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裁判文书
案例分析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公安机关交通行政处罚被撤销案件，案件本身暴露出基层执法人员在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业务不精、执法随意的问题，其中部分是民警个人法治理念缺失造成，部分是当下警力不足执法保障不力造成。希望通过本案的具体分析，能让基层交警部门重视自身短板，不断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执法质量，将每一件基层交通处罚行政案件办成“铁案”。
一、将“事故”等价于“故障”，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必然的法律适用错误。
涉诉处罚决定认定当事人章某某实施了“车辆在道路上发生故障后，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未按规定使用警示灯光”违法行为，并据此事实作出涉诉处罚决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这个违法事实认定是否正确，如果章某某的行为根本不属于上述违法行为，则处罚决定作出的基础错误，其合法性也将不复存在。
根据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事发时章某某驾驶的车辆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发后车辆挪放到他处，章某某开启报警闪光灯，但未设置警告标志。交警以“故障后未设置警告标志”为由，作出涉诉处罚。此处，需要厘清“事故”与“故障”的概念：所谓机动车交通事故，是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所谓机动车故障，指机动车因自身原因部分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现象。显然，车辆发生故障可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原因，但事故本身并不等价于故障，事故也并不当然是由故障引起。故交警认定本次事故为“车辆故障”，进而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车辆发生“故障”后应采取的措施，对车辆发生“事故”后未作规定。但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一并对“发生故障”和“发生事故”后驾驶员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作了明确规定，即“发生事故”后也应当采取与“发生故障”后相同的安全措施。此外，公安部将违反这两种义务的行为分别作了代码规定（13110和13111），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适用的法律规定也有所不同：
那么，本案中章某某在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后仅开启警示灯而未放置标志的，是否应当受到处罚呢？小编认为不当罚。这是因为，适用13111代码罚则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事故，二是事故后车辆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三是不放警告标志或不使用警示灯光。本案中，章某某在事故后已将车辆移至不明显影响交通的他处并开启警示灯，已经不具有可罚性，阻却违法构成。
显然，涉案民警带着惯性思维机械执法，是导致处罚被撤销的主要原因。
二、公安派出所民警是否具有交通处罚职权存有争议
就此争议，本公众号在《派出所民警具有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的职权？让我们看看法工委和公安部是怎么说的》一文中已有充分论述。读者可点击查看，本处不再赘述。
三、执法民警在作出处罚决定时疑似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应无法及时移位的，应当摆放警示标志。《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对上述规定进一步细化：警示标志应当摆放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违反上述规定的，可处罚款200元记3分。上述的《法》52条、《条例》60条是认定违法行为的理由，《法》90条是作出处罚的依据。
现行《行政处罚法》第44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08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44条规定，交通警察在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基本事实（实施了何种违法行为）、理由（行为违反的具体法律条款）、依据（依据何具体法律条款拟作出何行政处罚）、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内容（处罚种类、具体幅度）以及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请的权利。上述“4 1”内容即法律规定的处罚前告知，实施任何行政处罚都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反的，行政处罚合法性将受到严重挑战（撤销）。
本案中，章某某涉嫌实施了“车辆在道路上发生故障后，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未按规定使用警示灯光”的交通违法行为，则民警在开罚单（作出处罚决定）前必须严格遵守上述执法程序规定，向章某某具体告知以下内容：第一，基本事实，即实施了何种违法行为，具体为当事人实施了“……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行为；第二，认定行为违法的理由，即当事人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第三，拟作出处罚及相应的法律依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之规定；第四，拟作出处罚的具体内容，即罚款200元、记3分；第五，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即针对前四项告知内容，当事人可以进行陈述、申辩。实际上，上述告知的前四项内容在正式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法律明文规定，在作出处罚前，必须事先告知，且告知的相关法律条文必须具体到条、款、项，告知内容必须与《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上内容一致，如有遗漏或不一，直接导致行政处罚可被撤销的后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项“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的告知，以前四项内容已经依法充分告知为前提。如果前四项内容未具体告知或有所遗漏的，第五项内容即使告知了，处罚程序也具有重大缺陷。这是因为，陈述申辩的对象即是前四项告知的内容，如果申辩对象的告知本就是错误的或者遗漏的，那么进行陈述申辩也是毫无意义的。实践中很多执法者认为，虽然执法时没有告知陈述申辩的权利，但那是当事人自己放弃了陈述申辩，这显然是一种可笑的逻辑的错误：既然没有被告知，自然不知道自己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怎么还谈得上放弃呢？
还需指出的是，很多执法者认为，已经告知了第一项内容即“实施了何种违法行为”就能替代理由与依据的告知，且有关法律条文不需要具体精确。这种错误观点也是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第44条立法精神的，该条既然将事实、理由、依据予以分开并列，足见三者地位属并驾齐驱，相互间并不能替代。
掌握了上述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后，我们不难对本案交通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作个判断。本案中，执法民警在开罚单前，仅仅告知了当事人实施了“……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行为及拟作出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处罚；却遗漏告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内容，未告知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更遑论依法听取申述申辩。最终，派出所民警迳行以交警支队名义开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严重剥夺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然而，本案诉讼中，法官已就实体部分作出了致命的否定性评价，故不再也没有必要对执法程序进行审查，但这并不代表执法程序就是合法的。
四、法官就本案看似“已被撤销”的决定作出撤销判决是否正确？
本案中，原告章某某陈述：经过“上海交警app”查询，撤诉处罚决定在诉讼过程中已被撤销，交警对此并不否认，但法院查明交警并未出具撤销文书。那么，如果行政决定在诉讼中已被自撤，法官再作撤销判决而非确认违法判决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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