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4日，上海首批“滴滴车站”上线启用。图为滴滴工作人员（左）在指导乘客使用“滴滴车站”的电子屏预约出租车。新华社发（资料片）
他山之石
出行难、停车难等交通问题在考验着越来越多的城市。
随着滴滴、优步等新打车模式的出现，一些城市管理者从中看到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在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上的可能。
基于此，2015年10月，上海市率先给滴滴快的颁发了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同时通过采取信息共享、探索精细管理等举措，为城市交通管理引入新机制。
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 董立龙
先行先试，试水网络约租车
2015年10月，随着上海市交通委给滴滴快的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专车平台也由此获得国内首张牌照。滴滴快的在官方微博上公布的经营资格证书显示，许可的有效期为1年，这也体现了上海市这一改革之举的谨慎。上海交通主管部门表示，要在鼓励创新和依法合规之间，力求“最大公约数”。
以滴滴快的为代表的专车，问世以来便引发了诸多议论。有人评价其便捷、舒适、服务周到，也有人批评其存在监管漏洞且违反一些行业规则。2014年8月，滴滴专车推出不久便遭当头棒喝——上海市交通委就曾宣布，滴滴专车是黑车，营运不合法，随后又对12辆滴滴专车进行了查扣罚款。
在互联网时代，专车的出现对传统出租车垄断模式形成极大冲击。如此背景下，如何处理这一城市交通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成为政府的现实考验。
对于上海市后来拿出的改革举措，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认为，这是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颁给网络约租车平台的第一张许可证。
上海此举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上海之所以率先给滴滴快的发放牌照，按该市有关部门的说法，一方面因为“出租车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另一方面也因为“总有人要先行先试”。
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每天的交通情况都有显著的“潮汐现象”，而且，上海的公共交通体系尚在完善之中，不能充分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因此，构建多元化的出行方式是大势所趋。
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向媒体介绍，上海出租车改革的思路就是“鼓励创新、依法合规、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和谐发展”。
“有些事政府部门不必参与，有些事政府部门必须参与。”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如果市场上已经出现广受欢迎的打车软件，政府部门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只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管即可，其他的可以交给市场。”
这项许可推出2个月之后，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出租车企业之一，上海强生公司宣布将涉足网络约租车(专车)的计划。
该公司董事长陈放对外界表示：“2016年，强生将加快传统巡游出租汽车的转型，积极发展约租业务，牵头组织和初步建成行业统一的约租车叫车平台，探索建立与市场动态指数相匹配的运价联动机制。”
业界认为，上海率先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的做法，已经开始促进行业自行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上海市的改革立场，也调动了众多专车平台的积极性。据了解，优步中国已将注册地选在上海自贸区，神州专车等也已开始积极了解申请牌照的相关事宜。
靠信息共享，推出停车APP
2015年11月10日，一款名为“上海停车”的APP应用程序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下载、公开测试。
该软件上线之初，即有约100家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库）和200条道路停车场路段可提供停车泊位实时动态信息，基本覆盖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场。
停车难，已经成为都市交通的一大顽疾。上海的停车供需矛盾尤为突出。数据显示，上海目前小客车保有量已达320万辆。经测算，中心城区夜间居住区停车缺口比例为52%，白天非居住（商业、办公等）停车供需缺口比例为19%。
聚焦这一问题，上海市交通委通过联合各区县与社会企业合作，试点推进“互联网 停车”智能停车信息系统建设，希望以信息共享、错峰停车的方式来缓解停车难。这也正是“上海停车”APP上线试运行背后的推动力量。
看似简单的一款停车软件，背后需要的协调工作却很复杂。除却上述需要联手各区县以及有关社会企业之外，上海市交通委还联合市税务局在本市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场逐步推行电子收费管理方式，将通过电子收费系统采集的公共停车服务静态及动态信息，统一接入本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
正是信息的联动，促使“上海停车”APP的顺利推出，并接受各方测试。
重视信息共享，运用互联网思维，也是上海市在推动出租车改革方面率先出招的基础。在颁发首张网络约租车许可之前，2015年5月，上海就率先上线了出租车信息平台，联通了滴滴的出行信息与出租车公司的车辆信息，从而让“互联网 交通 监管”更好落地。后来，“上海停车”APP软件上线运行，再次沿袭了此前的成功探索。
