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生效的时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生效的时间是哪一年)

摘下耳机，关上电脑。32岁的程旭（化名）上传刚剪辑完成的Vlog（video blog，视频博客），设置好定时发布后，跳上床准备入睡。次日清晨6点，他还要去快递配送点集合。他上的是早班，下午4点就可以收工，如果感觉不累，他晚上偶尔还会去做代驾。

一年多前，程旭还是一位网剧编剧，工作室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与他解约，他从此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外卖、快递这些工作给了他新的生活体验，于是他平时也会带一个摄像头拍Vlog。

移动互联网和疫情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人是形势所迫，也有人是顺其自然。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冲击实体经济之时，潘振东（化名）为了节省成本关闭了经营三年的卤肉店，解散员工，把店里的设备搬回了自家厨房，妻子凭着祖传的手艺继续在家卤肉，而他自己则跨上电动车成为卤肉配送员。

此后两年时间里，潘振东没再开实体店，改为网上订餐和电商销售后，还收获了外地的顾客。

过去两年来，类似程旭和潘振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疫情和新经济两种能量对冲之下，许多行业以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在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带来争议，关于灵活就业的话题此前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认为，大家之所以选择灵活就业，是因为传统行业的“毕业”（解聘）越来越频繁。

人的处境总是很难一言概括。同为“打短工”的快递员，54岁的田忠平和26岁的陈浩就有完全不同的境遇，田忠平在自己职业的黄金年龄过去后一直在湖南长沙打各种短工，但他把自己看作自由职业者。陈浩则是在去上海加入父亲的公司之前，在老家体验生活。

不拘泥受聘，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按自己的需要去工作，可以说这既是自由职业，也是灵活就业的一种。

另一个侧面是，如今就业选择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新蓝领们“逃离”工厂，而过去依赖于熟人介绍工作的蓝领们甚至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岗”来匹配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有高达2亿灵活就业者，相比于7.5亿的总就业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灵活就业并不完全等同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打短工、出苦力，它还包括一些看起来很精致的职业，个人律师、自由撰稿人、主播等都属于其中。

政府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将此作为刺激经济活力和拉动就业的方式大力支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提出要加大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稳就业，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重点之一。而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央视记者关于就业的提问时，再次提到灵活就业。他表示，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既解燃眉之急，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政府要针对他们的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等问题，逐步完善政策。

灵活就业，以及其背后衍生的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推动灵活就业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只是“毕业”人群的无奈之选吗？

灵活就业只是迫不得已吗？

虽说做着卤肉配送员的工作，实际上潘振东仍然是“老板”。

在疫情席卷之初果断放弃实体店铺，他的家人一度担心生活没有依靠。潘振东今年34岁，从部队退伍后与曾为战友的妻子一起，靠贷款在家乡宁夏银川做起了卤肉生意，他妻子家有卤肉秘方，夫妻二人勤勤恳恳，生意一直不错。

他们还有一个6岁大的孩子，2020年决定关店时，许多人都劝潘振东再考虑考虑。

“银川虽然没有暴发过疫情，但当时客流量还是少了很多，很多老顾客也都是微信找我下单，没必要再开店。”他告诉记者，店铺每月需要交1万多元租金，算上其他成本，每月需要支出2万元。

关店并不意味着生意结束，他申请更改了工商营业执照的登记信息，妻子每日在家卤肉，他则负责全城送货。

这种模式让夫妻俩不用再花费大量精力管理店铺，有了更多的空闲，开始研究别人如何通过直播和电商销售自家产品。2020年底，他开始拍短视频，内容主要是做卤肉，后来又开始直播，刚开始是本地人购买，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主顾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现在算下来，疫情实际没给我们带来太大损失，当然拍短视频和做电商也不容易，但与开实体店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新的生活。”他说。

如果不是转做短视频和电商，潘振东可能已经失业。与他相比，程旭的选择却更加主动，早在疫情之前，他就已经不再想困于一纸劳动合同。“编剧是个劳动力过剩的行业，有点儿像学美术的，千万人中才有一个能真正‘出来’，大部分人收入很一般。成功者靠的不仅仅是实力，还有人脉和运气。”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从2019年开始他就想着辞掉工作，当一个自由职业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拍东西，而不受制于影视公司和投资方的要求。

此后疫情来临，程旭坦然接受解聘。此前他看到有人辞掉工作去送外卖来体验生活，不仅减掉了体重，其用文字记录并发表的故事颇受人关注，他也想试试。

于是从2021年起，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灵活就业生涯”。一开始并不容易，送快递日常的辛劳让他一度崩溃，但在断断续续送了半年之后，逐渐适应并进入节奏，也终于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作。

凭借以前的行业经验和现在源于生活的鲜活素材，他很快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不少粉丝，甚至获得了额外的一份收入。

过去，灵活就业往往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在美国，最早的“人才租赁”“劳务派遣”就诞生于大萧条时期。但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不少人也喜欢上了这种时间弹性大、可以自主选择的工作方式。

此后，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政策法规、人力资源服务以及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一些专职从事灵活就业服务的人力机构和雇主平台也陆续诞生。

灵活就业的需求旺盛，实际与经济结构变化密不可分。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灵活就业报告显示，产业结构调整是近年来灵活就业、灵活用工需求旺盛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自2000—2020年的20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7.5%上升至47.4%。

