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青岛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务中心)

2001年以来，申城生活垃圾年均增长量超过3%，目前生活垃圾年度处置量接近750万吨。

生活垃圾分类，终极目标是什么？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人工智能，存在发展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赋能，不但赋予人类社会新技术，成为人类的左膀右臂；也赋予人类新思维新理念，从而改善民生，提升福祉，带动人类文明进入新境界。

当人工智能走近垃圾分类，已经并即将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上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分组审议。立法调研表明，多年来的垃圾分类面临的诸多难题，因为人工智能的介入，让那些曾经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图说：普陀区长富大厦小区的居民操作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张龙 摄

垃圾收费｜不再“技术不能”

谁污染，谁付费——这是环保通行规则，但到了生活垃圾处置收费环节，这个通行规则失灵了。近20年前，申城生活垃圾处置，即已提出生活垃圾处置收费设想，一番争论之后，无疾而终。其间，最大的障碍并非观念，并非该不该收费，而在于如何收？人们普遍的困惑是：难不成每天每户人家倒垃圾的时候，专人负责称量？还是按照每户人家每月水电煤气费的消耗标准，以近似比例估摸出垃圾产出量，“大约摸”收费？无论如何，这些办法都因为“技术不能”无法精准精确，无法公平公正。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在垃圾处置、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方向；两个时间节点是——2020年，基本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和价格政策体系；2025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绿色发展价格机制。

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完善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机制，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激励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种普遍的评价是，这些措施，既是对现有绿色价格政策的补充完善，更是对相关领域价格机制的改革创新；这样的完善和创新，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治理的观念变革。

那么，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明确生活垃圾处置收费制度？是环保的需要，更因为技术进步让公平合理的垃圾收费制度成为可能——因为人工智能，曾经的难题不再是难题。

在申城，一些小区试点生活垃圾分类的智能化处置，设置统一的智能回收箱，居民的门卡或身份证号码绑定回收系统，每天定时定点刷卡开启回收箱，分类投放垃圾；同时，这个不断升级的智能回收系统还将具备自动感应式的称重能力，每户每月投放了多少垃圾，一目了然。由此，因为人工智能，生活垃圾处置的收费问题，不再“技术不能”。

图说：新型智能垃圾分类箱亮相南京东路保安坊的老弄堂里。杨建正 摄

智能回收｜革新交投习惯

人工智能，不只作用于垃圾收费，也作用于变废为宝的生活垃圾再利用。

玻璃瓶、牙膏皮、塑料袋……收集起来废品回收，换取零钱，是不少60后、70后的童年记忆。但，这种与生活垃圾资源化密切相关的记忆，却已在很长时间里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幸好，人工智能来了，用新的方式激活回收记忆，完善回收方案。

申城立法调研表明，山东青岛的再生资源智能回收模式值得借鉴。青岛市确定若干家资源回收企业，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由其在城市管理部门认可的住宅小区公共部位设置智能回收箱，回收塑料、衣物、纸张等可再生资源；有意思的是，智能回收的单价高于市场均价，用价格杠杆撬动居民参与回收的积极性。

价格杠杆撬动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还没完，居民积极参与智能回收的另一个好处是——直接拉动了消费。每次，居民凭“智慧分类卡”交投，设备自动称重，屏幕上显示结算金额，计入居民卡内，卡内金额可在指定超市、商家消费。这一模式，不但发动居民参与垃圾回收，也拉动了消费，颇受欢迎，厦门、杭州、深圳、大连等地也都在推进智能回收。

可以预见，人工智能也将在申城的生活垃圾智能回收中大显身手，提升资源回收效率，建立全新的交投习惯，以覆盖更广、更便捷的现代回收体系，实现生活方式的新变革。

图说：程家桥街道上航新村居民可通过手机app查询垃圾分类绿色账户积分。刘歆 摄

“邻避效应”｜说再见不远了

人工智能，不止带来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更将为人们带来新的眼界新的格局。

近年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不断增长，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垃圾处理问题成为大城市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而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都需要处理设施，这也是垃圾处理的重要硬件保障。

今年上半年，市统计局一项专题电话调查显示，在2000多名受访市民中，认为“分类处理设施不健全”是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主要障碍的比例最高，约占32%，可见，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设，十分紧迫。

但一种尴尬是，小到垃圾箱，大到垃圾焚烧厂，这些设施虽然都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所必需，人人都需要，但它们却很可能无处落地，因为“邻避效应”。为何会有“邻避”？一方面，曾经的“技术不能”、管理粗放，让垃圾处置地无异于“污染地”的代名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若可以让垃圾焚烧厂变成公园、变成婚礼举办地，智能化的垃圾焚烧为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垃圾的无害化，更是源源不断的电力资源；这时候，人工智能让人们发现，技术进步可以让精细化的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成为可能，人工智能为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开阔了眼界，“邻避效应”便也因此失去市场。

事实上，在日本、在中国台湾，垃圾焚烧厂变身“美好所在”的案例，早已不是新闻，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环保理念的变化，因为人工智能，“邻避效应”跟人们说再见的时候不远了。

人工智能，是技术进步，更是对旧观念、旧思维、旧格局的破除，代之以新观念、新思维、新格局。今天，普及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国家既定方略，关系到13亿多人的生活环境改善。人们关注，上海能否在这场“垃圾变革”中向国际水平看齐，率先建立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为全国做出表率？上海是否有决心有底气，一步步实现这场生活方式变革的终极目标？可以看见的是——AI（人工智能），来了。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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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类”，为何这么分？

申城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历经过多次变化。比如，从早期试点的有机、无机二分法，逐步拓展为2011年以来试点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湿垃圾）、其他垃圾（干垃圾），然后，是目前实行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的四分法。

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明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以及居民“干、湿”垃圾的分类类别。其中，易腐垃圾包括单位食堂、宾馆饭店、农贸市场等场所产生的餐厨垃圾、果蔬菜皮、碎骨碎肉等单位“湿垃圾”。

可见，申城现行“四分类”与国家的要求一致。同时，目前的“四分类”分类标准已实施数年，约定俗成，市民认知度和配合度逐渐提高，此时不宜轻易再做调整。2017年，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市绿化市容局问卷调查显示，在接近15000份问卷中，赞同“四分类”并主张干湿分类的意见占67.4%；今年，市人大城建环保委问卷调查再次验证这个结论，在16000余份问卷中，75.6%的被访者对于“四分类”表示认可。

于是，条例草案第19条将“四分类”予以延续和固化，并具体分类列举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垃圾品种（见左图）。

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由市绿化市容部门会同市商务、环保等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不过，具体分类目录也并非一成不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垃圾特性，都会是具体分类目录的调整缘由。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