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大学公司法答案(国家开放大学经济法学试题及答案)

梁译睿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二、共益企业从何而来：组织形态的边界

三、共益企业中国化的困境

五、共益企业中国化的发展路径

（一）建立共益企业本土化认证体系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的成立标准是：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资金规模方面的条件是：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以上活动经费，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应有３万元以上活动资金。但实际上因为非政府组织往往是私人群体建立的规模较小，资金有限的社会团体，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难以达到条例规定的登记条件要求。不仅如此，这一申请的手续过于繁琐，所以这一登记条件实际上扼杀了一些以承担社会责任为使命建立起来的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社会团体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共益企业从实践到立法的探索过程中，应当建立一个社会公认的第三方标准为共益企业提供权威认证。比如我国应当创立一个针对共益企业的第三方的认证体系，且该认证体系应当具有指标统一性与体系成熟性。一方面应鼓励共益企业行业内部主动出台一个行业公认的认证标准与完整体系，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借鉴国际认证标准，这样我国的共益企业本土化认证体系不仅有通过实践验证的行业认可的标准，还能吸收国际认证标准的经验。并且，共益企业的认证体系的框架构建应当循序渐进的探索模式，逐步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认证体系。尤其是在共益企业发展之初，可以适当降低共益企业认证门槛，鼓励更多企业家创立共益企业。

（二）以助推理论为基础采用弱管制方式鼓励共益企业的发展

（三）建立共益企业评估体系

我国在共益企业评估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务起步较晚，共益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大多是由难以分辨真伪的媒体宣传与共益企业的自身的评估体系相结合所得。但这种评估结果自成一家之言，没有统一标准，不成规模体系，难以使公众信服。共益企业利用商事运营模式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我国目前处于从政府一元治理到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转变阶段，鼓励和促进共益企业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但共益企业参与到社会多元治理的前提必须是共益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正向激励作用。因此，建立一套有关共益企业的评估体系至关重要。首先，这套评估体系应是政府、社会公众、共益企业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下建立的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其次，这套评估体系是一套双重评估体系，它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多元评估，以内部评估体系激励共益企业自治，以外部评估体系监督共益企业的发展。评估必须定期开展，但也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灵活随机应用，以防评估流程化与形式化。同时，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这样不仅能对在评估中不尽人意的企业起到激励作用，还能对圆满完成评估的共益企业起到宣传推广作用，对共益企业来说这也是一种激励措施。最后，共益企业评估体系还应当在社会责任评估方面制定标准化的评估模式，同时也为共益企业的发展提供标准化的社会绩效评估测量体系，为共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评估与信息公示提供了一个令公众信服的平台基础。

结 语

作为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态，学界对共益企业的定义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不同维度的界定均围绕共益企业应当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使命这一核心观点展开。围绕共益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使命这一核心内涵，通过比较法分析可得出共益企业的三个显著特征，即以“创造一般公共利益”为目标、以“较高的透明度和严格的问责机制”为监管措施、主要是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但共益企业作为一种“舶来品”，在立法上，我国尚未颁布有关共益企业的专项法律；且共益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使命与传统公司法的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违背；并且由于缺乏立法指引，实践中存在的共益企业也常常在企业使命的履行过程中迷失方向。为了克服共益企业中国化的难题，笔者认为，应当首先对共益企业进行一个清晰的法律定位。首先，必须在立法中明晰共益企业属于一种新型的企业形态，将其与非营利组织、传统的商事公司进行明确的区分。其次，对共益企业的立法确认应当徐徐图之，在未来公司法修订时，通过扩张公司内涵与建立开放的公司组织结构体系为共益企业提供一个柔性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发展、探索后再给予立法上的确认与回应。最后，笔者为共益企业中国化的发展路径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建立一个共益企业本土化认证体系，鼓励共益企业的创立。第二，以助推理论为基础，多使用激励性规则、少使用单纯的禁止性规则鼓励共益企业的发展。第三，建立统一的共益企业评估体系，监督共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