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关键
公式I=PAT遗漏了一些重要因素（瑞吉斯，2010；杨开忠、董亚宁，2020）。瑞吉斯（2010）曾在该公式中加入城市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即：I = P LAT，其中，L代表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瑞吉斯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研究表明，地理分割、距离、密度和异质性深刻制约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与地方尺度的城市内部结构一样，国家和国际尺度的人类活动空间结构同样是影响地球系统变化的重要因素（杨开忠，2001；世界银行，2009）。因此，在公式I=PAT中至少应加入更具一般意义的人类活动空间格局（杨开忠、董亚宁，2020），即：I=PSAT，其中，S代表空间格局，包括地方尺度的城市空间格局、国家和国际尺度的空间结构。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学说，即要素稀缺论和空间格局不经济学说。依据我们提出和主张的空间格局不经济学说（杨开忠，1996，2001，2003），我国西部地区经济 社会空间格局具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亚欧经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亚欧经济地理中心为东亚陆海边 缘地带和西欧陆海边缘带，其中，东亚陆海边缘地带是日益突出的世界最大经济中心，中国经济核心地处东亚陆海边缘地带。西部地区深居亚欧大陆中部，既远离西欧陆海边缘地带又远离东亚陆海边缘地带中枢。例 如，乌鲁木齐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其到伦敦、北京、上海、中国香港、东京等主要中心城市的 直线距离大约分别达7500公里、2400公里、3000公里、3400公里和4500公里。二是人口聚落系统分布分散、相互间平均距离较远。例如，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至各地级行政区中心城市平均距离高达690公里，略大于北京至郑州的距离。三是虽然人口密度高于美国，但与我国中东部相比，城乡人口聚落平均密度低、平均规模小；四是高山峡谷、沙漠戈壁等难以利用的土地类型广布，加之按管辖人口计的行政区划碎片化以及一些民族人口普通话语言文字教育缺失，人口聚落对内对外分割严重。五是绝大部分为西北半干旱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寒地区，且与美国半干旱干旱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半干旱干旱地区水资源少、昼夜温差大、宜居性比较差。六是农牧交错带、黄土高原、西北荒漠绿洲交接带、西南岩溶山地沙漠化地区、青藏高原复合侵蚀地区等生态脆弱区密集分布。这些特征使西部地区空间格局相对低效，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间交往成本相对高昂。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封闭，城乡聚落间距离长、分割严重，缺乏交流的规模经济，因而，对内对外空间交流机会少、成本高、效率低。例如，根据《中国物流年鉴》，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物流总费用、运输费用占全区GDP的比重分别为17.49%和13.7%，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和 7.7%。这意味着，同样产品即使在东中西部地区是以相同成本生产，但由于空间交往成本相对高昂，在市场竞争中西部地区所生产产品也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市场分享效应相对欠缺。城乡聚落规模小、密度低、相互分离，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专业化供应商以及消费者能够有效分享的本地市场规模相对狭小，从而难以有效发展。这表现在，除成渝地区、关中地区和省会、首府城市相对特殊外，其他西部广大地区一方面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不提供却仍有需求，而提供了则又缺乏有效需求，“短缺”与“过剩”并存，商业繁华度普遍很低；另一方面，产业联动相对较弱，结构单一松散，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育水平相对低下，产业配套条件差。
第三，劳动力池效应相对较弱。除成渝地区、关中地区和省会、首府城市相对特殊外，其他西部广大地区人口稀疏、人口聚落规模小、密度低，本地劳动力池小。一方面，尽管劳动力价格便宜，经济上是丰裕的，但在物理上，劳动力规模常常过小，以至于往往满足不了大规模办厂兴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门槛需求，制约了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机会少，劳动者因偶发冲击而导致持久失业的风险较大，企业突然增加劳动需求时雇佣到额外劳动力的成本较大，以至于工人和企业之间难以形成良性的循环累积因果互动。
第四，知识溢出效应相对薄弱。新知识既来源于一流大学和研究院所、研究与开发中心，也来源于竞争对手的相互学习、模仿和激励以及个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高密度地域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机会多、 频率高，因而知识溢出效应较强；反之，低密度地区知识溢出效应较弱。除成渝地区、关中地区和省会、首府城市相对特殊外，西部其他广大地区人口和经济稀疏，人与人面对面交流少、频率低，知识溢出效应弱。这种环境不利于西部地区吸引和留住人才，制约了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西部地区人才饥渴与流失并存。
第五，生态脆弱区人地关系失调相对严重。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区虽然人口绝对密度低，但仍普遍地超过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陷入自然退化与人口贫困的不良循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和易地扶贫，生态脆弱区人地失衡现象得到明显缓解，但要彻底解决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因此，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征程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关键在于规避和克服西部地区相对低效的空间格局。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成功之路
