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灵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4条在竞技体育中将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行为纳入犯罪。竞技体育是集比赛公平性要求和各利益主体文化传播需求、政治交流需求、经济创收需求的综合性场景。在竞技体育中使用兴奋剂，有违国家对兴奋剂的管理秩序，侵害了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破坏共同体建构的体育公平竞争秩序，并有害于人们对纯洁体育精神价值的维护。现有刑事立法立足于兴奋剂特殊性质的管理，却忽略了对体育法益的保护，兴奋剂犯罪的刑事实践也暴露出相应的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2021年兴奋剂目录》列举了7大类358个兴奋剂品种，范围涵盖精神类、麻醉类、毒性药品类等。因兴奋剂特殊的结构和功能，对其进行特殊管理有其必要性、正当性、合理性。在体育竞技中使用兴奋剂，无益于体育事业发展的有害行为，但对该有害行为的惩治，是否应该动用刑事法律的手段，当今各国有不同的立法和实践，我国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2021年3月1日生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反兴奋剂犯罪做出明确规定，但其在刑法理论上尚有探讨的空间和必要。本文从反兴奋剂犯罪立法前的规范及惩处情况、存在的问题，反兴奋剂刑事立法规范、不足等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以为后期兴奋剂犯罪立法及法律适用提供一些完善的视角。
由上述立法可以看出，对实践中出现的强迫、组织、欺骗、教唆运动员在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情形，对运动员辅助人员进行民事处罚、纪律处罚均有法可依。虽在《反兴奋剂条例》中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以前，刑事立法中欠缺直接相关的犯罪条款内容。
滥用兴奋剂侵犯法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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