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7号文(鲁政发1986年127号文件)

李公明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著，刘云虹 / 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雅众文化，2021年1月版，332页，68.00元

在我看来，里卡尔的解释有问题，说昆德拉的文本中没有任何晦涩的东西因而不需要任何解释的说法显然不对。昆德拉自己在回顾《钥匙的主人们》的创作意图的时候，为了消除读者的有局限性的阐释而提供了解读的“钥匙”——“这个剧本更接近尤奈斯库的戏剧，而非政治剧。”（65页）“昆德拉之所以经常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提供一份‘使用说明’，是因为有时他本人也由于含糊不清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助长了误解的产生。”（66页）这说明必要的注释和解读并非多余。洛桑那个研究团队把问题看作是一种“操控的企图”，则显得有点诛心之论。我倒是认为这个“七星文库”版正是因此而延续与证实了昆德拉的独特风格，自我认同形象的纯文本性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对于昆德拉的作品，喜欢的读者很多，但也可能有误读；不喜欢的人则有可能是因为偏见和恐惧，都是因为昆德拉作品中的立场、倾向和思想意识，同时也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与个人境遇都可以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我手头有一部多年前国内编辑出版的昆德拉研究资料，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该书收录了国内文艺学、外国文学领域的部分学者、翻译家对昆德拉作品的论述，还有几篇国外学者对昆德拉的访谈和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是1986年瓦茨拉夫·哈维尔回答侨居西德的捷克记者卡雷尔·赫维兹加拉关于昆德拉的访谈录，尤为值得一读。这部资料辑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曾经有过的昆德拉热，今天回顾起来虽然有点时过景迁之感，但是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至少让我们的回顾更增添了某种现实感。从多种视角来看，这部昆德拉传记尽管已经努力挖掘传主的人生经历，但是更鲜明的色彩是一部传主的文学创作和时代政治变化为中心的思想传记，实际上是一部把昆德拉的文学人生置于时代政治于文化的激流中予以考察和论述的作家研究。

“译者序”的题目是“清醒而拒不回归的昆德拉”，主要谈了两个问题：“清醒、觉悟的目光”和“不可能的回归”。关于“清醒”和“觉悟”，昆德拉自己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有过很概括的表述：“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他。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这里既包含有昆德拉面对八十年代末以后捷克的政治改变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间关系变化的清醒认识，他看到了市场与大众传媒对过往的文化传统的简单化隔绝与清除；同时更反映了他对文学艺术的普遍性意义和作家的根本立场的深刻认识和坚守，虽然他知道在政治急剧转折时刻中对他过往作品的政治化解读可能给他带来更广泛的声誉，但是他更知道过于政治化、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阐释肯定会背离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和他作为作家的身份认同。“清醒的认识，坚定了他的立场与选择：他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也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译者序，iv）一方面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愤怒出诗人；另一方面，政治来复去，只有人类的艺术作品生命永恒。但是在对他的作品的具体解读中，他的愿望与被文本所决定的阅读往往充满了矛盾，脱离了历史土壤和真实政治氛围的作品阅读根本无法进行。

关于“不可能的回归”，问题更复杂一些。对于昆德拉来说，所谓“回归”不仅仅是指离开捷克、被取消国籍之后的回国、恢复国民身份，而且还是对自己以往文学创作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抉择，以及在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上对人类精神血脉的追寻。很长时间中他用捷克语创作的作品因政治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禁，但是当捷克进入新时期、政治禁忌不复存在之后，他对于在捷克出版用捷克语重写的《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仍然犹豫不决，尤其不愿意的是重新出版他早期创作的诗歌，原因是什么？布里埃认为青年昆德拉被诗歌所吸引的原因既有捷克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召唤，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青年昆德拉有着革命理想与激情。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青春总是容易与革命、抒情诗歌联系在一起。我从前读《青春之歌》，很记得一个关于诗歌与革命的情节：北大的地下党负责人卢嘉川以雪莱“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结束他的广场演讲，林道静眼里含着热泪重复吟诵着这句诗，这是她的政治与诗歌启蒙的瞬间。多少年以后，一些读者读懂了这句诗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如果冬天到了，很可能说明春天会离得更远。从抒情诗歌到反抒情诗歌，我们与昆德拉有相同的体验，正如布里埃在书中所讲的，“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在他看来，怀疑主义不会与虚无主义混为一谈：‘怀疑主义不会把世界变得虚无，而是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是我所经历的最丰富的状态。’”（63页）对雪莱关于冬天与春天的诗句的理解变化，不也正是从与幻想相联的抒情诗歌走向丰富而深刻的怀疑主义的历程吗？昆德拉在晚年不愿公开再版他早期诗歌的原因，仍然与他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促使他放弃诗歌的原因一样。当年放弃诗歌是因为他“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63页）布里埃进一步指出当时捷克的艺术家与作家只能有一种单一、简化的世界观，但大部分人都知道现实是多样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初昆德拉选择转向虚构，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专制的反抗”。（72页）那么对于他晚期不愿重新出版早年的诗歌，应该理解为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在革命幻想中抒情的自我中去，就如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讲的，“他不再喜欢写出这些诗句的那个人。他和这位诗人不再是同一个人”。（同上）我们从自身经验中很能理解，尽管有时会很自然地哼起小时候就熟悉那些优美旋律（本来很多就是从民歌中挪用过来的），但是我们再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的抒情的自我中去。

为了避免对昆德拉小说作品的过度政治化解读和阐释，布里埃尽可能把读者引进昆德拉的生活情境中去，帮助读者理解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创作与生活的真实联系。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书中对于昆德拉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他的个人生活境遇以及与朋友的关系等有大量丰富、具体的描述，对于很多原来还不太清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捷克政治状况的读者来说反而成了一种必须的、无法回避的政治化解读。很显然，离开作者创作心理和作品实际内涵的过度政治化阐释和刻意回避、隐瞒创作背景及作品基本思想与时代政治的真实联系，都是有违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因此，在这部昆德拉传记中我们看到作者经常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引用对时代政治局势的描写，很自然地把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品解读联系在一起。布里埃很清楚地揭示了昆德拉的主观愿望与创作实践的矛盾性。1966年他第一部小说《玩笑》的手稿在出版前曾被一位朋友读过，当对方问昆德拉这是不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时，他立即表示反对并且说“我压根不把描绘‘时代画卷’放在心上”。布里埃说这是因为他丝毫不想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但他又总是将小说置于某个历史时期和某个确切的地点，他的文学选择也始终依赖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非此，他又能怎样？昆德拉的性格形成时期都在欧洲的某片土地度过，那片土地在1914至1989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第2页）这是昆德拉永远无法驱除的其作品的历史性与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