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灵活用工市场也在不断释放潜力。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2019年参与共享经济的人数约8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7800万人，直接推动了灵活就业、兼职就业、创业式就业等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就表示，在当前数字经济大背景下，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开始出现。随之产生的平台化、灵活性的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等特性。他认为，鼓励灵活就业，可以形成“蓄水池”与“缓冲器”，在劳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

不可忽视的是，在就业群体里，蓝领仍是大多数。目前，我国第二、第三产业蓝领工人规模为4.26亿，蓝领人群与岗位需求之间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才结构不匹配，是阻碍蓝领就业效率的两大问题。

刘超是一名人力资源主播，他与江苏本地企业深入合作，平时经常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为粉丝讲解岗位信息，介绍他对企业的实地探访，并回答求职者关心的问题。

去年12月，新能源领军企业宁德时代和刘超联合在快手发起了“直播带岗”专场。数据显示，有25万人次观看了这场直播，超过1000人报名应聘。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高级技师吴端华围绕职业教育发展、直播带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内容，提交了九份建议。他认为，应该从权益保障、体制机制、培训、就业效率等环节入手，让更多年轻人拥抱实体经济。

解开灵活就业的“束缚”

除了招工与就业的匹配效率，中国的灵活就业者们依然有许多问题要面对。如何实现“灵活保障”，便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去年12月，54岁的田忠平在装卸快递时不慎从操作台摔下，造成右脚跟、膝盖关节、臀部骨折，需要做手术。

他是在为中国邮政装卸快递时受伤的，但他并非正式员工，与许多快递员一样，他是劳务公司派遣的日结工。而由于用工方的用人名额经常变动，劳务公司不得不短期聘用大量劳务派遣工人，以日结的形式开展工作。按照现行劳动法，这类非标准劳务关系无法由用人机构缴纳社保，只能由员工自行购买社保，或者自行缴纳商业险。

灵活就业不仅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工作生活需要，也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用人成本。然而，中国灵活就业的保障体系过去并不完善。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有旺盛的劳务派遣需求，但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灵活就业因为缺乏政策保证，一直到2014年，随着政府出台《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许多相关细节才首次被确定下来。

这也是“束缚”着人们积极参与灵活就业的绳索之一。

近年来，需求越大，问题越暴露。与田忠平类似，同样作为中国邮政安徽合肥区域快递员的陈浩，也遭遇了意外。同样在去年底，他因为搬运快递时不小心被货物砸到，脚受了轻伤。在此之前，他原本想在去上海加入父亲的公司之前打打工积累社会经验，根本没考虑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实际有一定风险。与田忠平一样，他干的也是日结工，并没有被纳入社保体系。

快递员、蓝领工人受职业伤害而引发的赔付问题屡见不鲜。这是由于在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大多数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很大一部分人没有被纳入社保体系，而商业保险的不健全也给这一群体的保障带来挑战。

据田忠平所在劳务公司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针对日结工、灵活就业者，劳务公司主要通过购买意外伤害险来提供保障，但灵活用工往往工时不确定，而大多数意外伤害的赔付标准往往需要一个固定的周期或人群才能生效，这就导致一些劳务公司干脆不购买，或者让员工自行购买。

要系统性解决灵活就业保障问题，也并非易事。李东生认为，当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缺乏全面准确的登记和统计、难以获得完善社会保障、难以认定雇佣关系，以及参与社保比例过低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李丰此前也曾表示，灵活就业群体、单日用工、当日结算与保险办理等方面，一直是零工经济探索的短板。

田忠平和陈浩所从事的日结工，就面临着这种问题。田忠平是退伍军人，陆续在行政执法队、汽车销售行业工作，随着年龄增长，开始从事自由职业，他的儿子正在念硕士，妻子是某建工集团的一名会计。

这次意外伤害，给他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在受伤入院后，他历经一个月的治疗，花费5万元。此后还要再休息三个月，这意味着他的家庭将失去一份收入。

想要系统性地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需要时间。在此前两会热议“灵工就业”话题的相关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指出，首先应该解决一些劳动者的短期、急迫需求，比如目前开展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然后在这基础上去建立长期的制度框架，考虑其他方面的需求，如养老、医疗等。

零工需求日益旺盛，许多企业、劳务公司以及服务商也在自主寻找解决方案，用人单位也不希望因为工伤缺乏保障而引发纠纷。负责为田忠平提供劳务保障方案的服务商告诉记者，因为前期使用了“务工卡 日结保险”的数字化方案，他们目前已经解决了日结工无法正常投保的问题。

据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这种数字化解决方案，是将微信支付对外开放的“务工卡”功能，与一款日结保险相结合。前者可以代替上工“打卡”，员工只需要通过微信刷脸认证，即可完成上工打卡。

与此同时，与之绑定的保险，也会自动开始投保。这种专门针对日结工种，可以实现一日一保，单笔保费在0.2～3元之间，由劳务公司承担，最高可赔偿80万元。

因为采用了这种新的保障方案，田忠平住院及误工的费用都得到了保险承担，这种由保险和移动应用搭配的解决办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结零工无法计算工时的问题。

通过移动数字化，来解决灵活就业者面临的保障问题，形成了更高效的处理方案。此外，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在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去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出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这也是第一个系统规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文件。

灵活就业与零工经济，不仅是解决经济波动周期就业压力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企业降本增效、丰富人才架构的长远措施。鼓励灵活就业，实际是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劳动力优势，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良好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