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重于形式论文参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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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节前回家”的典型——麦克阿瑟，图片来源：LIFE

麦克阿瑟向士兵许诺回家过圣诞节，图片来源：杜鲁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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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的奥匈，图为皇帝与将军们，图片来源：learnodo-newtonic.com

但Fearon同样追问，为什么奥匈帝国不去直接询问俄国，如果吞并塞尔维亚，俄国会如何反应呢？这跟我们刚才的讨论类似，如果关于战争意愿的私人信息妨碍了双方都能受益的谈判，那么理性决策者同样应当有动力分享信息。

所以为什么战争会爆发的问题，可以转化成为什么谈判会破裂；而为什么谈判会破裂，是因为各方会错误估计实力和战争意愿；而为什么各方会做出错误估计这一问题，在这一情境下，又可以转化成为什么战争各方不愿意分享信息。

那么，为什么各方不愿意分享信息呢？

Fearon认为，正因为是理性决策者，反而更有理由隐藏和扭曲有关自身战争实力和战争意愿的信息。虽然理性决策者希望避免战争，但他们同样希望在谈判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一方可能会选择夸张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意愿，从而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大的利益；也可能会选择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愿，从而在可能来临的战争中获取主动。

所以对于理性谈判者，他们知道对方有传递误导信息的动机，那么即便双方分享了信息，也很可能是假信息，也就不足以作为谈判的依据。所以你尽可以随便问，我尽可以随便答，信不信由你。在这样的猜疑之下，不光判断对方的意图变得艰难，如何准确地传递自己的意图也是个麻烦。

比如，俄罗斯一直宣称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有多不可接受，是否到了愿意为之一战的地步，西方一直存在侥幸心理。西方大可以认为俄罗斯只是色厉内荏，搞外交讹诈，所以不会在谈判中对俄罗斯做太多让步。

当然，反过来讲，西方愿意保卫乌克兰的意图，也大可以受到质疑：俄罗斯又不是没被制裁过，西方天天嘴上喊着制裁，还剩多少能制裁到的，又有多少是西方自己都不愿去制裁的？而从如今美国轻飘飘的制裁和欧洲的慌乱决策来看，俄罗斯也完全可以认为色厉内荏的是北约。

顺带一提，在整个危机中，拜登反复强调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种表态虽然符合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但是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是大有问题的。因为这明确地传递了一种信号，那就是美国确实没有为了乌克兰而牺牲美国人的战争意愿，而这必然会恶化美国在谈判中的处境。当然，俄罗斯可以怀疑这种信号的真假，怀疑美国是故意示弱，但这个信号完全符合我们对于美国的一般预期。

确实也存在一些机制可以更加可信地传递信号，口说无凭的话，就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态度。比如俄罗斯为了体现自己的实力和意愿，就可以通过演习和动员这些耗费成本的方式来向西方传递信号；反过来，北约也在通过增兵东欧或援助乌克兰来传递自己的信号。

但这种传递信号的方式本身，就在增加着战争风险，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战争前的准备活动。你怎么能够确信，那些部队只是在演习，而不是在准备入侵呢？你怎么能够确信那些增援是用于防御，而不是用于进攻呢？

更重要的是，战争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传递信号的手段。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谈判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战争中展现自己的实力，就可能建立一种威信，让自身在后续的谈判中处于一种有利地位。比如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就起到了一种威慑效果，让俄罗斯在后续对周边国家的谈判中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地位。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妥协，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该国战争意愿不强，从而在谈判中陷入不利。比如在冷战中，即便朝鲜和越南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但美国担心放弃这些地区会体现自身的软弱，让苏联进一步扩张，因此“不得不”跳进战争的泥潭。

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即便乌克兰未必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有多重要，但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如果不能成功“保卫”乌克兰，是否会有损自身形象，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总而言之，在Fearon看来，战争的理性解释之一，便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重点不在于信息不对称本身，不在于各方都有自己的私人信息，而在于各方都有理性的动机去传递错误信息，从而导致各方错误估计形势，使得谈判破裂。

承诺问题：我怎么相信你做的是真的？

但是，即便各方的信息是相对透明的，各方对于实力和意愿都有着真实的判断，知道利益该如何划分，也并非一定能够达成协定，避免战争。因为协议总是需要执行的，如果一方不相信另一方信守协议规定的承诺，那么谈判就一定会破裂，战争就难以避免，也就是所谓的“承诺问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签订协议，不只是依靠对方的承诺，往往还要依靠第三方的团体，主要是政府，通过强制力来监督协议的遵守。如果对方不遵守协议，那你可以告到法院让对方付出代价。

但是国际社会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作为这个第三方的，国际组织当然可以给压力，但是不可能形成一个足够强的约束，不然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战争了。归根结底，国际协议的达成还是要依靠各方的自觉。因此，即便国家的理性决策者们知道如何谈判让各方利益最大化，也不敢轻易相信对方的承诺。

Fearon总结，“承诺问题”有三种可能的形式。

第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先发制人战争”。想象动作片里两个拿枪指着彼此的人，他们当然可以达成协议同时放下武器，但没人真的相信协议会得到遵守。因为一旦有人背弃承诺，他就可以直接消灭对手，而遵守承诺放下武器的一方没有任何手段加以反制。

如果把这个类比放到国家上。假如战争特别偏向于进攻方，先发制人的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可以彻底打垮另一方，那么背弃承诺开战的诱惑就会特别大，那么对于理性的决策者来说达成协议就更加困难。

