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北宋的商业税收超过了700万贯，如果算上国家专卖的收入，那么商业收入将就达到了5000万贯。作为对比，明朝宣德年间的商业税收仅有200万贯。两宋时期，商业税收（包括专卖收入）的总量在大部分时间都超过了农业税，在高峰时期占据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5%。为何北宋的商业税收如此之高呢？

一，北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一般而言，商业税收的总量和社会的商品经济繁荣程度呈正相关。北宋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代，其商业税收高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距离宋代很远，无法设身处地感受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人留下的数据和文献记载宋代的商业情况。

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城市人口。城市中的居民，除了政府官员和为官员服务的人员，其他基本都是从事商品经济的人员。宋代，是中国城市人口大规模增长的时代。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北宋开始推行“城乡分治”，中国最早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也就出现了。城乡分治最初是在开封推行，后来推广到了其他路州。当时城市户口被称为“坊郭户”依据财产划分为十等。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商业空前繁荣，过去坊市隔离的制度被打破了，城市到处都是买卖场所。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北宋以厢坊制来代替坊市制。厢坊制类似于现在的城市分区，是按照地区对市区内部进行分区管理。

由于农村商业发展，原本是农村集市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了城镇。宋代首次在县之下设镇。962年，宋太祖正式设立镇这一层行政机构。三年后，又在镇中设立监镇，以负责镇的行政、治安、税务等事务。

根据《宋代商税问题研究》统计，1077年，北宋商业税收（不算专卖收入）大约是762万贯，其中各州府占据49%，各县城占据27%，市镇也占据了24%。当时全国的农业税也就2021万贯，可见商业税收在宋代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已经很高。

而明朝在弘治时的商税课钞共4619万贯，由于当时大明宝钞严重贬值，实际上换算下来也就是13万两白银，北宋的一贯基本等于一两，如此计算，北宋的商业税收是明代的60倍。

二，北宋的商业税收较重

北宋的经济政策，基本是在唐五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商业政策也是如此。自战国以来，中国主流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农业也是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但从唐朝后期开始，国家财政开始严重依赖于商业，于是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出现一些松动。

五代时期，由于国家分裂，全国关卡林立，税收混乱。北宋建立后，赵匡胤为了统一全国关税，颁布了《商税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则例》规定了征税商品的种类、税种、税率，以及对偷税、逃税的处理等内容。

和五代相比，北宋的商业环境算是宽松了很多。宋太宗曾下诏：“征算之条， 当从宽简”。关于北宋具体的商业税率，《文献通考》记载为“行者赉货谓之过税，每干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也就是流通税是2％， 交易税是３％。另外，如果是官府需要的产品，官府会另外抽取十分之一。

北宋统一后并未废除原本军阀设立的关卡，而是将之保留下来，继续征收过境税（流通税）。如果发生了长途贩运贸易，那必然会出现重复收税的现象。宋代征税范围非常之广，如蔬菜、果品、鱼鸭等不是《商税则例》规定了征税种类，但实际上却也是征税对象。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宋代征税的商品对象，那就是：只要进入市场的商品都有可能被征税，甚至还未进入流通流域的也会征税。

交子

为了配合商税的征收，北宋开始出现了专门的商税机构，其中四京设有商税院，地方设有商税务或税场。根据统计，1077年之前，北宋官设商税务多达1846处，到熙宁十年时增至2011 处，平均每县有1.6 处商税务。作为对比，明朝的税课司局只有400多处。

三，北宋专卖制度达到了顶峰

专卖制度，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经济制度，是国家对战略性资源进行垄断经营的政策，类似于今天的国营经济。北宋的专卖制度是从唐朝后期继承发展而来。在唐后期，由于北方藩镇割据，经济破坏严重，国家财政面临危机，于是开始推行大规模的专卖制度，将盐、茶、酒、铁等全部纳入专卖的范围。

在盐方面，北宋初期推行官产、官运、官销。后来由于战争影响，边境地区缺盐，政府就推行了“入中法”、“通商法”，也就是将盐以售价卖给商人，由商人来进行运输的销售，也就是“官商分利”。此政策使得盐的销售量得以增加，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但是商人会任意提高盐价，增加了百姓负担。根据统计，宋朝早期的盐税收入为200—300万贯，到了宋神宗时期达到了1200万贯。

宋代大规模和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茶叶的种植规模空前扩大，而全国大小的茶园都被北宋政府控制。根据推算，北宋的年茶产量大约是5300万斤。在南宋高宗末期，全国财政收入是5940余万贯，其中茶利占6.4%。到了孝宗时，全国财政收入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可见，茶的专卖是两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榷酒的收入，在财政中也非常重要。早在唐朝时期，榷酒收入就占据唐朝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了宋朝仁宗年间，榷酒的收入已经达到了1498万贯，是唐朝的10倍左右。宋朝在全国设置了1800个酒务，负责酒的专营。在乡镇则允许自酿酒，但需要征税。

总体而言，北宋的征榷收入最高达到了4284万贯，是农业税的两倍，商业税的7倍左右。盐铁酒的专业，实际上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种表现，也是与民争利的一种表现。北宋垄断众多行业，的确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也加大了百姓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