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achel M. Cohen；译/龚思量
2021年4月12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非裔男子达恩特·赖特11日遭警方枪击身亡后，布鲁克林中心市虽然实施了宵禁，但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已持续两日。
2021年4月1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布鲁克林中心警察局前爆发示威活动，抗议非裔男子被警察枪杀。
2021年3月21日，美国纽约，民众在哥伦布公园参加“停止仇恨亚裔”游行和集会。
美国有近14000个K-12公立学区，几乎所有的学区都由当地选举产生的学校董事会管理。这些选举的投票率是出了名的低，通常只有5%或10%的合格选民。尽管如此，这些代表在法律上有权制定与学校有关的几乎所有政策，从预算和校车时间表到课程和招生范围。对他们权力的主要限制来自于州立法者，他们可以限制学校疫苗接种、调控标准化测试，当然，还能做出限制讨论种族问题的新规定。
“事实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群被束缚的听众，”高中经济学教师史蒂文·库利森（Steven Cullison）在他主持的全国社会研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关于言论自由的演讲中说，“也就是说，法律要求学生上学，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社区为此买单。这意味着社区在公立K-12学校的事情上拥有比大学或私立学校大得多的发言权。” 今年秋天，全国教育协会总顾问爱丽丝·奥布莱恩（Alice OBrien）在一个播客节目中告诉教育工作者，如果他们身处在一个通过了“禁止教授美国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法律的州工作，他们必须特别注意如何制定课程和回答学生问题。“我希望我不必这么说，”她说，“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有成员因为在课堂上宣传与该禁令相悖的观点而惹上麻烦。”
如果教育者们不能否认立法者、家长和其他社区成员在制定学校课程方面的利益，那么政治领袖们肯定会冒着风险去质疑家长们的利益，就像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在过去的弗吉尼亚州州长竞选中所发现的那样。在9月下旬的一次竞选辩论中，麦考利夫说了几句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话。他宣布:“我不会让家长走进学校，把书拿出来，然后自己做决定。我认为家长不应该告诉学校他们应该教什么。”在竞选的最后几周，杨金的竞选团队将这些言论作为核心，投放广告并散发请愿书，宣称“家长很重要”。选举后的民意调查显示，麦考利夫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包括支持拜登的选民都把票投给了杨金。
尽管这一事实经常被当代媒体报道所掩盖，但对学校所教授的内容提出异议的绝不仅仅是保守的父母。整个20世纪，黑人家长在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帮助下，对学校董事会和图书出版商在教科书中发现的种族主义段落提出质疑。少数民族研究课程的出现，也是由于家庭向当地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在课堂上能被更公平地代表。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不仅仅是父母认为父母应该对课程有发言权。去年11月，EdWeek研究中心（EdWeek Research Center）对学区行政人员和教师进行了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63%的受访者表示，当地家长应该参与选择课程和材料；尽管只有31%的人说家长已经参与这些选择了，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渴望避免争吵和批评，但超过50%的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支持让家长选择他们的孩子不参加他们不赞成的课程、大纲或单节课程；25%的人甚至说他们“完全支持”这个想法。
2013年，格林伯格将被调往西雅图另一所学校的消息传出后，其他教师、以前和现在的学生都团结起来为他辩护，他们震惊于校方如此快就屈服于一个家庭的不满。100多名他的支持者身穿绿色的衣服出现在西雅图学校董事会会议和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一位高级发表讲话要求格林伯格复职。之后,他的同伴们扯开长袍，露出胸前印有字母“G”的衬衫。尽管第二年格林伯格被迫在另一所中学工作，但一名仲裁员最终裁定，该学区不恰当地使用转学来惩罚格林伯格，并允许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格林伯格仍然在西雅图教高中公民学，在他二十多年的课堂上，他注意到了变化。他说：“学生们对系统性压迫的认识比过去要深刻得多。当他过去问他的班级为什么人们会贫穷时，青少年倾向于援引个人选择。”他说：“现在，人们甚至不愿意提及个人选择。我把这一点归功于‘黑命攸关’运动。在过去，我甚至愿意和我的班级来讨论‘白人特权的概念。现在我觉得这甚至不需要一场辩论。”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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