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莉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英国政府10月31日宣布新的疫情应对方案，英格兰地区计划从11月5日至12月2日再次实施大范围的“禁足”措施
9月24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名为“NHS COVID-19”的新冠病毒追踪定位的应用程序。该程序将在检测到用户附近有人确诊新冠后，提示用户进行自我隔离14天。
11月6日，人们在英国利物浦的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点排队等待检测。
在应对新冠肺炎危机过程中，英国政府不得不大量使用私人医疗服务资源，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卫报》刊文直接指出，私有化削弱了英国防治新冠的能力。政府的使用不是征用，而是与私人医疗机构签订各种合同，这就延缓了政府应对危机的速度，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方面比其他国家要慢。此外，由于相信私有化改革的优势，这也使得英国政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将大量本应由其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外包给了私人公司。建立与负责新的核酸检测中心、收集医疗防护设备数据、采购防护设备、招募医护人员等，都委托私人公司处理。结果是，这些私人公司有其营利目的，它们也不是政府职能部门，没有且无需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责，因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它实质上相当于把公共危机“外包”给了私人，政府失职了。
最后，改革造成医疗资源缺乏，削弱了英国在危机中的救治能力。这一方面源于新自由主义的缩减公共开支政策，另一方面则在于改革增加了管理、监督、交易成本，改革也使得一部分资金流入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公司，这就压缩了投入到实际医疗服务的资金。
结果是，新冠疫情暴发前夕，英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 9.8%，低于德国（11.2%）、法国（11.2%）、日本（10.9%）、加拿大（10.7%）、丹麦（10.5%）、比利时（10.4%）、挪威（10.2%）等诸多国家；英国每一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为2.5，低于德国（8.7）、法国（6）、意大利（3.2）以及西班牙（3.0）；英国每一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是2.8，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3.5）；每一千人拥有的护士数量是7.8，也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8.8）。显然，英国的医疗救治能力远远低于法国与德国。此外，据英国公共卫生专家艾莉森·波洛克（Allyson Pollock）估算，2010—2018年英国政府用于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减少了49.1%，过去5年英格兰公共卫生署为政府“节约”了5亿英镑。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英国新冠确诊数字与死亡数字高于法、德，这与英国过去数十年对医疗卫生发展的轻视直接关联。
总之，尽管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有其必然性，但从英国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情况来看，改革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新自由主义主张在一切领域建立市场机制，否认存在“公共领域”，英国政府按照这一理念进行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将医疗卫生领域交给了市场与私人，而其本应该是政府应该承当责任的领域。在当下人们普遍反思新自由主义之际，有必要思考其对公共领域带来的影响，为重新正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全面参考。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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