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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京市雨花台的方孝孺衣冠冢

方孝孺

必须指出的是，“读书种子”方孝孺被诛杀后，其形象在当时并不是非常高大上的。杨士奇等馆阁文臣在纂修《明太宗实录》谈到靖难之役的时候，写到方孝孺的表现，不惜大肆歪曲历史，描写孝孺在朱棣入宫之际，为了活命而磕头求饶，即“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执奸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明太宗实录》卷九下）对于这样的描写，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提出异议，这不啻是对建文忠臣的侮辱。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被揭开。朱棣去世后，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他谕群臣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外纪》卷上）。

此后，不少文士也开始以诗文形式凭吊方孝孺，颂扬其气节。王思任《方正学先生墓》其一云：“西风何处吊英魂，万死先生觉未冤。一个心坚留是字，千秋口实遂难言。追陪叩马终多事，成就龙逢亦至恩。此语尊前知曲折，低头空自拜黄昏。”（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二）王思任不认可馆阁文臣的做法，称此举是“终多事”。接着王思任复作一诗，表达对方孝孺的仰慕之情：“当年大节未能称，此日荒堆价岂增？十族有魂依暗月，九原无愧付青灯。江流过墓俱成泪，野鸟攀松尽作藤。浩气万年应不散，朝朝暮暮对钟陵。”（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二）

历史的背面

有的论者认为方孝孺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文人，这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观点。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果真如此的话，他会受到鲁迅的青睐吗？这主要着眼于方孝孺的政治理想，即改革现有体制，希望以周礼治国，并撰写《与友人论井田》等相关文章。事实上，方孝孺的观点不但古人有相关辨析，而且也受到二十世纪以来萧公权等著名政治学者的高度评价。对此，陈子龙认真研读过方孝孺《逊志斋集》后，得出结论：“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礼》，而凡驳而未纯、迂而难信者，皆著论以辩之，乃知先生之学，非专于泥古疏阔而难行者矣”。（陈子龙《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序》）方孝孺生活的时代，尤其是洪武年间，不少文士如宋濂、刘基等，频频向周、孔致意，并希望以礼乐文化的建设，树立明王朝新气象。在通俗文学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所留存相关记忆。

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所设定的人物生活的时代是明代中晚期，其第九回便从一个佃户邹吉甫的视角讲述了他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情况：“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还是这般寡淡无味。”他对明太祖时代充满向往，并希望孩子们能过洪武年间那样的生活，“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后发出的感慨：“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此处，我们可以知道在邹吉甫这样的佃户心目中，洪武时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时代，民风淳朴，世道清明，本来是要发展到“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结果出来一个朱棣，就把这种进程打断了。鲁迅对《儒林外史》非常喜爱，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书进行探讨，对此应该有比较深的印象。经过宋濂、刘基、吴沉等儒士在洪武年间的制礼作乐的实践和相关文章论说，方孝孺想要以周礼治国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氛围，也是符合帝王的治世期待的。这也说明方孝孺的政治设想并非空穴来风，所要考量的是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儒士心中的治世理想。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看鲁迅所佩服或讨厌文人的特点。鲁迅对帮闲文人多有批判，对奸臣更是痛恨不已。鲁迅《女吊》开篇便引用王思任骂马士英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谈到自己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这体现了鲁迅嫉恶如仇的个性。鲁迅对于真正有学问的学者是发自内心敬佩的，其所批评的是一知半解的“假古董”。鲁迅对复兴古学的态度，可以从他对学衡派的看法中略知一二。鲁迅《估<学衡>》云：“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订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此文批评学衡派字句未通，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鲁迅虽然看待传统文化的观点似有偏激，然并非把整个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他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追求的，不满于所处时代之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传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并且身体力行整理《唐宋传奇集》，撰写《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同样，鲁迅由柔石所想到的方孝孺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担任蜀献王的世子师和一代帝师。

方孝孺被尊为一代正学，不惟是师友的推奖，更主要的是他自己对正学的承传与弘扬。在方孝孺生活的时代，伴随着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荡，无论人文生态，还是士子心态，均发生了新变。王朝初建，朱元璋便思考长治久安之道，把目光转向了儒士，希望他们能够辅佐自己兴一代之礼乐教化，鸣一代之盛，从而确立大明王朝的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陶铸的知识分子，深谙欲兴王道，实现旧邦新造，必肇启于礼乐文化复兴。大批知识分子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为明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坛转向雅正之音，是明代在文化上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一代新风气的形成，方孝孺的贡献亦不可忽视。现择其要者绍述于下：

