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个税起征点是货币政策(个税起征点提高属于什么样的宏观政策)

时代周报：中国已经连续1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下滑，且个别地方近年来收支压力较大。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宽财政”的空间？

刘小兵：我对“宽财政”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理念一直不是很赞同。我比较倾向于“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

所谓“宽财政”、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说“市场不干，政府来干”——通过政府把财政资源集中起来，然后由政府来投资。但这种思想值得反思：市场之所以“不干”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市场预期“挣不到钱”。这种情况下，政府来投资就一定能挣到钱吗？一定是有效的资源配置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大家都对积极财政政策抱有期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不关己”，感觉好像不是花自己的钱，都是“慷他人之慨”，我们对这种想法要非常警惕。

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就要多“收钱”或者“借钱”，最后的承担者一定会落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要么是以增加税收的方式，要么就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说法，我觉得还是要慎重。

时代周报：近几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逐渐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何看待接下来减税降费的空间和力度？

刘小兵：从国际比较来看，减税政策并不一定都秉持着“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比如，美国最近几年实施了减税政策，但同时也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大规模举债来推行经济刺激计划。在这种大趋势下，中国能够冷静地压缩国债规模，我觉得是值得赞赏的。

以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决定了我们政府的执政范围更广。现阶段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主要还是出于对经济形势的考虑，为了保护市场主体、稳定就业。但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并没有缩小多少。

至于未来减税降费的空间，确实有观点怀疑能不能持续地贯彻执行。我们叫“结构性减税”，也就是总体税负不一定减少，可能会在部分领域减少，而另在一些领域增加。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总体上可能在减轻中低收入阶层或中小企业的税负，而中高收入阶层或大型企业的税负可能会增加。另一方面，在减税的同时，行政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可能会增加，国有资本经营上缴利润、社保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可能增加。

所以，从整个大口径政府收入的角度来看，它的下降幅度不一定非常明显。除非压缩政府投资规模和政府开支，真正实现“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减税降费的空间才可能会更大。关键是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时代周报：具体到个人所得税领域，近年来不断有两会代表委员呼吁进一步提高起征点（免征额）。你认为是否可行？

刘小兵：对我个人而言，一些代表委员建议的那样把起征点提高到10000元，确实可以节省不少税费。但从学理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的必要性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它的受益范围并不一定非常大。

如果把起征点从目前的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受益者有多少呢？目前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大约几千万人，但与14亿总人口相比，受益范围并不是非常大。

另一方面，单纯提高起征点并不一定能起到减税降费的效果。2018年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之后，近两年全国个人所得税增速仍然是很快的。它只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一部分人个税负担减少了，但可能另外一部分人会增加。

所以，是否提高起征点并不是重点，还是要看整个税制结构如何优化调整。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对于调整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

刘小兵：从吸引高端人才、提高国际人才吸引力的角度来看，下调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就像提高起征点一样，我觉得这不是税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时代周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你已连续多年建议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在你看来，制订这两部法律有何重要意义？

刘小兵：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将政府以及所有公共权力部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要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所有公共权力部门的行为、结果和过程，都必公开。

我们现在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这远远不够。它只对行政部门、政府部门适用，管不到所有的公共权力部门。所以我一直呼吁要把《信息公开条例》上升到《信息公开法》，所有的公权力部门都应纳入这个框架。

《财政法》也是人民当家作主规则的体现。政府花多少钱、怎么花，要由人民说了算。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把人民的意愿体现在法律当中，然后财政部门按照法律去花钱、去收钱。

所以我认为，在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则当中，这两部法律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