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25日(1918年8月19日)

【述往】

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

罗振玉（左一）、王国维（左二）等逊清朝廷官僚合影。资料图片

罗继祖著《王国维之死》

罗继祖一直坚定地持王国维之死乃殉清之说。《行年录》于丁卯年记云：

年来南势北渐，乡人与同志数辈日忧行朝，以为危于釜鱼幕燕，宜为未雨绸缪之计。顾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五月三日，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乡人年来与静安虽疏阔，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无贰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义。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按：遗折上，曾引起溥仪怀疑。在《我的前半生》说遗折是罗伪撰，字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手笔。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

这节文字包涵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汇合点则在逊清尸谏之说。先说遗折，罗继祖直言乃是罗振玉代王国维而作，“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下语很重，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罗振玉事先应该与王门弟子有过沟通，至少王门弟子当时是默认和支持了罗振玉这一行为的，因为彼此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为王国维求得死后之哀荣。罗继祖提及1927年之时，他人或无感于时事变化，甚至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感到“兴高采烈”，而罗振玉及其同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断的行进中，对溥仪安危的担忧，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既然可以不顾逊清朝廷与民国政府当初签订的协议，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则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对蜗居天津张园、形同“釜鱼幕燕”的溥仪，做出进一步的行为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作为曾经的“旧臣”，自然与一般民众的关切重点不一样。罗继祖述说其祖父及一帮旧臣的忧虑，应该切合事实。但王国维的“忧愤自沉”是否也在这“同志数辈”中，却也是一个疑问。至少与王国维已经交恶的罗振玉不会在这个时候与王国维来协商行朝未来之事了。则罗继祖在这里顺着文势说到王国维的忧愤自沉，其中的关联处，交待得还是不够充分的。后来罗继祖对此说得更为详细一些。他说：

根据王先生十六字的遗嘱，再结合王先生一生言行来看，我们说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尸谏，推而至于陈先生赞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先生从各方面的分析，王先生地下有知应叹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远因，有近因，远因应追溯到幼年在家庭里所受的封建教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学；近因呢？我认为，叶德辉之被枪毙不能说没有关系，起码使王先生在心灵上增加恐怖……梁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对象，到必要时还要避一避时局风头，因而使王先生感到天津张园溥仪身边太危险了，同时也感到自身，甲子侥幸不死，这一次万难幸免了，所以决然自杀。（《〈观堂书札〉再跋》）

罗继祖联合陈寅恪、梁启超之说来集成殉清尸谏说，这里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罗继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远因、近因说的分析维度，应该也大致符合一个自杀之人的常态。与《行年录》稍有不同的是：《行年录》主要从溥仪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达，以此“忧愤自沉”；而此处所忧则不仅有溥仪，也有自己。至于说甲子“侥幸”不死云云，则还是为了合理解释“一辱”与“再辱”的关系。其实客观的情形是：甲子之变，不遑说溥仪，王国维同样也无性命之忧；北伐即至，王国维同样是安全的，甲子之变时，王国维尚身在南书房行走任上，而此时他从“组织关系”上已经与逊清朝廷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幸免”于难，其实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了。深感罗继祖此处“侥幸”二字或有失当。

王国维当然是关心溥仪的安危的，但以一个逊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这种关心是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还是有疑问的。所谓“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谈得上臣以赴死，岂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当时王国维与溥仪行朝相当松散的关系，是否要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疑问的。

要说明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必须以王国维是忠心耿耿的遗老为前提，若“遗老”尚且不纯、不愿或不彻底，“殉清”未免就成无根之谈了。罗振玉一心以复辟清王朝为念，此已成共识，罗继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国维是不是与罗振玉一样心甘情愿做遗老呢？学界的看法颇有差异。罗振玉、金梁、杨钟羲等遗老自然众口一词以王国维为忠诚的遗老，而遗老群体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认为，王国维“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罗振玉的种种帮助，王国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所以“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认为：因为结识罗振玉，王国维的周边形成了以遗老为主体的群体。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谢国桢为《永丰乡人行年录》撰序云：“余以为雪堂老人于清末成为保皇派，犹且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误己误人，自贻伊戚。”顾颉刚、郭沫若与谢国桢都认为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遗老的，“被”遗老与一心要做遗老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罗继祖则承罗振玉之说，认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清朝遗老。1978年10月22日，罗继祖撰《跋〈观堂书札〉》认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有所动摇。”他更认为王国维成为遗老乃是其自觉的行为，并非受罗振玉引导或逼迫。他说：

