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入世20周年，入世20年来，中国认真履行入世的承诺。自1986年开始“复关”谈判时中国就已经着手对国内法律进行整理，清理中央政府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调整对外贸易法、货物贸易法、服务贸易法、知识产权法、外商投资法等立法；大幅度降低关税，中国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2021年的7.5%，并且全面开放外贸经营权，积极履行WTO补贴通报义务。但是到现在为止，仍有多个西方国家就所谓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向中国发难。
一、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并不存在于WTO规则
市场经济国家不是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前提条件，当然也不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市场经济主要是指企业按市场机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例如自主决定价格，制定生产及投资决策等等。关贸总协定时期，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当时他们没有说自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入世谈判时，我们认为这是有歧视的条件，因此这个歧视待遇在入世15年后，也就是2016年不应该再继续。经过一个过渡期，世界各国应该把中国当成普通的WTO成员，适用于普通的反倾销法。
二、假借“市场经济地位”之名，行打压中国之实
实际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就是为美国和欧盟打压中国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他们可以随便确定一个替代国来评估中国反倾销的幅度，据此加强对中国企业、中国商品的打压。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就实际情况来说，现在世界上就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西方国家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采取了很多政府干预措施，如政府补贴，政府采购，政府持股等。然而西方对这些仿佛视而不见，他们通常采用双重标准，即西方的补贴与产业扶持是正当，其他国家的政策就是非法的。当西方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时候，他们就高呼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当他们失去竞争优势时，他们或采用高额关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或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手段，对竞争对手实施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政府的暴力工具打击竞争对手。刚刚落幕的孟晚舟事件，实际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以公权力打压中国企业，干预正常的市场运行，破坏民主，践踏人权的又一例证。恰恰是嘴上讲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却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破坏者。
经济全球化在发展，生产社会化也在不断的加深，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也是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从控制这次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到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都需要加强各国的合作。而非西方所说的放松管制，自由竞争。本次新冠疫情在西方国家失控，发达国家受感染数和死亡人数双双创下全球纪录，凸显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与缺陷。相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恢复生产，复苏经济，最早走出疫情的阴霾，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两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比之下高低立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还要求中国的制度要向西方的制度转轨，向西方的制度靠拢，这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三、应对“市场经济地位”之争的态度与策略
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导致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也并不一定是市场经济，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WTO重点关注的应当是反对政府干涉正常的经贸活动，反对以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为借口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维护良好的国际经贸秩序。国家不论大小，也不论其制度、文化、种族的差异，都有权参与经济全球化，都可以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从实践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也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发展到全球治理的推动者、引领者。首先，我国要加强在WTO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从设定议程，到进程的引领、成果达成，都要体现出中国的大国风范，以及对其他成员国的影响力、号召力。中国要不断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新主张，参与WTO、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使其更加符合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实际情况，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心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其次，我国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的霸道行为，依照我国的《反外国制裁法》坚决对长臂管辖说“不”。最后，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协调，反对破坏世界经济秩序的行为，维护世界经济平稳发展，造福全人类。
【本文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从全球价值链迈向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研究”资助（No.18BJY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