其一，向传统致敬，兴复古学，创作雅正宏大的文学作品。翻开历史的书页，最令孝孺向往的便是“其法素备、其教素明”的三代之时。这是他频频回首与致敬的时代。方孝孺对此频频致意，戮力创作，弘扬着儒家优秀传统的高格朗调，创作了《深虑论》《释统》《后正统论》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严格辨明了正统与变统，并系统阐述了华夷之辨，为有明一代文学的演进奠定了厚重的基调。《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孝孺工文章，醇深豪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方孝孺的存在，有力地扭转了文坛的纤弱之风，促进了明王朝一代新文风的形成。除此之外，其文章在明代文坛独树一帜，屡见于诸家选本之中，更是为其后的士子所效法。

黄宗羲《<明文案>序》（上）云：“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在黄宗羲看来，明文最盛的时期为明初，有明文章正宗在此时确立，宋濂、方孝孺是奠基人，并且一直延续下去，没有中断，即“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点出方孝孺在明文演进所起的奠基作用，誉之为“明代文章正宗”。

其二，立足社会现实，致力于美教化、移风俗。文学皆关乎世道人心。礼崩乐坏的元末，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朱明王朝建立后，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文化重建。方孝孺每到一地，均留心当地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在山东济宁的时候。观周孔之旧迹，慨然向往周公的时代。周公以礼正俗，孝孺亦终生思考用礼乐文化规范民俗，希望达到以教化美风俗的理想境界。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族谱序》《重谱》《柳氏谱记》等文章中，对尊祖、重谱、睦族的重视，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向善向美之心。方孝孺在宗谱中所倡导的扬善隐恶之体例，能够唤起人们心底深处的伦理亲情记忆，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令人赞赏的是方孝孺在家谱的修纂体例中，明确规定妻妾和出嫁的女子可以入谱，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法，体现了较为开明的观念。现代学者谈及乡约，方孝孺是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综上，可以说明，方孝孺是一个注重实学，追求实事实功的学者，是浙东学派的优秀代表。

鲁迅对方孝孺的“发现”及当下省思

鲁迅是一位极其严谨的学者和作家，方孝孺的名字在他的作品中并非随随便便就出现的，而是有着深思熟虑的。他以自己最熟悉的柔石来想象方孝孺，鼓励青年作家不畏权威，继续勇敢前行。虽然时代不同，方孝孺所处的环境却和鲁迅所处的现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朱元璋时代，满朝文武大臣或沉浸在歌功颂德之事，或保持沉默，遁迹于山林，对民生疾苦几乎视若罔闻；朱棣造反，发动靖难之役，朝臣纷纷投降，摇身一变成为新朝之权贵，如黄淮、胡广、杨溥等人，继续颂圣美政而毫无惭愧之情。相比之下，像方孝孺这种不畏强权，敢于大骂朱棣“燕贼篡位”的则显得弥足珍贵和难得，其大义凛然的精神令士人肃然起敬。

鲁迅所“发现”的方孝孺及其“台州式的硬气”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资源。中国“士”的心迹演变史发展到明代，无疑要为孝孺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孝孺对民族心理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鲁迅所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在中国历史上，被诛十族者，惟有孝孺一人而已。靖难之役中，孝孺宁死不屈，拒不为燕王草诏，表现了崇高的气节，深刻影响着有明一代的“士风”。方孝孺人是死了，精神却流传千秋。在郭英德看来，“整个时代最正统的文学，最值得称赞的文学，应该是这种文学，是这样的人格……现在做得还很不够”。方孝孺铮铮铁骨的精神，曾在民族危亡之际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不但明清易代之际，孝孺备受刘宗周、陈子龙等人的推崇，而且在20世纪中华民族进行抗战的最为艰难的阶段，孝孺的精神亦曾激励着全国的抗战。1941年4月，日军大举入侵浙东，余姚等地相继沦陷，宁海成为抗日前线。同年，8月28日，宁海人民自觉发动每人捐款一元购买“宁海正学”号飞机对日作战。据《捐献宁海正学号飞机以抗击日本侵略》一文介绍：“取名《宁海正学号》，以乡贤方正学为命名，要以方正学先生的忠君爱国思想来保家卫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达到抗战的胜利”。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宁海超额完成捐献宁海正学号飞机的任务，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回顾自己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其埋得不能呼吸，只能用这样的笔墨纪念五位青年作家，使得自己苟延残喘，心情压抑至极。同时，鲁迅表达希望，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柔石经过鲁迅的表彰，已经为人所熟知。鲁迅所“发现”的方孝孺，也已经成为浙东大地的一张名片，尤其是“台州式的硬气”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鲁迅对方孝孺的重新发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历史人物是丰富多样的，应当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思考当时文士的抉择以及执守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