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商局(武汉工商局投诉电话12315)

3 金融大乱世前后

1948年8月，法币已贬值到如同废纸时，“金元卷改革”开始了，当时百姓们一度还满怀希望。新发行的金元卷每元兑换三百万（！）法币。币制改革一个多月内，物价果然奇迹般地稳着。除香烟略有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也回落到了8月中旬的水准之下。

祖父以为新一轮发展机遇要来了，于是在电报局对门中山大道街面，投资持股开办了一家“群宴楼”。这是家两层带平台的店面，厅中六张方圆桌，靠墙四张两人投诉对酣小桌，前店后厨，也设了一角烟摊。楼上设四小一大包间。请了两位苏菜高厨掌勺。专卖酒菜办宴席，结果利润居然高于“老通成”。

父亲却敏感地从黄金兑换变得十分困难看到了危机，他设法通过朋友帮忙在“和成银行”私下兑换，逃避损失。我健在的母亲回忆说，当时，连她的老师——著名学者吴宓先生和武大的程教授等，也通过我父亲兑换过不止一次。

很快，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胀风暴势不可挡来了！

先从官员家属抢购物资开始，进而他们又率先扫荡各种杂品。当市民猛醒加入时，市场已经大乱，物价直线上涨。

因为缺煤，既济水电公司宣布白天停止供电，汉口大批工厂停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扩充着饥民的队伍。钞票越来越不值钱：买米时用大袋麻袋背钱去，买回米却是小袋，比背去的钱还轻！

市面失控了！江汉路的大商铺被抢购空了，好多私营业主则纷纷关门谢客。“继诚烟号”也开一半门、并提前打烊以自保。

汉口人喜欢说些被称为“二五点子”的话：中国只有印钞票的工厂还在开工。

偏这时。祖父和父亲都接到汉口市“戡乱动员委员会”通知：商店必须按营业税额的十倍、一次性交纳“自卫经费捐”。

“杂种！简直是抢！”我那以和气生财而著称的、有“商会委员”身份的祖父在家咬牙跺脚骂道。

“老通成”的柜台后方贴出堪称奇葩的醒目提示：“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菜牌上的价格则从武汉早到晚被不停地被改写着。常常能在餐桌上看到这样的奇观：吃东西的人整个头都埋在了桌上堆成小山的钞票后。

到1948年年底，扛着用麻袋装着大袋钞票上街的人，扛钞票包进“老通成”的人，已屡见不鲜。当红薯卖到三万元一斤时，市场开始不要钞票，流行以物易物。

到民国三十八年，柜台后方的白纸黑字改写成了：“来客注意即时付账！”跑堂的人则不断提醒坐在桌边的客人：“先生们注意了，菜牌上写的是现在的价，等您吃完后，价钱就涨了啊！”

一次，店里派出到黑市用金元卷兑美元的继东哥、延龄哥被警察抓去“教训＂了一顿，挨了打，还被没收了一板车“钞票”。

“群宴楼”也就在这时无力再办下去，被迫关门停业。

几乎没有人不相信，蒋介石先生的政权就要完蛋了。而“共军要共产共妻”的谣言再无人相信。

学生们静坐示威 我们一齐去坐牢

4 生死劫难中迎来解放

刘实最后一次来我家时，解放战争形势已出现明朗。他在回忆中提及到：因当时出现了叛徒，地下市委作了转移调整。就是那时他交给父亲一张表，其实是一个党领导的外围组织。面对地下党的信任，父亲竟然婉拒了，这其中的谜，已成了永远。

刘实回忆，新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很明确，就是迎接解放，“……以策反工作为主，充分做好李书城、张难先等几个湖北省知名士绅的工作。白崇禧撤退前确实曾经有过要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放弃跟李书城和张难先的游说有关。我们还找到具体负责几起破坏任务的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官鲁道源，鲁跟我们谈判，索要3万银元作为中止行动的报酬，后来讨价还价后，价钱变成了6000银元。曾惇通过和成银行的赵忍安，由赵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齐了这笔钱。