重塑西部地区地理格局以规避和克服西部地区低效空间格局，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之道，必须持续着力于以下战略行动。
（一） 以国际经济走廊为区位指向打造紧凑型西部
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幸福而非地理空间的普遍繁荣。2000年以来的西部大开发虽然一直明确要求以线串 点，以点带面，实行重点开发，“十三五”时期还进一步提出了“五横两纵一环”轴线开发格局，但因规划建设过度依赖于历史所形成的城镇地理格局，依然在相当程度上自觉和不自觉追求了地理的普遍繁荣。为克服规避西部地区低效空间格局，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必须以最大限度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为目的，大力促进经济集聚，形成紧凑型经济地理格局（杨开忠，1998）。
第一，坚持以国际经济走廊为区位指向。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条陆上国际经济走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其中，新亚欧大陆桥和中蒙俄走廊必经西部地区，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走廊以西部地区起迄。这些走廊连接西部地区主要城市、沟通亚欧大陆东西南部边缘地带人口和经济密集区，企业和居民在这里选址落户，既可分享主要城市的规模经济，又可以借用并贡献亚欧大陆东西南部边缘地带人口经济密集 区对流互动的规模经济,既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空间交往成本，有效建设沟通亚欧大陆的内陆桥头堡，又有利于减轻生态脆弱区的人口经济压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因此，克服规避西部地区低效空间格局，应当坚持以国际经济走廊为区位指向，集中发展走廊沿线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第二，培育发展紧凑型国际经济走廊系统。为避免设施和服务利用不充分的问题，提高设施和服务效率， 获取规模经济和空间交易效率，西部地区国际经济走廊应走紧凑发展之路，按照既有利经济增长又不危害生态平衡的原则，一方面，更集中而非分散布局运输网络，打造紧凑型西部地区中欧铁路运输通道和西部地区 陆海新通道系统；另一方面，走集中而非分散的城市化之路，促进人口和产业链向省会/首府城市集聚，并在新疆等有条件的省市区培育发展副中心城市。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北部湾、黔中、滇中城 市群的同时，针对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布局过度分散问题，重构其空间结构，使之转变为紧凑型都市圈和紧凑型城市群。
第三，强力推动生态脆弱区人口易地发展。为促使生态脆弱区全面彻底地走出自然退化与人口贫困的不良循环，让人民更幸福、生态更安全，应以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为基础，通过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更大力度推动易地扶贫、退耕退牧退居还林还草还自然以及调整碎片化行政区划等系统干预，强力推动人口从生态脆弱区向西部地区国际经济走廊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西部地区域外转移。
（二） 实施新型别具一格竞争战略
克服规避低效的西部地区空间格局的另一条道路是实施别具一格竞争战略，通过打造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来获取全球市场竞争优势。2000年以来，西部大开发一直高度重视别具一格竞争战略，始终把发展特色产业经济作为重点方向和任务之一。然而，在获取别具一格竞争优势的方式上，西部地区长期依靠基于物质线性代谢的资源驱动。这种方式，一方面，主要靠天赋自然人文资源投入驱动，附加值和效率低、辐射带动力小；另一方面，“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和资源利用率低，既不可持续，也不适应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要求。亟待加速转向物质循环代谢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
与基于物质线性代谢的资源驱动发展方式不同，物质循环代谢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一方面，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获取别具一格竞争优势，产业高值、高效、高辐射；另一方面，“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循环流动，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和资源高利用，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又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因此，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随着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日益突出，西部大开发应实施新型别具一格竞争战略，加速获取别具一格竞争优势，从基于线性代谢的资源驱动型转向基于循环代谢的创新驱动型。一方面，着力支持西部地区优先布局国家级创新基础设施，积极营造西部地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西部地区把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的创意、速度、柔性水平，确保西部地区转换到主要依靠创新获取别具一格竞争优势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把经济物质循环代谢纳入创新维度， 优先支持纳入经济物质循环代谢的创新计划，大力规划建设国家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基地，确保实现经济物质代谢从线性向循环模式转变。
