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一一钱业会馆

14年前，一部讲述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弃文从商，最终将生意做到汇通天下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在央视登陆，该剧一经上映，立即刮起一阵追忆“晋商”的风潮。

熟悉晋商的朋友都知道，晋商早年间凭借贩盐起家，在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票号创始人雷履泰在山西平遥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一一日升昌。

晋商正是凭借票号超前的汇兑业务以及遍布全国的分号，才得以统治中国金融业长达80年之久。

但令人诧异的是，20世纪初，在现代银行业的冲击下，清廷被迫组织成立的现代银行却不见晋商的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在近代中国金融业叱咤风云的宁波商帮。

中国通商银行

我国第一家商办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于1897年，由当时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牵头，宁波商帮三位大佬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参与创办。

也正是从那时起，晋商的票号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宁波商帮则开始执近代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宁波商帮又称甬商，提起它，我们可能有些陌生，但我们熟悉的TVB创始人邵逸夫以及“船王”包玉刚都是宁波籍，和晋商、徽商在明清两代大放异彩相比，宁波帮的影响力则主要体现在近代。

那么，宁波商帮是如何取代晋商，逐渐成为近代中国金融业龙头的？

01

后起之秀，发家于沪

宁波公馆

说起宁波帮的发家史，必然绕不开一座城市一一上海。

宁波帮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崇祯年间，当时宁波籍的药材商在北京初建“鄞县会馆”；到了清嘉庆二年，即1797年，旅沪的宁波籍商人携众人之力募捐筹建四明公所，作为甬商之用。

《上海四明公所缘起》中就记载道：“盖甬人之旅沪，自明至清数百年于兹矣”，但宁波商帮尚在上海闯荡之时，晋商和徽商却先后凭借贩盐起家：

晋商后期凭借票号生意，将自己的生意做到了汇通天下的程度；而徽商的代表人物胡雪岩，也靠着左宗棠混得风生水起，一时之间风头无量。

宁波商帮和这两位“老前辈”相比资历尚浅，还是后辈，但宁波人骨子里信奉“要窜头，湾三湾”，简单来说就是人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

清末宁波

宁波作为我国最早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自古以来商贸活动就十分活跃，随着英国太古洋行、美国美孚火油行等国外企业先后在此创设，宁波当地的风气也得以开通。

流淌在血液里的闯荡信念加上与国外经营理念的碰撞，宁波商帮顺势而动，开始迎接属于自己的时代。

因为和上海同为通商口岸，而后者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且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于是各省商帮纷纷云集于沪。

宁波商人凭借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沪的宁波人已近40万。

这两个地方离得就是这么近

宁波帮除了在自己的传统行业：银楼、药材、成衣、海味等领域继续深耕外，还携同乡之力，左手布局钱庄、深耕航运业务，右手担任起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做起了进出口贸易。

成书于晚清的小说一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对买办这一行业有如下记述：“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可见买办这个职业在当时已实属常见。

不仅如此，我们如今熟知的银楼老凤祥以及药店蔡同德，总部虽在上海，但都是宁波人在清末创办的；我国最早以华商名义兴办的轮船航运公司一一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也是甬商于1895年创办。

宁波帮坚持新老行业两手抓，并善于审时度势，能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在短短几十年间就迅速发家，并以上海为基地，将商业版图延伸至天津和苏州等市。

宁波帮作为后起之秀，一跃成为上海滩势力最大的商帮，并借此辐射全国。

上海老银楼

02

钱庄变银行，票号终陨落

前文我们简单提过，19世纪中期，中国金融业的两大巨头就是山西的票号和宁波的钱庄。

票号的业务除了平时汇兑金银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通过汇兑军饷和协饷，为清廷的地方政府垫款，我们可以把它的职能理解为代理国库。

票号乃至晋商，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廷给予的特权，随着清政府的覆灭，票号相比钱庄受到的损失，势必要大很多。

但宁波商帮的钱庄最终能取代晋商的票号，靠的绝不仅仅于此，下面笔者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甬商到底胜在哪？

钱庄收据

1.钱庄的过账制度更接近于近代银行的本质

我们都知道，创造和消灭货币是商业银行的最大特性，而宁波钱庄于19世纪50年代创立的过账制度，无疑和近代商业银行最为根本的货币信用制度更为接近。

对于过账制度，发布于1925年的《宁波钱庄业会馆碑记》是这样介绍的：

“其法，钱肆凡若干，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群商各以计簿出入，出畀某肆，入由某肆，就肆中汇记之。明日，诸肆出一纸，互为简稽，即准以行，应输以纳，如亲授受。都一日中所输纳之数为日成，彼此赢绌相通，转而计息焉。次日复如之。”