因这个时候什么地方都要用钱。解放前不到一个月，由张难先、李书诚二人出面，民盟湖北省支部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分设汉口、汉阳、武昌三个执行处，配合我们地下市委的工作，但棘手的还有：这些工作所需的大笔经费无法公开进行筹措……

最后由商会常务理事周家泉利用合法身份，出面组织成立商民自卫大队，要求国民工商局党政府调拨库存枪支弹药把队伍武装起来，表面接受国民政府政府的领导，实际上隶属中共地下市委指挥，投诉把他们的资源为我们所用。事实上，国民党从武汉全面溃败前，每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所谓应变委员会，而到解放前夜，这些应变委员会大部分都已经是在为新政权服务了。”

还有一件无法解开的谜：刘实同志在我家的最后几天，我父亲的一位抗日期间结交下的保密局朋友（中校（上校？）），我称作Z叔叔（姑隐其名）的，不知何故也来我家三楼住着，还将他的军用吉普车醒目地停在我家（继诚烟号）大门外，大大咧咧遮掉商店一小半门面，于是，当然没有军警敢来我家打扰。后来Z叔叔就干脆一直住在我家三楼。

父亲断断续续告诉过我Z叔的一些往事：Z叔1937年被“蓝衣社”派到汉口“业余歌咏团”潜伏，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此人抗日立场和爱憎一贯鲜明。1938年10月下旬，武汉陷落后，他与父亲一同流亡到宜昌，继续一起进行救亡歌咏活动。直到宜昌遭遇可怕的春节大轰炸、他与我父母、二姑父侥幸生存后，他接到军统局通知，要他回汉接受新任务，此时他才私下对父亲说：“你这人对人太好了，你是爱国的！知不知道，我是专门来监视你的？不过我敢担保：你根本不是共产党。”他又告诉了父亲“要小心，还有一个！”（指监视家父的人）。

少年时听祖母回忆说过：1949年4月上旬，当局败局已明显，市面到处关门停工，市里已经停电停水。一天，几个特务突然上门来，恶气大声警告祖父说：“你家‘大!少！爷！’管事，怕还有个‘小！少！爷！’吧？当年在东湖中学读书的，怎么没看见啊？你老带外孙，带了十几年，女儿怎么一次都不回来看看啊？这么放心啊？我想他们一定在哪里发财、孝敬你老人家吧？你老人家生意兴旺，在汉口几十年，吃得开得很，红、黄、白、黑道，你都打了‘窝子’吧？”

此事后来几位姑母、还有秋哥也对我讲过此事。他们说的“小少爷”，是指当时已在解放军三野任团参谋长的家父的弟弟曾幼诚，而秋哥的母亲则是家父的大姐，当时已是中共崇明县委领导人。他们自抗战初期加入新四军就与家里“失联”的。确实不知是什么原因，曾家秘密一直未引起当局怀疑，如此“通共”也一直未遭灭顶之灾。

但老练的祖父当日判断：当局已掌握了自家与“共党”的关系，武汉处境危险了！他于是紧急将“老通成”停了业，带全家躲到了黄石路昌业里的一家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让我父亲带着继东哥留守在公新里六号。

那位保密局军官Z叔也在5月上旬最后两天离开了曾家三楼。他向我父亲告辞时，留下了一把他当年缴获的日本军刀（我常偷着玩，抗美援朝时父亲交给了政府）。秋哥回忆时对我说，Z叔还给了父亲一个信封，说：“你看看：要不要？……要是都炸了，汉口人怎么活？”

秋哥说，那显然是一份国民党撤离打算破坏武汉某些设施的有关情报。这时刘实老师好像就藏在对门的（天津路口）电报局。他还说，Z叔不能电话不走，他的家属在广州。

父亲晚年病重时工商局，我曾好奇地向他问及此事和相关的一些迷雾，他的回答是：“不晓得！有些事一辈子都不要去打听！莫出去乱讲！”他又云里雾里加了一句：“他喜欢喝瓦罐鸡汤。”我相信父亲是有意不说，有他难言之隐的。