（三） 实施基于流域的区域协调发展解决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水资源逐渐成为日益普遍和重要的地方性稀缺资源、地区和国际冲突根源、生态环境优劣的关键。流域是河流集水和人类聚集的区域，其自然、经济、社会、空间经由水循环耦合成为人与自然生命地域共同体，是应对水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划单元。为适应未来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求，更好促进美丽中国、“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在总结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珠江-西江经济带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西部地区作为亚洲“江河源”“生态源”的优势，以流域为基础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以构建良性水循环为中心着力推进流域生态一体化保护。树立自然-人类“水循环”和“共生”的理念，以构筑流域良性水循环为中心，跳出传统的“市场-政府” 两部门或“政府-市场-社群”三部门治理模式 的窠臼，树立“自然-政府-市场-社群”四部门治理模式（杨开忠，2019），在深入推动流域生态要素和生态产品统一市场改革，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体功能区制度和“三线一单”制度以及社会参与机制的同时，认识、尊重、顺应水循环规律，倡导和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挥自然力量在流域生态一体化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实现流域生态全社会、全要素、全过程、全地域一体化保护。
第二，着力转变流域核心-边缘结构模式。核心-边缘结构是流域社会经济空间规律（施坚雅，1991，1998，2002；鲁西奇，2000；陆玉麒、董平，2005），一般表现为，在沿河谷的纵深方向上，下游是流域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核心区，上游是流域社会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边缘区，介于二者之间的则为中间地带；在河谷的横切方向上，谷平地是核心区，山地是边缘区，而丘陵岗地是中间地带。传统模式流域核心区的繁荣是以流域边缘区生态破坏、生活贫困等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这是西部地区生态退化和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结构基础。因此，未来西部大开发要更好地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建立更加有效的核心-边缘区协调发展机制，推动流域核心-边缘结构由传统不可持续模式向可持续模式转变。
第三，着力开展国际河流水外交。西部地区地处江河源头，具有上游优势，跨境流域相对密集且大多在周 边国家生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是我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地域依托。未来西部大开发要发挥这一优势，积极开展国际河流水外交，着力推进西部地区跨境流域 双边、多边国际合作，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共建流域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 加速西部地区互联网建设
从空间来看，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交流最大化、交流成本最小化为目的，把不同区位的人、物有效联结起来的网络化过程，既可在一定范围内摆脱物理世界地理因素制约，又可显著降低生态冲击，既可降低社会经济活动成本、提升响应速度和质量，又产生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是克服规避低效空间格局、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基本方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采取“减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计划等行动加快了西部地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步伐，与中东部的数字鸿沟总体趋于缩小，西藏、新疆、青海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林双全，2018）。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兴起和发展， 西部地区与中东部数字鸿沟转而呈现扩大之势。因此，未来西部大开发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对西部地区的特殊意义，抓住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机遇，与紧凑型经济地理建设相协同，加速网络强区、数字西部、智慧西部建设，形成“紧凑型 互联网西部”。为此，应根据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位置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把西部地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放在我国网络强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优先位置，在资源配置中优先西部地区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重点鼓励西部地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规避低效的西部地区空间格局，应抓住5G网络和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运营的战略机遇， 以无线通信技术实现西部地区互联，特别是连接西部地区偏远地区的企业、学校、家庭。
（五） 规划建设内陆自由贸易港
最大限度地降低空间交易成本、提高空间交易效率，克服西部地区空间格局低效性，未来西部大开发必须走高水平空间一体化发展之路（杨开忠，2001），在深化基础设施、市场制度空间无差别一体化的同时，力争自由贸易港等空间差别化的特殊安排。
内陆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我国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李彬瑞,2018；程圩，2018；李名良，2018；刘渝阳，2019；薛飞、程健，2019），对最大限度降低西部地区空间交易成本、提高空间交易效率、克服西部地区空间格局低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实现西部地区大开放、大保护高质量发展，应抓住我国自由贸易港谋篇布局的战略机会，发挥沟通亚欧大陆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沿海经济带的内陆桥梁和枢纽位置潜力和优势，对标全球最高开放水平，重点依托成都、重庆、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二线城市及其国际空港、国际铁路港，以四川、重庆、陕西等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基础，规划建设西部地区内陆自由贸易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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