有人说观堂随祖父避地日本，才使观堂走上遗老道路，这也是形式逻辑的看法，倘使当日观堂从心里不愿追随，也不会违心曲从……我认为观堂甘心作遗老决定于去日本之前，从观堂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和他自称得意之作的壬子三诗完全可以看出。（《对王观堂的器重——〈家乘点滴〉之六》）

如果把王国维与遗老的关系分几个阶段的话：辛亥之后至寓居京都期间是第一阶段；从日本回到上海寓居时期为第二阶段；从北上出任南书房行走至去世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亡初期，王国维在京都以若干文学作品表达了“故国之思”；第二阶段王国维从京都回到上海，与沈曾植、朱祖谋、郑孝胥等遗老过从较多；第三阶段入直南书房，则与逊清朝廷以及溥仪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并亲身经历了甲子之变。罗继祖认为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已然有遗老之心，实际上直接否定了由罗振玉影响而成为遗老的可能。罗继祖提出的依据是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以及稍后编定的《壬子三诗》。但此《壬子三诗》正是去日本之后创作的，尚不能证明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即有遗老之心。在《壬子三诗》中，《颐和园词》以慈禧一生为中心写爱新觉罗一氏末路，《蜀道难》哀悼端方，确实对清王朝的终结寄寓了深深的哀思。狩野博士虽然任教京都大学，但因为初到京都，故在送行狩野游历欧洲时，也弥漫了一种浓重的故国之思，其中若“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云云，也确乎蕴含着一定的遗民之思，而在铃木虎雄索阅此诗时，王国维呈上诗并致函，特别提到诗歌中对日本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忧虑，他说：“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王国维1912年10月7日致铃木虎雄信，见《王国维书信日记》）他直接以“亡国之民”自称。但这种遗民之思究竟是出自本心，还是来自罗振玉的影响，若无十分明确的证据，也确实不能简单就下结论。

对于谢国桢说罗振玉“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罗继祖不能认同。他说：

据我主观认识，罗、王两人在清末这段时间对时局的看法还是很一致的，不是你东我西。从王先生性格可以说，他没有世俗猎取高官的欲望，也没有做革命投机生意的奇想，书生本色只有规行矩步地服从命运，况且回顾家世还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国的光辉历史，以及他那“我是祝陈乡后辈”的有抱负的诗句，所以跟着泛海东去，并不是受外界力量的“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其实不遑说清末这段时间，民国年间，王国维与罗振玉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是基本一致的，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可见其大概。罗继祖对王国维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王国维对政治有态度，但自身基本无欲望，也就是没有用行动介入其中的欲望。张勋复辟时，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为等纷纷北上，便无一人提议带上王国维，沈曾植更是将北上之事嘱家人勿告之王国维，可见即便在遗老群体中，王国维也是基本被忽略甚至回避的一位。

罗继祖又说：

他前半生，出国留学，学洋文，研究西洋哲学，俨然是个维新开明人士。中间对仕进无意，专去研究文学和戏曲，也不失为一个想在新的学术领域里创新的学者。后半生由于时局剧烈转变，随我家东渡日本，治学方面也舍旧从新，又和溥仪搭上关系，堕落成为顽固遗老，走上反动。短短五十年而变化这么大，令人难于理解。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影响不能没有，迫胁并不存在，因为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观堂书札〉再跋》）

王国维治学范围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而其政治思想也有从务新到守旧的变化，这都是可以覆检的事实。不过罗继祖在这里将王国维与溥仪建立关系与成为“顽固遗老”直接挂上钩，似乎也显得有些跳跃。但罗继祖说“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这是深契王国维个性之言。但这种自成崖略的个性，也可能恰恰成为他“遗而不老”、有思想而乏行动的理据，可能谁也难以撼动王国维以遗老之心而自居于遗老群体边缘的状态了。

即便罗振玉家人，也并非都从殉清角度来解读王国维之死。1954年，罗福颐曾撰《忆观堂先生手札二通》（《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其中即有云：“其实观堂丈之死因，实先罹丧明之痛，后悼乱离之忧。”此文虽然发表于文章撰写后近三十年，但他对王国维死因的分析，与王国维之女王东明的看法相似，尤其是王国维之死与长子王潜明之死的关系，两人的看法彼此呼应。我觉得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同志数辈”说与逊清朝廷党争

