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农业生产者转嫁危机(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的原因)

很多观点认为，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无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纵观中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都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也就是国内说的工业出现了下行趋势。连带一个在农业上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用工业化的模式改造农业的企业，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好。

国际经验看，西方应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策略是“代价转移”，就是向国外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的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变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唯有通过强权压制和诱发意识形态革命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矛盾，维持自己的旧秩序。

那么，我们面临的同样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问题；但却不能对国外转嫁成本，于是就在“三农”领域形成过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金融资本过剩，表现为金融资本通过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投资加剧价格波动的方式，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转嫁危机。

产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大量采用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吸收过剩产能，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和食物热量的供给过剩，而生产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农民越来越难赚钱了

商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多重流通摊薄了利润，进一步激化了食品流通环节的恶性竞争。

这三大资本过剩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低、食品质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监管失效、食品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使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要素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 “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

三是根据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正因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遂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需要与“互联网＋”这个工具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加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