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 虞云国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美]刘子健著，张钰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240页，59.00元
王安石像
宋神宗像
《宋代中国的改革》英文版
《中国转向内在》
《王安石全集》
王安石晚年居所半山园
范仲淹像
欧阳修像
司马光像
《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两宋史研究汇编》
刘子健并未仅仅停留在推断上，其晚年对整个宋代（乃至中国帝制晚期）的士大夫政治完成了结案式的研究，这就是《中国转向内在》。在这部巅峰之作中，王安石及其新政仍是其绕不过去的论题，他的研究也确有延伸。南宋建立不久，对王安石及其新政的评价顿见逆转，宋高宗及其代理人秦桧利用了道德保守主义者“遵循旧制”的偏见，重重关闭了改革之门，从此以后，“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难再发生激烈的变革”（《中国转向内在》，59页）。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改革之门已经关闭，但南宋朱熹却是王安石的同道。刘子健对这一看似荒谬的判断解释道：
王安石和新儒家的区别不仅是主张的区别——一方主张制度变革，一方主张哲学定位，更是理念的区别。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则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
但他更强调“二者却有着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植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
王安石希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激烈的制度改革；而朱熹所领导的新儒家则希望通过哲学、道德、文化，最终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使社会发生同样彻底的转变。（同上书45页）
这一诠释显然在呼应《宋代中国的改革》结论里替代王安石方式的“道德主义的方法”。但他的判断仍然毫不含糊：
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新儒家不管怎么发展，都无法重塑或改变这个政治 — 文化的混合体，或者将权力的亚文化转变为伦理道德的亚文化。（同上书144页）
总而言之，无论是王安石方式，还是朱熹方式，士大夫政治最终只能沦为服务于君主集权政体的附庸与工具。这就是刘子健毕生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的不刊之论。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鸣谢：邓小南、聂文华先生惠允引用刘子健致邓广铭先生函；王茂华先生在资料搜集上多有助力）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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