这里再简略说说罗继祖提到的“同志数辈”的内涵，字面上当然是指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交恶的情况下，王国维不在“同志数辈”，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但据实说，王国维原本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罗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门疏稿〉序》言及溥仪在紫禁城时，升允密疏陈奏，“或公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联名以闻。当道为之侧目，致以公与予为朋党，公弗顾也”。此处虽然只是言及罗振玉与升允二人，但其实下面接着说：“亡友王忠悫公受知于公，为公门人，其任南斋时二疏并附录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国，一以志当日之声应气求，如公所谓吾道不孤者，俾传之方来，不至泯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

王国维与升允声应气求，确乎是事实。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亦记云：

乡人与王静安先后被逊帝召直南书房，王出升吉甫荐，乡人度亦出升荐，曾面质，升坚不肯承。乡人既屡与升联名上书，逊帝师保左右嫉之甚。及逊帝出居日使馆，诸人议论纷纭。升自津扶病趋谒，赞乡人议，群遂指目为朋党，郑孝胥且悻悻南归。即逊帝莅津，租张园为行邸，时园归粤商，乡人与同直清远朱聘三汝珍共经手，某某乃藉端媒蘖，计得售，逊帝渐疏乡人。顾问之授，外示尊崇，实远之也。

这里说了溥仪身边的派系斗争问题。其实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中将张园当时的党争说得更为细致。他说：

溥仪身边大致分成三派：亲贵和内务府旧人为一派，郑、金就是从这一派里分裂出来的；以陈宝琛为首，因他是师傅最受溥仪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围成一派，这两派人数都较多；南书房同僚温肃、杨钟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义隶懋勤殿）为一派，这一派人少力弱。党论倾轧的结果，祖父被疏远了，派中人也受到打击。（《〈观堂书札〉再跋》）

这就是当时朝廷三组“朋党”的基本情形，而郑孝胥与金梁则是其中用力最大者。后来的情况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罗振玉的劣势还是没有改变。罗继祖说：“后来张园小朝廷的权一直掌握在具体执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陈曾寿几个人手里，郑孝胥和他们时分时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朝夕和溥仪接近，他们又都学会一套固宠弄权的手法，得到溥仪的信任，把张园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进去。”（《〈观堂书札〉再跋》）升允、罗振玉与王国维三人是相对固定的“朋党”，其中升允与罗振玉要更为密切，而朱汝珍则是与罗振玉共同经手张园的人。因为他们一度深得溥仪赞赏，也因此受到其他政客的嫉妒。郑孝胥悻悻南归大概就是一种迹象了，但后来郑孝胥地位日隆，罗振玉的边缘化也就慢慢成为了现实。今检王国维与罗振玉往返信件，也颇有共疏之例。但当年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时，显然发生了转变，这也同样是一种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罗继祖关于王国维自沉的描述应该更多来自于罗振玉的自述。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述及此事云：

乙丑以后，连年值内战，津沽甚危。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忧之甚，然均无从致力……至丁卯，时局益危，忠悫遂以五月三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上闻之悼甚，所以饰终者至厚……一旦完大节，在公为无遗憾，而予则草间忍死，仍不得解脱世网，至此万念皆灰……（《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

罗振玉的表述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时间意识的，罗继祖以“年来”二字，将“同志数辈”的关系似乎一直延续到丁卯五月。而罗振玉则将“乙丑以后”与“丁卯”做了区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确的“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则不再合说三人。但将时局与王国维之自沉直接联系起来，罗振玉与罗继祖还是一致的。罗振玉以“完大节”来定位王国维之死，则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罗继祖承续此意，只是言说得更为详实而已。

辩诬：身份与学术的双重责任

1918年4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岁，“颇似长孙”，罗继祖在此信下按云：“公札中谓‘颇似长孙’，乃以我为比，我小时弱不好弄，公甚喜我规行矩步，听大人话。记得我七岁返上海时，熟人见我说举止甚似三太爷（三太爷乃淮安人对公之习惯语）。公此札竟举我为典型，可见爱我之笃矣。”（《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长孙，罗继祖幼时备受罗振玉赏爱。

“这几年来，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我祖父辩诬，同时也为王观堂先生辩诬。”（罗继祖《再为观堂辩诬》，《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辩诬应该并非罗继祖的初衷，只是对于被尘埃掩盖了很久的事实，他有一种揭示真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质实而言，罗继祖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基本上笼罩在罗振玉之说之中。但除了殉清说之外，罗继祖确实澄清了诸多谬说，其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0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