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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预约银行开户(吴江农村商业银行开户行)

武汉加油


疫情之后,偌大的中国呈现出的是不同的现代治理水平,经历过疫情,人们也更加清楚,除了国家层面的应对,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差异也将带领数千万民众走向不同的未来。 “直升机撒钱”这个举措现身中国内地,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号。 一项好的政策,背后其实不是简单的财力差距,而是有没有敢为人先的决策魄力,有没有对市场的尊重,有没有对经济对趋势的洞悉。



在政府撒钱之前,南京的领导班子为了给民众传递信心,费尽心思。 先是3月9日,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带头“下馆子”,到南京大排档吃鸭血粉丝。


图片来源:南报融媒体


接着3月11日,南京市长韩立明逛书店买了《南京传》等书籍。


图片来源:南报融媒体


应对疫情,做好防控防疫是第一步,而“更大力度放开城市服务业”是南京的另一步大棋。 但是鼓励干部带头消费,不如直接补贴民众去消费。 2天之后,南京市政府就带着3个亿的消费券来了。 南京此次的消费券设计相当有讲究。 怎么确保公平和普惠?先保障困难群众,其他市民不限户籍参与线上摇号。 如何做到精准扶持?消费券重点支持了餐饮、零售、旅游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服务行业。 能帮企业捱过3-6个月的现金流生死线吗?消费券限制使用期限,最早为3月31日,最晚为5月30日,能尽快帮助企业存续。 这波操作市民满意吗?数据说明了一切:截至2020年3月17日零点,第一轮总额5千万的消费券截止摇号预约,预约成功人数超167万,申请消费券超442万张。 政府撒钱的事,南京以前也干过,但反响平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南京发放过2000万元的“南京乡村旅游消费券”, 但只能用在偏远景区,吸引力不大,最终消费券也没有领完。 “释放消费潜力”也不是让消费者透支未来,而是要照顾到民众的需求。 这一回,南京就展现出了政策制定水准的提升。 政府需要让市民看到诚意。



这波直升机撒钱的神操作,包邮区几乎再次同步领先全国。 据第一财经报道,最近江苏的苏州吴江区内部提出了一份设想: 通过开发“吴江购”平台,基于社保帐户的唯一性,导入个人信息、构建个人消费帐户,向每个18岁以上的吴江居民个人帐户发放总额500元的消费代金券,消费券在设置折扣率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分阶段地支持餐饮、零售、旅游、文化娱乐、节庆等消费。 一向敢想敢干的浙江,连迟到都是不可能的。 在南京宣布撒钱的前一天,浙江省已经准备了10个亿的文旅消费券和1个亿的文旅消费大红包。 与南京同天,宁波推出了1个亿的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未来还会推出健身消费券,市民凭券可免费试用场馆场地设施健身。 舟山的40万张电子消费券和南京就比较相似,覆盖了美食、美景、美宿、美乐等多个行业。 更早的时候,杭州在2月刚复工之际就向企业员工发了每人500块钱的租房补贴。



另一个防疫和复工两手抓也相当硬核的省份——广东,论敢闯敢试也不会掉队。 珠海在3月11日提出要探索发行消费券、惠民券的政策手段。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点赞了南京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据第一财经报道,他还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发旅游券等举措。 激发城市活力才有可能击退失业潮、倒闭潮的蔓延,这些优秀地区的决策者很明白。



有人会问,怎么不向香港学习直接全民发放现金? 2月26日,香港宣布要向全港18岁以上的永久居民发放1万港币,纾困的同时鼓励消费。预计措施可惠及700万人,涉及710亿元的开支。


大规模撒钱的政策不适合内地城市。 一来,不是每座城市都和香港一样储备了1.1万亿港元的财政弹药。 二来,发放现金的做法很难大量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促进消费。多数人会选择把钱储蓄起来而不是花出去,不能解救服务业之急。 另外,不能让这笔刺激消费的钱流向房地产或其他领域,制造资产泡沫。 更值得学习的是澳门。 除了常规发现金,澳门更早宣布发放电子消费券。 为了“确保每一位‘打工仔’的饭碗”,澳门在2月13日宣布向每个澳门居民发放3000澳门元、共计22亿的电子消费券,限定在3个月内在餐饮、零售等行业消费,扩大内需。


未来还将向澳门永久性居民临时性多发放一次600元的医疗券;补贴澳门居民住宅3个月的全部水电费等等。 澳门也是因为有6273.5亿澳门元的雄厚财政实力,但思路值得内地城市借鉴学习。


消费券所能产生的消费加乘效应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国内此前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 杭州就是第一个吃到螃蟹的城市。 杭州在2009年发过9.1亿元的消费券,主要面向低保和困难家庭、企业退休职工、学生等。


这批消费券刺激了杭州居民消费热情的释放,最终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带动杭州的消费增速在3月见底后快速反弹,甚至远超全国水平。


可能有人会说,以上举措不算“直升机撒钱”。 如果非要按照弗里德曼helicopter money的严格定义,那就需要央行印钞、新发行货币并直接向公众发放,才算是动用了“直升机撒钱”。 而内地消费券、港澳的发放现金,都是由本级财政来出钱。 不是货币政策,不需要央行出面买债券或者发钱,因此也不会损害央行的信誉。 但从根源上讲,都是为了提振有效需求,一样是“直升机撒钱”式政策。 只是钱从哪里来的差别。



为什么这一回又是江苏、浙江领先全国? 是财力的差异吗? 政府撒钱确实是多数三四线抄不来的优秀作业,但不完全是包邮区先人一步的原因。 土地财政收缩、减税降费导致税收下降、政府过紧日子……这些都是过去一年地方政府传出的声音。一二线虽说竞争激烈,实际上日子过得还可以的。 2019年卖地收入过千亿的城市有16个,刷了历史记录,其中仅有重庆、郑州出现负增长,其他强二线城市依然高位运行,财力不弱。全国50城合计卖地收入4.41万亿,同比上涨19.33%,也是创了新高。


整个江浙沪地区,去年三地的消费总额占了全国近20%。这里关系着中国消费的大盘。 而在最近火热的基建潮中,江浙对传统基建的依赖度都没有其他省份来得高。 江苏2020年的计划完成额是5410亿元,仅增长1.5%。浙江是3000亿元,同比减少了21.5%,与此同时,浙江在5G建设上的投资力度最大,提出今年要建成5万个新基站。 包邮区内部的城市连接、基础设施建设都比较完善,城市发展水平更高,不需要过多依赖基建稳经济,新基建上也不会被传统基建挤占。关键时刻,财政还能留出发力空间,江苏就在疫情时期对公共卫生项目做了紧急扩容。 江浙地区在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上更快,这才是江浙经济的底气,也是江浙在疫情中更急、也反应更快的原因。 越是困难,越要想尽办法开创探索。比起老老实实走基建的老路子,保障企业的生存、稳定居民的收入,更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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