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初期创办的军用企业是非盈利的，运营资金由国库拨款

洋务派兴办的军工企业都不是用来盈利的，所以这些企业没有收入，刚开始全是烧钱的，那么钱从哪来呢，只能是清政府的国库拨款。各个工厂本身不存在什么盈亏问题，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工厂产量的增加或减少，并非由市场的需求或工厂本身的经营管理所决定，而是取决于清政府拨款的多寡。从这些方面看来，这些工厂显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里的工人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

但是，从工人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剥削压迫等方面来考察，这些工厂存在着颇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工人们不完全享有人身自由，不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仍受着封建工役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例如。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机器宜择人指授，工匠不令随意去留”，在福州船政局，参加建厂工程的有“勇丁数百人”，船厂内专设有“健丁营”，完全按照军队中所实行的制度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这些工厂由于引进了机器设备和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因而不得不采用某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在天津机器局，“中外匠役，量才给值”。在福州船政局，工人们大都是从上海、香港等地招募而来，工资由每天两角五分到三元不等。从这些情况看来，这些工厂又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

这些军用企业虽然不盈利，但多多少少也受到国际军火市场的影响

此外，这些工厂虽然目的不在于赢利，不面向国内市场，但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际军火市场的影响，价值规律在其中也就仍然起着某些作用，有的工厂由于造价过高，便不得不时而停产。因此，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不完全是旧式的封建官府工业的翻版，由于采用了机器生产和某种程度的雇佣劳动等，它已含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很多事官商合作，但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无论是采取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都和军事工业有所不同，它们明显地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们的产品大部分销售于市场，经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工人们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工厂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还招集了一部分“商股”，有了私人的投资，其资本主义性质较官办的民用企业更为明显。虽然当时的所谓商股，大部分是和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地主和买办的投资，但他们既然以“商”的身份出现，不代表官方的利益，他们便是最早从官僚、地主、买办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构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

汉阳铁厂

清政府在这些民用企业的经营和使用上享有很多特权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虽然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中夹杂着封建性，有的还带有垄断性。首先，就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来说，官办的民用企业完全由清政府投资，经营管理权完全属于清朝官僚，这是不言而喻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中，也有一部分官款，清政府享有部分所有权，而经营管理权主要落在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官僚买办手中。

以轮船招商局的情况为例，连总理衙门也不得不承认，招商局从设立之日起，便由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徐润等人把持局务，从各分局的局总直到各船的船长。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企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它们分别由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所控制。

就这些企业的经营目的来说，它们虽然主要是为了谋求利润，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清政府对这些企业的产品甚至享有优先购买或减费、免费等特权。如《开平矿务局章程》中规定：该局所出产的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电报局自“创设以来，实在功效，在官者多，在商者少”，这是因为它发报的顺序一律“先官后商”，凡有关洋务、军务的电报均列为头等官报，不仅优先拍发，而且所需费用由电报局所借官款内扣除。招商局的轮船不仅须听候清政府随时调遣，而且截运军队或军火时，费用都要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