但Fearon认为这种“先发制人战争”的情况毕竟不会特别多。国家毕竟不是人，大部分国家一般都能侦察并承受对方的突然袭击并加以反击。但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中是存在的。俄罗斯当然不用担心乌克兰先发制人，但是乌克兰肯定会忌惮俄罗斯的能力。毕竟双方的实力极其不对等，俄罗斯的先手进攻很可能摧毁乌克兰的大量武装力量，那么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承诺抱有怀疑也是理性的。

第二种承诺问题，是“预防性战争”。出于衰落中的守成国家为了避免上升中的新兴国家在未来的进攻，可能会预防性地进攻新兴国家，让这两种国家之间很难达成协议。比如传统观点就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就是因为衰落中的斯巴达恐惧崛起的雅典，所以不得不发动战争。这种逻辑经常用来形容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中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Fearon实际上不赞同传统的理解，他认为这种“预防性战争”并不需要疑虑和恐惧这类非理性因素，也不需要新兴国家真的有进攻意图。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无限重复的谈判，每过一段时间，守成国家的实力都会下降，新兴国家的实力都会上升。即便双方都是完全诚恳透明，不存在误判，那么每隔一段时间新兴国家都可以要求新的谈判内容，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理性的守成国家必须接受新的协定，被新兴国家蚕食利益。那么对于理性的守成国家来说，利益最大化的举措，就一定是在一开始趁自己实力强大时，就通过预防性战争解决掉新兴国家，以避免夜长梦多。

这种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中可能不存在，毕竟二者的力量再此消彼长，乌克兰也不可能强过俄罗斯。但换个角度想，假如乌克兰未来真的加入了北约，或者完全获取了西方的军事支持，那么乌克兰的相对实力就会不断上升，从而引发俄罗斯的担忧，逼迫俄罗斯先下手为强。所以单纯从这一角度看，乌克兰积极寻求加入北约和争取西方军事支持，反而有害于自身的安全地位。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北约和俄罗斯的相对态势中看，北约不断东扩看似是扩张了自己的实力，但是也只会让俄罗斯更加确认北约和西方不会信守承诺，让俄罗斯担忧北约在未来的威胁，从而增加了冲突的风险。

最后一种承诺问题，是“绥靖难题”。比如，如果协议划分的利益有利于一方在未来的军事实力增长，那么一方就完全有动机在未来破坏协议，而另一方就宁可诉诸战争也不愿达成协议。比如二战初苏联向芬兰要求战略要地作为与德国的缓冲，并向芬兰提供了领土补偿，但芬兰恐惧于苏联会利用获取的领土进一步吞并芬兰，于是拒绝了协议，导致了苏芬战争。

同样的难题显然也存在于如今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是担心西方背弃承诺，利用乌克兰的战略地位继续对俄罗斯施压。反过来说，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拒绝俄罗斯的要求，是因为乌克兰也担心俄罗斯得寸进尺，利用乌克兰东部地区作为跳板进一步蚕食自己的领土。

了解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在《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中，Fearon首先是指出，即便对双方来说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也仍然存在双方共同获益达成协议的谈判空间，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理性决策者总应该有谈判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为什么战争仍然可能爆发？一个机制是信息不透明，且各方都有动机去扭曲信息导致战略误判，那么谈判就无法达成，战争就容易爆发。而另一个机制则是“承诺问题”，即便是在决策者具有理性，信息完全透明，双方不存在战略误判的情况下，各方仍然可能担心协议不被遵守，从而导致谈判破裂。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战争，光呼吁理性克制什么的是不够的。因为正如刚才论证的，理性反而更可能是促成战争的条件之一。那么如何实现和平，就取决于如何更好地传递信息，如何更好地促进各方遵守承诺打消疑虑。

当然，现实问题永远是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比如根据我们刚才的思路，促进和平的手段之一恰恰是武力的动员和战争的威胁，而这些手段反而又会升级局势导致战争风险。而这些矛盾，更说明了乌克兰危机为什么难以解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里仍然是国际关系的火药桶。

虽然Fearon在论文中所构建的是一个理性的模型，看似忽视了现实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但这种理性的分析框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去分辨现实中的非理性因素。当我们知道理性的决策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看出现实与模型的偏差，从而意识到非理性因素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起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较真，其实Fearon的论文里面也没有特别出人意料石破天惊的内容，都是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明白的东西。毕竟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不可能提出相对论这种颠覆性的理论。同样的道理，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真的拿一篇社科论文来指导现实决策，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不一样，没有确定不变的引力规律可以发现并遵守。

因此，我们不能说你看了这篇文章，你就能完全理解乌克兰发生了什么，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会不会发生战争，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搬运一篇论文呢？因为不论对错与否，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乌克兰危机，也可以理解其它曾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危机。国家间的关系对普通人来说看似遥远，但总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到每一个个体，那么多了解一些分析框架总归是有用的。更不用说，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分析思路其实也可以用于人与人。

对我个人来说，在2022年重读Fearon这篇1995年的文章，其实有些时空错乱的感觉。因为这种纯粹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战争与和平的思路，更像是冷战对抗遗留下来的产物，而不是近些年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的思路。

所以俄罗斯的存在，乌克兰危机的升级，颇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不管什么意识形态宣传，不管什么经济制裁，不管什么外交孤立，俄罗斯用实际行动在证明，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国际关系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

回归本质，你在谈判桌上能得到什么，仍然取决于你在战场上能得到什么。

我想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决策者，都过于沉迷于自由主义的辞藻，而忘了这些基本的东西，需要一点Fearon这样的现实主义思路来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