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云南很多地方做乡村建设的工作，一个总的感觉是，乡村主要是政府在建、农民在看。想把一个村子建设得好，乡里的干部和村里的干部是最辛苦的。我在云南10多个村工作，建了10多个工作群。我不在村里的时候，就每天通过工作群沟通。前一段时间，云南大部分地区下大雪，我看到昆明、昭通和临沧的几个村子，被大雪覆盖，好几个乡镇的领导都在村里工作。
一年多以前，我们开始昆明宜良麦地冲村的乡村建设，镇里的女书记一年多来几乎都在村里工作。我曾经和她开玩笑说：“你没有家吗？”我在云南罗平县的一个村里见到乡里的书记，我还以为是村民，他说他几乎每天都在村里跑。我和腾讯的朋友一起在重庆酉阳的一个村里工作，每次去，都会发现来村里搞建设的人很多，四川美术学院在村里搞了很多的“乡土艺术品”。实话说，在这些村里我还真的没见到农民在搞“乡村建设”。
很多时候，农民都是站在门口，看着我们这些人走过来。干部辛苦在乡村当然是好事，说明他们在认真落实中央的政策，社会各界到村里来说明乡村有价值，他们投入乡村建设也是好事。问题是农民为何缺位呢？
各级干部搞“乡村建设”
新冠疫情以前，我经常去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的朋友说他们的乡村当初也很落后，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也逐渐发展起来了。我问他们乡村的变化是如何启动的。日本的朋友说五十到六十年代政府在乡村投入道路、卫生设施等建设工作，还对村民卫生习惯进行教育等，就像我们今天弄的村容村貌治理。韩国的朋友说六十年代韩国政府出钱买水泥，鼓励农民自己修村里的路，改变村民的卫生习惯，很像我们现在搞的以工代赈建乡村。欧洲的情况看起来不大一样。我问荷兰、德国和英国的朋友他们乡村发展的事，至少没有听他们说过有和日韩、和我们一样的“乡村建设”，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乡村建设”。
我在昭通的一个村里看到一位村民坐在自己家门口，房檐下挂着春夏秋冬没有洗过的衣服，院里杂乱无章堆着各种东西，这让我想到了我在韩国的乡村看到一位年长的农妇一大早在自家庭院里收拾、美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早年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农户家里，农夫一大早起来在自家院子里摆弄花的情景。我问这个村民为什么不把那些衣服洗一下、放起来，为什么不把院子打扫整理一下。他抽着烟，笑着看着我们，没有作答。
我的同事宋海燕到河边村工作时，总是住在村口的黄志成家。他家有乡村酒吧，外来的客人都喜欢坐在那里喝茶饮酒。我们出资修建了他家的卫生间，并且改造了好几回。宋海燕经常为卫生间不干净教育黄志成，黄志成总是笑着说，“忙啊，顾不上，晚上割胶，回来就想睡觉”。很有意思的是，黄志成经常说“卫生间都比人住的房间好了啊”。
一位在中国贵州为日本援助项目工作的日本专家告诉我，当年日本农村也是这样，日本的农民对于“干净和卫生”的反应很迟钝。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很多思考，任何人都对能给他们带来直接利益的东西反应敏感，农民也不例外，但为何农民对于“干净和卫生”反应迟钝呢？其实河边村黄志成的玩笑话说出了其中的道理。
在乡村工作，常常看到干部组织农民搞村容村貌整治，大多数农民都积极响应，但还是有一些农民不愿意参加。干部会说农民懒惰、卫生习惯不好等等。我给村干部说城里小区难道是住户自己打扫卫生吗？何况城里高端的小区楼里面也堆着很多东西，许多人连自己门口都不打扫，依赖物业工人，我们咋能说农民懒惰呢？我一直都重申我不是一个为农民代言的人，虽然我也有一点文化的自觉性，但我不是农民，没有基于作为农民的本质利益，所以无法形成真诚如一的农民立场。所以，我在乡村也是和干部一样教育农民成为自己乡村建设的主人。
城市不仅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如排水系统、污水处理、公共卫生场等，还有维护这些设施的服务机制，也就是说城市有一套完整的市政系统在帮助自身运转。城市的干净和美化主要靠不断的投入资金和人力来进行维护，而不是城里人的觉悟和参与。
“脏乱差”的大苗寨
虽然现在的乡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很多的乡村基础设施落后，雨雪之后，道路泥泞，清理起来十分困难。去年，我每次去昭通的大苗寨都赶上下雨，不得不穿上雨鞋。今天的城市，即便一个小县城，还有谁出门穿雨靴呢？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的乡村没有公共服务，没有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也没有资金雇用专门的人员从事类似市政的服务。乡村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村规民约”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奖励惩罚措施来维护村庄的卫生。所以我们用城市的“干净美化”来对比乡村的“脏乱”来指责农民懒惰是不公平的。