记者下载该软件试用发现，只要输入目的地名称或通过图标设定目的地，即可查到目的地周边1公里范围内停车场信息，然后还可以借助地图提供的实时路况信息功能直接导航，方便驾驶人快速找到正规停车场就近停车，停取车过程进出便利、付费透明。
在该软件中，分别用“P”字样图标和“S”字样图标来表示停车场是否可以查询动态停车位信息。可查询动态信息的“S”字样图标，又分别用红色、橙色、绿色来表示车位剩余的多少。
“目前外环内1700多个社会停车场，各类泊位总数约46万个。首批接入官方停车APP的泊位在30万个左右。今后各类信息及功能将不断升级完善，力争2016年底基本实现‘上海停车’APP对本市公共停车资源的全覆盖。”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将进一步与相关社会企业合作，鼓励、支持相关企业开发基于“上海停车”APP的停车泊位预约、电子支付、错时停车等增值服务功能，提高使用效率。
升级管理，用大数据治堵
作为“十三五”开局年的任务之一，延安路中运量交通建设被写入了上海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关注这一举措的上海市人大代表认为，这不仅是解决延安路拥堵问题的良策，更有望成为上海公交体系建设的范本。
据介绍，延安路中运量交通规划全长18公里，将采用无轨电车的方式，贯穿整条延安路，在通行效率、舒适性等方面相比传统公交方式优势明显。
上述人士认为，如果未来沿线配套的步行交通设施能够进一步完善，无疑能为市民带来更优质的公交服务，从而吸引更多市民在延安路这一上海市交通走廊上选择公交方式出行，缓解道路通行压力。
社会各界观察者认为，建设这样的交通项目，显示出上海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
日前，上海市发改委发布的一份针对“十三五”规划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缓解交通拥堵仅次于医疗和环境，成为上海市民对“十三五”的最大期待之一。
交通拥堵，堪称困扰城市的“流行病”。面对不断攀升的私家车保有量和日趋饱和的道路交通资源，上海如何“治堵”引来各界普遍关注。
上海市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曾经采取了很多举措，比如沪牌拍卖、出台沪C牌照不准驶入中心城区等规定。专家认为，这些举措，当前正面临着难以为继的问题。
如此背景下，上海开始在信息化精细管理、公交优先等方面提速发展，努力破解交通拥堵难题。
据介绍，围绕精细化管理，上海将建立拥堵分级系统，把指标管理上升为指数管理。其中，将在中心城区全面推行道路拥堵分级管理，应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形成以指数为支撑的精细化治堵机制。
比如，准备将中心城区快速路分为42个路段、地面道路分为68个区域，根据采集到的拥堵指数，对应畅通、较畅通、拥堵、严重拥堵四种状况，通过网络、手机等对外实时发布，同时采取关闭匝道、限制外牌等措施，引导市民合理出行。
在完善公共交通网络方面，上海力争实现“出行方便、换乘便捷、指示清晰、停车有序、乘车文明”目标。
其中，要在已实施多年的内环300米、内外环之间500米能坐上轨道交通或公交的基础上，重点解决轨道站点、医院、学校、大型商场、社区服务中心周边50米的公交站点、出租候车点、自行车停放点的配套问题。
针对当前大量集装箱卡车、货车在中心城区通行带来交通拥挤的现状，上海市还将完善集疏运系统，把更多的道路资源让给客运交通。
上海将形成货运主通道网络，力争若干年后实现集装箱卡车在外环以外运输。同时，致力于打造“水上高速公路”，把20%左右的货运量由陆路引至水路，腾出更多道路资源用于客运交通。
“争取到2020年，上海的交通状况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再恶化，并力争能回到2010年世博会的水平。”上海市交通委负责人表示。
记者观察
“共享”理念下的创新
分析出行难、停车难、交通拥堵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专业人士认为，在于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供需关系不平衡。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当打车难普遍存在时，另一方面是95%的私家车是闲置的。
基于互联网的新打车方式的出现，让人们直观地见识了“共享”带来的便利。从城市交通模式上看，专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行难题，拼车、顺风车等模式明显带有共享经济的烙印，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闲置资源，创造了经济和社会价值。
事实上，“共享”已经在全球范围为人们拓展了新的发展合作空间。
出游住宿贵，就住在网友家。在国外，有数百万旅行者利用空中食宿和沙发旅行等网站，与他人在线交换生活空间。仅在纽约市，2012至2013年间就有超过41.6万名顾客居住在交换使用的别墅和公寓中。
在国内，wifi万能钥匙、闲鱼等共享平台也开始崭露头角，对闲置资源进行共享。一些城市也在开放学校操场，弥补居民体育活动场所的不足。
专家认为，“共享”能够有效破解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供需关系不平衡问题。除了住房和交通行业之外，在医疗、教育、食品、旅游等民生基础行业，也存在着大量的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重视“共享”思维，可以为破解相关问题拓展空间。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希尔顿酒店利用近100年的积累，在88个国家拥有3800多家酒店，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而“空中食宿”这家共享空间企业只用了4年就达到了前者的高度，用户遍布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4000个城市，估值已超过250亿美元。
按此逻辑，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共享”应当在破解城市管理乃至民生领域难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甚而可能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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