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族文化宫广西美展(广西民族博物馆匠心神韵展厅)

和谐 郑军里

中国画在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南方的少数民族生活大都是小情小景、小集体的活动范围，为广西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辽阔的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也是中国画施展笔墨创作的土壤。另外，广西的少数民族大都喜爱穿着黑色服饰，这对“墨分五彩”为表现手段的中国水墨画家来说，是绝妙的、得心应手的造型对象；广西地处南方山区，不管是邻近越南的京族或是黑衣壮族、还是远在云贵高原的偏苗族、桂西三江融水的苗族服饰都是以黑色为基本色调，他们的衣着与石山绿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水墨仙境。第三，人物画讲究人物配景简约，而广西山村的牛、山羊、马、木楼、蕉树都是水墨画配景的绝好道具，也是衬托人物形象的天然“尤物” ；我们尚可以通过中国画中的笔墨来塑造它们，从而使画面充满浓厚的生活情趣，呈现中国笔墨在画面中的灵动，将中国水墨画精神发挥到极致。

土生土长的广西画家，他们的文化倾向与道德观念，以及追求本土艺术形态时逐步形成的与生俱来的世界观和文化血脉，形成了他们独有的粗犷、奔放的性格，他们在吸收外来营养时，有一种难以舍去的东西——中国文化与本土情结。也许他们早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使他们的创作在今天看来仍是光彩夺目。回顾一下他们的作品：李伟光1982年创作的《归》 、潘爱清1987年创作的《庆丰收》 、郑军里1983年创作的《编花篮》 、魏恕1984年创作的《夫与妻》 、邓秀叶1989年创作的《夏曲》等，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融入了民族的审美情趣与独特的形式和语言，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色与内涵，形式与内容，并以极大的限度将生活与内容统一在画面之中，使作品充溢着那个时期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感。

1988年展示广西工笔画的“广西少数民族工笔画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充分体现与检验了广西工笔人物画的整体水平，这次民族专题画展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题材方面，都有了让人惊羡的变化与突破，使中国美术界重新认识了广西美术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山区少数民族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居住在城市的艺术家的绘画观念和下乡采风“设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画家不再携带速写本与宣纸了，跟随身旁的只是一个先进的数码照相机，“旅游式下乡采风”已取代了当年下乡深入少数民族山区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从田头土山搜寻创作素材的方式，成为看歌舞表演和请美女模特穿上服饰进行拍照的行为，使大部分采风者都停留在猎奇、走马观花的行为中。众所周知，民族地区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其特殊的文化内涵，这种特殊的文化内涵又造就了山区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不断地适应自然。往往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顽强、坚韧、奔放、豪迈、乐观、热情等性格特征，提供给艺术家无穷无尽的灵感与激情。艺术需要有时代精神和思想深度、学术高度的艺术精品，而这类精品的产生，需要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和艰辛的劳动中获得；如果放弃了对深层次内涵的追求，就等于放弃了对艺术精品力作的创作努力，也就等于将民族题材创作推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