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章静绘）
《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王东杰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颜元像（绘者不详）
颜元墓碑（毁于“文革”。录自李世繁《颜李学派》，北平：四存学会，1935年6月）
颜习斋祠堂今貌（陈卓摄）
卧于李塨墓地荒野中的“李恕谷先生故里碑（陈卓摄）
可是，这也不能全怪百姓。《大学》有一处文本的争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后边呢，是“亲民”，还是“新民”？学者议论纷纷，我们且不管，但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这两个词：不能“亲民”，焉能“新民”？庶民百姓对颜元的改造，将其从“圣贤”变成“方士”，并不是故意去颠覆颜元形象，他们不是要玩什么“政治波普”，只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亲近他、想象他、表述他。这是一种“弱者的武器”，但他们是不自觉的。
您书的三章分别运用了迥异于通常思想史研究的进路，这一方面有您有意要和近代以来对颜元的“现代化误读”区别开来的想法，另一方面，运用心理史学、“具身认知”等方法的，是不是也意味着您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主动突破？这些新的突破的意义和困难在哪里？
王东杰：采用和传统的思想史不同的研究方法，一部分原因是由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如我前边所说，我们很难套用今天对“思想家”的定义去理解颜元，他说的不过是一些平常话，当然，他说得很有力——“格物”的“格”，就是“手格猛兽”的“格”，听起来就虎虎生威。可是，说得“有力”，并不是成为思想家的标准。颜元，这么大的一个名人，研究明清思想史的，没有人不提他，可是认真一看，关于他的有影响的论文真是很少！有许多陈陈相因之作。为什么？不是学者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提错了：把颜元当作“思想家”看，他真是没什么可说的。若我们要起之于地下，跟他讲清楚我们所谓“思想家”是什么，他决不愿意当一个这样的“思想家”。因此，就出现了一桩咄咄怪事：颜元是讲明清思想史的人个个都要讲，可是又都不怎么能够讲得出名堂的一个人。这就逼迫研究者不能不去换个思路：怎样从更加贴近颜元自身定位的方式去理解他——对这样一个无意于成为“思想家”的儒者，我们该怎样理解他的“思想”意义？他的思想只是他对自己生活的回应、调节，我们就要试着去把握他的生活、情感、心态。问题的改变，不能不驱迫研究者采用新方法，以求符合颜元的自我定位。而且，如同我刚才所说，这实际也要求我们在关注点上做出一个调整。
当然，我自己也确实是有意识地要做一些方法的尝试。我对颜元本人其实并没有太大兴趣，他和我性情不相投合。他的那种带有“反智主义”色彩的议论、他所追求的那种“威权主义”的伦理秩序（“反智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个词当然也都是现代的，我无意用它们给颜元贴标签，用这两个词，只是为了一时的表述方便），都是我所不喜欢的。我之所以写了这么几篇文章，除了机缘凑巧，倒真还是希望借此做一点研究方法上的新探索。但是，我要再次声明，这试验是对我个人而言的，我并无做示范的意思。无论是精神分析也好，“具身认知”也好，将这些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早有人做过。讨论“身体”，还是这些年儒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而且人家还比我做得好。这方面，我跟颜元一样，也非“原创”，只是将它们又引入颜元研究中。
当然，我也不是为了尝试而尝试。采用这些方法，是因为它们更有助于说明颜元经验的特殊性。据说，沈从文先生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我用这些方法，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贴”住我要写的人物——若说这些方法有什么特殊意义，它们的意义就在于此：把“人”拉进思想史中来。这也意味着，它们不可以随便套用到其他人身上。人和人不同，不能用同一种法式去套。用什么方法更好？更容易听到历史中人物的心音？本无定法，全视对象不同而不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和传统思想史注重文本解析的“旧”方式，表面看来当然不同，不过，要用好它们，同样建立在对文本思想和表述脉络的深入把握上。颜元的文章留下的不多，只有薄薄两册《颜元集》，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他的学生记下的语录和年谱。要想得到足够信息，必须对之加以细密阅读，尽量从字里行间感受他说出来和没有说出的信息和“氛围”。新方法只给我们一个思路上的提示：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些方面来了解颜元的所感、所思、所言、所行，可是方法本身并不能提供答案。要寻找答案，还是要用“老方法”。基本原则：将史料看作历史的一部分，去吃透它。
这些研究对我来说，还有一层意义。我年轻时候，喜欢把事往“大”了说，“一生二，二生三”，不免就“三生万物”。那个“大”，不是事物本身的“大”，是说开去的“大”。我的几位老师为了这一点，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矫正我。我后来有了感觉，知道怎么贴着史事的纹理走，就事论事而能透过一层。这时也是往“大”了看，但它是包含在史事中的“大”，不是研究者用自己的议论说出来的“大”。这使我意识到，史学研究的功力，实在分寸之间。也许只是多说一句、少说一句，但一个学者的品位很可能就因此差了几级。说到底还是那句话，要“贴着人物写”，贴着“史事”的脉络写。“一生二”，在任何研究中皆是合理甚至是必要的——看“一”只能说“一”，未免太笨；“二生三”，就要慎之又慎；及至“三生万物”，天马行空，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年我逐渐对此体会更深，也就不免想放开胆量，试试深水。分寸之间，只在把握掂量。把握不好，可能就是错误——但错了就是错了，放弃重来，似乎也不会有太大损失。事实上，我既然经过学术纪律的严格规训，也不敢贸然跃进。
所以，这里的困难在于，既然是试验，就不免冒险。这几篇文章，严格说，都是无法坐“实”的，都依赖于推测和想象。但我尽力用足量的旁证，去填补直接证据的空白；我也不会无视可以推翻我的假设的证据，并且使我的猜想尽可能覆盖所能见到的史料。这在心理史学那一篇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写第二篇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怎样证明“身体”是颜元在理解“气质”这个概念时的“认知原型”？这没有办法像板上钉钉一样，尺寸不移。我试图从颜元的论证方式入手。我发现颜元在为气质之性翻案的过程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论说策略：一种是讲故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入手，论证朱熹观点的危害；一种是讲理论，通过对概念的分析，进行逻辑推理。在这两种论证方式中，第一种方式的焦点集中在“身体”方面，第二种方式的主题是“气质”，“身体”和“气质”在论证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起到的作用，几乎可以完全替换。我据此在它们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但是老实说，这给出的还是推测。我拿不出有目共睹的文本证据——实际上，有那样的证据，就不需要这个研究了。
总之，我自己是想通过这些实验表明，历史研究需要一种经过训练的、受到控制而又富有启发的学术想象力，怎样获得它、运用它，是我们这个学科研习过程中最为困难，可是也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