多少平凡的人成就了伟大的历史！

秋哥还说过Z叔一些谜，说他有次在我家客厅偶然碰到了一位朋友（轮船局的薛叔叔，1988年我父亲追悼会时他曾赶来、签字时笔掉到了地下、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两人抗战中共过生死，Z叔显然知道薛“姓共”，两人还为“内战责任”在我家争辩过几句，但薛叔后来好像并未撤离汉口。

再回到1949年，5月13日，由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出面组织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父亲代表“老通成”和“继诚烟号”前去捐了款，刚回到家，就发现电灯亮了，心里出现了很久没有的太平感觉。后来知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已经控制了水厂和电厂。

此时街上已经没有了警察和宪兵，成了“真空”状态。而不少国民党溃军涌入了武汉，治安已失控，市面很乱。

5月14日下午，父亲带继东哥哥到昌业里看望了隐居在那里的我的祖父母后，一起回“继诚烟号”。在交易街东山里口，一帮占据东山里“东泉池”的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持枪兵痞涌了上来、公然当街绑架了我父亲。幸好继东哥机灵地穿过菜场逃脱，去告诉了祖父。

祖父听继东哥陈说后，冷静分析，被兵痞抓的两人都不像一般人衣衫破旧，所以一定是当兵的敲诈讹财，不会有针对性。便叫上了有帮会背景的洪掌柜（我称他洪爷爷，父亲回忆他曾在老通成帮助一位被帮会抓了的“共党嫌疑”脱险），前往“东泉池”赎人。幸好这群败兵果然只是穷极饿极，并不知道曾家底细。后祖父交上了两大箱（两百条）“红金”牌香烟、外找三条“黄鱼”（继东哥口述，秋哥说是一盒、十条）。才得以赎出了我的父亲。

5月16日，我们在昌业里得到消息：解放军进城了！全家大喜，立刻迫不及待奔回了“老通成”，加入到了欢迎和观阅解放大军进城的人群中。

我们好几小时欣赏着进城大军！延龄哥一直将当时已有一米二高的、六岁的我扛在肩上，站在公新里巷子口，让我看了个够。使我至今能清晰记得解放军入城的威武和人群激动的场景。

大军游行还在继续，我忽然看见有三个穿着解放军灰色干部服的男人，快步穿过人群，熟练地进入公新里，直奔我家去了。他们大步直上二楼，其中有人腰后还挂着“盒子炮”。

我们短暂惊吓了几分钟，认出了原来这是随军南下、接收政府机关和报刊的三个干部，他们是和父亲阔别多年的校友李锐、潘琪和朱久思，刚进武汉就迫不及待来到了我们家。

他们激动不已，谈了好久，共同为国家民族解放奋斗建立的感情的确非同一般。

武汉人民迎接解放

5 曾家大团圆

武汉未经战火硝烟解放，在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区来的城工人员组织下“平静”中迎来了新生。武汉也没有出现一场因为失业、缺粮而引起的城市恐慌。

不过刚解放那几天，粮油供应也出现过紧张，有粮商趁机囤积居奇，粮油一天一个价上涨，“老通成”隔壁粮店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祖父想开张营业也一时无米下炊。

但祖父相信，自己儿女所在的共产党一定不会让1927年大革命时的大萧条重演。此时他太想知道大女儿和小儿子下落了，便要我父母亲去上海寻找，加上父亲也受潘琪建议要为新中国续编《大家唱》，便迫不及乘船离开了武汉。

留在家里的祖父和商界同行们不久就得知：武汉新领导连夜派人去了天门、京山一带农村和全国各地筹集粮油，甚至将一部分军用粮油运进了武汉。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全市所有国营粮店突然全部开门，大量供应平价粮食。武汉人顿时放心了，无不交口称赞。

