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制度的立足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前提)

毫无疑问，就法律层面而言，凶手犯下的是刑事犯罪，但与此同时，这起伤害事件中的受害者是医生，行凶者是患者家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医患关系；而行凶事件发生于医院，从事件的原因与场合来说，这次悲剧事件在形式上仍然属于医患关系。

首先在涉及医患关系报道时要明确报道框架

什么是报道框架？所谓报道框架是指媒体在采写或报道一条新闻时的观察视角，就如同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一样，这个相框决定受众能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同样它也会影响受众对事实的理解。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当中，它既表现在叙述语调上也表现在内容的选择上。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新闻是一种对原有事件、言辞和行为的选择性描述，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现实。形成报道框架的原因除了媒体报道新闻时所站的立场、角度或利益群体影响之外，还有媒体在特定时间内只能关注问题的一个方面的“注意力瓶颈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技术已经催生泛媒介化存在的今天，市场化的媒体为了吸引用户、制造轰动效应，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采用“冲突”框架，越来越多凸现冲突，而不是共识。结果是这种冲突框架也孕育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人们越来越愿意通过一个“争斗式的取景框”消费新闻。

然而，涉及医患关系时，媒体在报道时运用“冲突框架”应该慎之又慎，因为作为医患双方的人际关系，原本是救治与被救治的关系，也曾是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之一，本来不应该存在任何矛盾或冲突。即使发生一些不可预知的纠纷，也应该多使用“解释框架”，通过媒体对治疗有效性的描述，通过对于医务工作者专业态度的了解，通过对于患者病情的认知，各方可对疾病的意见和感受发生变化，同时加深医患双方的良性沟通，这样才能有助于大众认识复杂的医疗世界。同时，医疗纠纷报道的特性是事件发生时往往无法定性，需要等待相关鉴定结果出现才能下结论，这就要求媒体在前期报道时更要尽量使用“解释”框架，从更高的“善意”立足点来分析问题。如果说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出于圈层利益或出于盈利冲动更多运用“冲突”框架进行内容生产或传播，那主流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就更应该多使用“解释”框架，更好地增进医患沟通和大众认知，以便起到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其次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做到报道平衡

在西方的媒体实践中，平衡报道最初指在新闻报道中要给予对立的事物或意见同样大小的版面或同样长短的播出时间，强调的是在报道量或报道力度上的平衡。随着新闻报道的发展和进一步实践，新闻报道开始强调在内容和论调上要“中立、不偏不倚”，“平衡”意味着要“以一种不表态的方式探讨问题，让听众、观众和读者能够了解所有重要的论点，包括其受到多大支持”。加拿大CBC广播公司进一步发展了平衡报道的理念，规定“CBC在报道涉及到公众利益并有争议的问题时，在表述一方意见的同时，必须对其他相关几方的意见作平衡报道”，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总体来看，要做到报道平衡，需要在新闻报道中既有不利于某一方的内容，也应该有有利于该方的内容，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报道中当事双方都有话语权，有说话的空间。

无疑，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报道时更要注意报道的平衡性。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曾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经历过语言暴力的占51%，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同时，《中国医院管理》上也有论文分析，2011-2016年我国法院审理判决的医疗暴力案件，发现恶性伤医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无 业、农民、下岗及务工人员占 7 成以上。也就是说，不管在社会地位上，还是信息接受与传播上，伤医者多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虽然“弱势”并不是暴力产生的理由，但从媒体报道的角度，给予这样的弱势群体以同等程度的报道力度，挖掘“弱势群体”何以成为“强势暴力”背后的信息传播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在涉及医患冲突报道中，媒体就要给当事各方以大致同等的表达机会，不过度抬高某一方、不过度贬抑某一方，不对任何一方进行美化，也不对任何一方进行妖魔化，不在细节上加以夸张，同时还要尽量避免运用一些情绪色彩过于浓厚的标题和修饰词。

最后在涉及“医患关系”事件时要做到报道专业

媒体报道要做到专业还体现在要有公心和共情能力。患者作为信息劣势方往往会对医生的一些举措产生疑问或误解，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会真正影响医患关系，反而会在一定的交流与沟通后转为信任与遵从。但目前的现实是医疗资源紧张，医生往往又在超负荷工作，患者和医生交流时间较少，同时医护人员每天接待无数病人，也容易引发烦躁情绪，这些因素累积在一起很容易把矛盾聚焦在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为避免类似的冲突，除了以法律严惩恶意刑事犯罪者并追加巨额经济赔偿外，还需要着手消除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和压力以及医护人员的烦躁情绪，普及这样的健康传播知识虽然任重道远，但媒体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