的问题和部队实际，汤平多次组织修订财政制度，1956年形成《财政制度十项改进措施》，1957年制定《现行财务制度的修正与补充规定》，解决了财权过于集中，手续过于繁杂的问题，使各级“有钱有权，责任分明，简便易行”，受到一致称赞。
1953年10月，军委决定总后勤部财务部改为军委财务部，归军委直接领导，杨立三任部长，汤平任副部长。1954年10月，军委财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杨立三任部长，余秋里、唐天际、汤平任副部长。这个时期，人民军队正准备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将发放物资保障改为发放薪金。汤平把重要精力放在主持起草薪金条例草案上，先后进行了12次修改，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1955年1月，经过中央政治局审议、国防部发布命令，该办法在全军军官中实行。
军队财务工作由分散走向统一、正规，是在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中实现的。汤平对财务管理整顿十分关注。1954年，根据军委指示，汤平组织人员对全军经费、物资进行清理，清理出13.2亿元，弥补了5.5亿元的预算缺口；规定部队存款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开户存入银行，解决部队在银行存款过多、使得经费无法有效周转的问题，全军每月存款由9亿余元降至3亿余元。
195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余秋里任总财务部部长，唐天际、汤平、何维忠任副部长。9月，汤平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5月，总后勤部与总财务部合并，汤平任总后勤部财务部部长。
汤平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开始总结提出一些宝贵的经验做法。1958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汤平提出管理经费的四种方法，即：对各项经费不能一刀切，可按照不同性质采取“总部专管”“实报实销”“指标控制”和“定额包干”进行管理。这种管理经费的办法，成为9月份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关于改进财务管理的决定》中的重要内容。汤平领导的军队财务工作，为人民解放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迈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辩证法指导后勤工作
汤平工作细致，善于以辩证思维思考、总结。他经常用自己总结的经验指导部属，不仅使他们提高了效率，更学到了方法。他认为，中国的理财思想，不外“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句话兼而用之才比较全面，财经工作必须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既不要搞单纯财政观点，也不要搞所谓“仁政”观点。在抓制度改革时，他指出：既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继承我军财务工作的历史传统，又要注意调查研究和对基本材料的分析；对于财务资料，要作纵向和横向的分析，既要从总部到连队，又要研究各级各部门的开支。在抓具体工作时，他引用陈云同志说的话“我不怕你们一次向我要一个亿，就怕你们一次要二两粮食或一尺布”，并解释道：有时一个小数目如果再按人数、时间计算起来，就可能成为一个你意料不到的大数目，因此做财政工作，不但要用加减法考虑问题，还要用乘除法考虑问题。
在1960年全军财务保证供给和厉行节约的关系工作会议上，汤平运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对财务工作中的几个关系作了理论阐述。首先，保证供给和厉行节约的关系，是财务工作中的总矛盾，占着主导地位。厉行节约正是为了保证供给，只有厉行节约，才能更好地保证供给，这不仅是技术手段，也是长期的政治任务。其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的关系，是贯穿财务管理体制发展的主要矛盾，要处理好维护制度规定的刚性与制度执行方法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再次，管钱和管物的关系，是财务管理上的一对矛盾，钱是在转化为物之后才能直接为部队服务，用的是否合适、是否浪费，只有在转化为物之后才表现得更明显，需将钱物串联起来。最后，平时工作和战时工作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在平战兼顾的同时，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都要以适应战时要求、保证战争胜利为根本目的。
汤平提出的财务工作几个关系，对全军财务工作提供了理论遵循，对国家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保障军队供应起了重要作用。国家要求军队1961年度国防费预算压缩8个亿，同时不准动用上年度结余经费；1962年度国防费拨款与预算差6个亿。为了支援经济建设，汤平报请领导同意后，与各军区、军兵种研究决定，不向国家申请追加军费，采取调整预算紧缩开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清理家底利用库存等措施，积极处理工作中的关系和矛盾，最大限度挖掘资金物资潜力，使国防费达到收支平衡，减轻了国家负担。
1962年10月，汤平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负责全军后勤计划、财务、基建和物资管理工作。当时，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汤平肩上的责任和困难都十分沉重。他坚持把“铁算盘”打响，将实情摸清、摸透，将账算细、算准，将重点抓紧、抓实。几年间，国防战备工程、部队基本建设均取得了较大成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汤平与总后政委李聚奎、副部长饶正锡等，于1966年被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划为总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彭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遭到批斗、审查。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汤平于1968年1月28日被迫害致死，年仅6核定5岁。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汤平的冤案得以昭雪；1979年8月23日，中央军委批准给汤平平反，“恢复名誉，定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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