隔壁大智路3号的米店老板曾悄悄问祖父“怎么办”，祖父劝他拥护新政府。他采纳了，率先开门平价卖粮。政府得知后，立即派人上门来表彰他的作为，还分拨平价粮由他代卖。一些粮商见后，也立刻纷纷效仿。

一个月后，市面渐渐稳定。

而贪图蝇利和不法的粮商们因错估形势，一心囤积居奇，粮食进价太高，结果变得无人问津，只能压仓压库。而后又看新粮已在大量上市，只好被迫蚀本叫卖。隔壁米店老板不仅躲开一劫，还得以红火，高兴得说要拜祖父为师。

由于刚解放不久，一段时间，人民币还不能被吃够了货币苦头的武汉人认可。在市面上，银元还是主要流通货币。而当时暗藏的的特务趁机策划利用金融资本家捣乱，银元与人民币比价一度骤然被哄抬了八九倍！眼看货币黑市又活跃起来，而当失业工人一度又大批出现，市面开始流传说，共产党打天下行，坐天下还是不行。

祖父一辈子都极善银元调换操作，包括黑、白市场的，这使他多次在严酷的金融环境中总能损失最小，逃过致命打击。但是这一次，当政府造势号召拒用银元、开展拥护人民币运动、打击金银黑市时，他却高调地带头拥护，在商会说：“我就信一条，这个政府好，才能打出天下。我看共产党看了几十年了，我的儿女是共产党，他们绝不会骗他老子！”

新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召集商人们开会时，宣布征收下半年所得税“只收人民币，不收银元，分三期交清。”祖父又是第一个响应。他的言行，竟带动和说服了很多工商界的老朋友。

解放仅三个月，市面就稳定了。两百元钱（相当后新币两分钱）一个烧饼，三百元钱一根油条，五百元钱一小碗热干面（大碗一千），一千二百元一升米。老百姓多年期盼的世道来了！

不久，祖父得到让他忍不住狂喜的消息：十一年不见的小儿子要回来了！

“老通成”和“继诚”上下员工立刻都知晓了，当我小叔曾幼诚随身带着盒子枪，后跟警卫，出现在公新里巷道时，老通成和祁万顺的店员都涌了出来。小叔走到公新里6号楼梯底下叫“妈”时，祖父、祖母激动得差点昏了过去。小叔将父母扶坐在靠椅上说：“爸爸妈妈，儿子12315不孝，但儿子是革命军人，不能给你们磕头，我给你们鞠躬吧！”说着深深地鞠躬。

叔叔还对祖父祖母说：“儿子参加新四军时，把你们在上海做生意的本钱捐了去抗日，你们在重庆一定受苦了，儿子不止一次想起，真对不起爸爸妈妈啊！”

祖父忍住满眶热泪，却笑着对着他说：“你小时候我总是打你，你是不是记仇啊？带了人、带了枪来吓你老子是吧？”

祖父的父爱表达真令人叫绝。

叔叔曾幼诚 1949年照

我的二姑夫李行夫、二姑母曾竹恒、三姑父张振铎、三姑母曾竹冰也先后赶来，站的站、坐的坐，挤满了二楼中堂屋。

叔叔告诉他们说：“大姐现在是中共崇明县委书记。”

我们孩子们则聚在旁边。一连几天，秋哥带着我、李闻陶（表兄冰哥），加上继东哥、延龄哥去另一间房里，围住警卫员小项打听叔叔打仗的故事。我听说了小叔受伤还拼命保护孔庙的故事，听说了他带先锋队坐木船渡长江作战的故事。我这时第一次听说了解放军受伤后只有“雷伏诺尔”，其它什么药都没有，便记住了这个药名。

十五岁不到的秋哥突然冲到堂屋，语惊四座：“我给肖望东司令员写过信，我很快就要去参军了。”

显然他渴望参加到他父母的队伍中去。

这时我才略有点知道：秋哥不是我亲哥。

奶奶后来不止一次告诉我说，当叔叔看到一大桌菜摆上桌子时，竟然哭了！奶奶烧了自家澡12315堂的锅炉、叫他去泡泡澡时，他居然又哭了！

今天，我当然有些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的眼泪。

叔叔几天后就离开，回了前线。他和爷爷单独一起谈了些什么，我当然不晓得，但此后爷爷一直那么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我相信和叔叔有关。