通俗地讲，过账制度方便了客户间的贸易款项往来，只要收付双方各自把进项出项的账目登入过帐簿内，再把过帐簿送给自己的开户钱庄，就不必再收付现款，一笔交易即可完成。

钱庄用“过帐簿”代替票据，同时实现了开户结算和票据交换的功能，这一点和近代商业银行的信用功能（信用中介功能，信用支付功能和信用创造功能）已经十分接近。

2.宁波商帮敢为人先，顺势而动

其实，清廷在迫于现代银行冲击之时，想要组建自己的现代银行，第一个找的是晋商。毕竟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对方。

在19世纪末期，清廷提议由晋商牵头，组建现代商业银行的建议被后者否决，清廷心想：给你机会你不中用，那就别怪我。

最后，思想更为开放的宁波商帮抓住了这次机会，并于189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商办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

1908年，清廷顺势推出了《银行通行则例》，并规定今后金融从业者必须验资注册，按章运作，否则取缔经营资格。

历史证明，这是晋商翻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票号最终陨落

就在北京的票商经理李宏龄联合驻京的20多家山西票号，倡议大家共同入股，组建股份有限制的晋省汇业银行之时，时任山西票号龙头一一蔚丰厚票号的大掌柜毛鸿瀚没有认清形势，将这一建议否决。

晋商由此痛失良机，而宁波商帮顺势崛起，近代金融业再也没有了晋商的位置。

甬商在近代金融业的崛起，对自身的意义非凡，它不仅奠定了宁波帮在我国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一一上海的霸主地位，还衍生出“金融 产业”联动的高杠杆经营模式，开始了甬商的统治时代。

03

甬商重教育，怀反哺之心

和徽商一样，宁波帮一样重视对后代的教育，但与徽商不同之处在于，徽商注重教育主要体现在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上，而甬商则更重视传统文化的培养。

《澄衷堂蒙学堂字课图说》是编纂于晚清的一部汉字教材，它深刻影响了我国对于汉字教材方面的编缀，还被誉为“最好的蒙学课”，至今仍是亚马逊典籍畅销书。

而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叶澄衷，是清末沪上巨贾，宁波籍。

如果说到这本书，大家不以为然，那么对于“逸夫楼”，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

有“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之称的邵逸夫，于1973年成立邵氏基金会，从1985年起，邵逸夫每年向内地捐赠一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截至2012年，邵逸夫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总数超6000个，全国各地的学校里，几乎都有“逸夫楼”的身影(笔者的高中就有一座逸夫楼，坐标山西)。

宁波帮因为多年在外闯荡，虽然一个个都混得风生水起，但从未忘记反哺家乡。

有“船王”之称的富豪包玉刚，于1985年10月29日捐资2000万美元，用于筹办日后占地3036亩的宁波大学。

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像邵逸夫和包玉刚这样致力于回馈桑梓的甬商，还有很多。

04

甬商发家启示录

纵观宁波商帮发家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其顺应潮流，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核。

在钱庄和票号同时面临现代银行的冲击时，甬商因时应变，吸收新知，及时地完成了从钱庄向银行的蜕变，保住了自身在金融业的地位，也为其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他们既没有偏离儒家的价值观，又能以较为开放的心态接受西风沐浴，懂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现了地域商帮集团性近代化、现代化的成功转型。

我不禁想起了如今大火的短视频。

短视频刚兴起时，很多人对之不屑一顾，但随着相关软件下载量的井喷，以及短视频带货的兴起，就连很多一线明星宣传电影时，都会选择该渠道。

而由此而带动的产业也让无数人挣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那批敢于顺应潮流并持续深耕的人，不是幸运儿，而是真正敢于吃螃蟹的人。

顺应潮流还有一个近义词，那就是与时俱进。

事实证明，墨守成规只会导致自己停滞不前，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闭关锁国的清廷犯过这样的错，没有跟上节奏的诺基亚同样因此，被迫卖掉了公司的手机业务。

清末教育家严复曾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愿你我都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因为和苦难的潮水周旋过，才不枉此生。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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