大苗寨进行的以工代赈的乡村建设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要推动建设乡村的现代化，在这过程中，政府一定要投入。中央要求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工作的那些村里都坚持以工代赈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反对让农民义务投工投劳。另一方面，我们在村里建很多的设施，其实农民都不太需要。比如说建一个图书室，很多图书室一年到头都没人去。图书室的很多书农民都不感兴趣。很多村庄都建设健身小广场，对一些城市化的村庄而言还是有用处的，但是对于多数的村庄而言，农民一天干活早出晚归，正如农民自己说的那样，“我们天天都在锻炼身体”，因此这些设施也大多都闲置。很多村庄建花园，种了花和草就得去维护，增加农民的负担。所以很多的乡村建设的事，农民不积极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干净美好，而是很多的建设不是他们切身的需要。
参与乡村建设的农民
我讲这些不是说乡村建设不好，相反我自己就投身在乡村的建设中，我工作的那些村的干部和村民都知道我每天都在弄这些花花草草，我希望乡村美化起来，就像欧洲那样的乡村。
我说的主要意思是，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基于农民的需要和现代化的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上配套建设。不能按照城市的立场看待乡村。
“脏乱差”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不仅是生活的空间，更重要是农民生计的生产空间。我们看到的“脏乱差”恰恰是乡村某种真实的“美”。这不是说乡村不需要改造，而是说对乡村的改造要“温柔体贴”，否则就会把乡村建成城市。乡村建设中农民不同程度的缺位说明了城市文化视角和乡村立场之间的张力。
即使从农民的视角讲，乡村也是需要现代化的。从日本和韩国的例子看，推动乡村的现代化需要政府的主导。对于中国而言，希望乡村自发地逐渐现代化是不客观的。所以，我在村里看到很多“干部在干，村民在看”的场景，也不能说这里面就一定有问题。那位日本专家说的“迟钝”和河边村黄志成说的“已经很好了”都蕴含了国家推动现代化与乡村社会的不适应，这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问题。
将乡村有机地整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时建设出一个新乡村，这应该是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讲，当然需要把农民转变成“现代人”。我们不能带着城市人的偏好，让乡村和农民保持“原住民”形态。也许是出于我的发展主义立场的原因，我认为那样的想法是不道德的。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优势群体而言，尽管我们知道现代化对于乡村和农民的伤害，但是让他们处在不发展的状态所受到的伤害会更大。农民视角的乡村建设从本质上讲还是如何通过现代化帮助乡村和农民赶上现代列车的问题。这个过程不能有农民的缺位。
昭通大苗寨的老村长在进行绿化美化设计
我在写这个短文时，昭通大苗寨工作群里发了他们工作的照片，照片中村里的老村长在搞绿化美化设计。重庆酉阳何家岩项目的专班负责人说需要我们过去指导他们的村庄美化，我发给他们一些图，说要动员村民一起创新，不要找艺术家搞各种艺术品。帮助乡村进入现代化不能搞“暴力干预”，而要搞“有机融入”。
面对城乡巨大的反差，把握乡村建设的现代化尺度是很困难的。我和腾讯的几位朋友在参观昆明晋宁福安村的乡村建设时，看到一位老人坐在她家的大门口晒太阳，她的家就在建好的花巷里，大家和她说话，整个气氛非常和谐友好，老人的微笑其实就是对于乡村建设的满意。福安村的街道是一个干净美丽，充满乡土气息的乡村艺术品。只有把乡村知识和智慧发掘出来，农民才有积极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重视。我在昭通大苗寨的工作群里的视频看到苗族老村长在地上画他们视角中的村庄美化图，感觉到了我们工作的不足。农民不是不要乡村建设，也不是懒惰，他们需要得到尊重。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专家和干部而言并非易事。
福安花巷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小云助贫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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