祖父祖母当然心里很担心前线的叔叔，后来叔叔来了信，来信说，他一直打到了浙江、福建，在厦门，国民党败兵众起抢船，特务头子毛人凤被挤得上不了船，在沙滩上对着海大哭，好不容易才被人救走。解放军还要乘胜去攻打台湾！

我帮祖母读了几次信，祖母常整天给我唠叨姑母小时候的事。

新中国成立的那几天，我整天趴在中山大道1261号二楼的窗口，看欢乐的游行队伍。当时我六岁多，竟兴奋地写下了我人生第一首“诗”：

毛泽东，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就是毛泽东！

游行了，游行了！

毛主席万岁！

那时我父母还在上海（他们和我小叔、大姑在上海团圆）。我则还在鄱阳街北京路口上的“圣保罗”教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英语教学，是父亲48年就送我进去的。我的汉字是家里学的。

1950年的春天来了。一天清晨，我从被窝中醒来，发现身边睡着“妈妈”！我一下兴奋起来，拼命扯叫着“妈妈”，但当她被我吵醒、起来抱住我时，我惊奇地一把将她推开了，问道：“妈妈，妈妈，你怎么变了样子啊?”

这是我闹的一个家传笑话。原来是我的大姑母曾子平回来了。

姑母曾子平1950年照

几分钟后，我看到祖母拉着秋哥、命他跪在姑母面前：：“给你妈跪下，跪下！磕头！磕头！喊妈妈！喊妈妈！这就是你妈！你那带兵打仗的妈！”

这时，我才确认了：秋哥不是我亲哥！

那锥心的故事原来发生在1936年底，秋哥才一岁。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父母多次面临危险、被迫搬家。后组织上决定将他们转移去根据地，但孩子怎么办呢？姑父姑母竟被迫忍痛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是：

现有合法夫妻、，欲将孩子交人领养。子性别为男，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生，出生证件齐全。已经断奶，身体健康。有意领养者请于一月内来“量材妇女补习学校”联系，过时如无人领养将送至育婴堂。

姑母曾子平和秋哥（1950）

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我父亲和二姑曾竹恒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启示，大吃一惊，慌忙从学校请假、坐船赶到了上海，将秋哥抱回了武汉家中。

大姑这时见到秋哥时，秋哥已经入团。是“市一男中”学生会的副主席，没有一点她担心的纨绔子弟像。

我二姑曾竹恒和三姑曾竹冰来看他们的大姐时，因我是孩子不被回避，于是亲眼看到大姑述说身上几处圆扣形的枪眼和瘢痕，那是抗战中留下的！她一身有十几处大小伤痕！

警卫员老秦叔叔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抗战时的一天晚上，他们进了一个村子，姑母在一个堡垒户家擦枪（八大钉）准备休息，枪都拆散了，此时秦叔到另外的住处去过夜，没想到鬼子来了。他一时没法接应我姑母，只好择路退到了村口，却听到他熟悉的姑母的枪声从另外方向传来……“那么快她就把枪装好了！打响了！”（秦叔原话。）

叔叔（左）和父母1949年上海解放时重逢照

6 把‘老通成’交给国家

1950年，姑母被组织安排到江岸区委担任副书记，书记是潘琪叔叔的爱人苏伟，老通成的员工口传说：“两个‘双枪女将’”！

姑母常常身着“列宁装”，不带警卫员，到工厂、码头工人中去，她一口地道的汉口方言，去完成解放初（包括抗美援朝初期）组织工人、打黑除恶、支援前线的任务。

自此后长达数十年，汉口世风曾空前地洁净，烟、娼、赌、毒几乎绝迹，亘古未有！我小时不止一次见到武汉市区群众自发地敲锣打鼓，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在曾家团聚欢乐过去后，祖父的心结出来了。据秋哥和长辈回忆，他和姑母也不止一次有过争执。祖父想不通：“我原来只想叫一家人能过个好日子，哪个晓得一不过细就成了‘剥削阶级’呢？麻不麻烦？未必那些做垮了的，倒成了‘劳动人民’？”

祖父因当年资金紧缺卖掉了农村大部分土地，加之他在家乡广行善事、除少数自家用地外，都交给了祠堂，未收地租，使得他在土改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的成分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

在一派祥和的岁月里，“老通成”办得空前地红火，整日顾客盈门。

不久，我的父母回武汉参加了工作。我父亲已完成了几集《大家唱》的编辑并出版。不久进了武汉市工业局，母亲到市一男中当了语文教员。

1952电话年初，祖父和武汉工商界、知识界人士一样，十分紧张地关注着“纪凯夫事件”，揣摩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态度。当祖父看到中南局将犯下政策错误、虽曾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祖父大革命时就面识过的）吴德峰市长撤职，改由李先念兼任时，在家里饭桌上大声舒坦地称赞：“人民政府就是开明啊！”

接着，“五反”开始。祖父向姑母小心地透露解放初期他曾趁乱收购了些香烟，有“逃税”错误时，姑母发火了。祖父虽有些不服，但生怕“阴沟翻船”、“跳到黄河洗不清”、还会影响儿女“进步”，还是听从了她的建议，去找了反贪委员会“主动坦白”。3月1日，市反贪委员会宣布了全市第一批“基本守法”的工商业者四千五百多户，对他们不追赃、不补税、不罚款。“老通成”和祖父就在其中。

他对我说：“知道吧！你爷爷是政府信得过的人啰！”

这时我已转到了合作路“圣玛利亚中学附小”（即现二十中）读小学。

有天我放学后玩耍，玩到“祁万顺”的二楼楼梯转角，见了正被命在一张木椅上静坐思过的“祁万顺”管家佘爷爷。我便一如既往地去调皮、逗他，想要撩他笑。佘爷爷一向很喜欢我的，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咬紧了牙死不吭声。我突然恍然大悟，凑上去低声问道：“佘爷爷，您家是‘老虎’吧？”

爷爷听“祁万顺”的店员在笑说此事，感到十分尴尬，慌忙叫延龄哥去把我拖回了家。

年底，姑母曾子平接到了调令赴京任铁道部任人事局长。她回家告别时，没想到我祖父提出，他“再不愿意当剥削阶级了，要把‘老通成’交给国家。”

这让姑母吃了一惊，当时，全国还没有对民族资本产业进行接收改造的政策，更无先例，遂不敢随便表态。祖父还说：“我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人，都有工资，我和你妈就是不靠你们，这辈子活命的钱也够了。我原先比哪个都穷，我才是老‘无产阶级’！”

这是当时在场的秋哥后来告诉我的。姑母离汉北上前，去向工商局长王光远同志反映了这情况。

祖父还郑重地写信把自己打算告诉了他在军队的小儿子（我叔叔曾幼诚）。叔叔回信支持了祖父的决定：“我们应该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家庭。”

祖父还说干就干了，他召集“老通成”的店员成立了一个管理小组，让高金安带店员们自己管理，参加分红。

五月的一天，祖父和祖母去黎黄陂路路鄱阳街口的越剧院看越剧时，突发中风，当晚去世，享年68岁。

祖母蒲守道根据他的遗愿，命令她的五个子女——即我的父辈们，自愿将我祖父留下的全部资产：包括“老通成餐馆”和他的其它全部产业证明、“万国旅社”股份、“九合纱厂”股份、“民进建业公司”股份、汉口铁路外某地地契及数千元公债券等，并清点了家中的全部金银首饰等（一切被认为与“剥削历史”有关的东西），全部交给了国家。

一个多月后，“国营老通成餐馆”的大招牌醒目地展示在汉口大智路口，成为武汉一道独特的风景。

祖父的军属证

本世纪初本人与小叔回老通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