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合伙企业法全文最新2021)

文/刘页，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管部；李恩付，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民建四川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少军，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深圳证券交易所执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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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配置资源、财富管理、资产定价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世界发展历史，无论荷兰，还是英国，以及现在的超级霸主美国，都证明了大国的崛起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紧密相关。为此，笔者将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提供借鉴。

一、中美资本市场发展历史回顾

（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

1990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后设立了沪、深、京证券交易所，拉开了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大幕。在没有资本市场以前，企业融资主要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资金是债务性的，期限较短。从商业银行经营历史看，看重资产抵押或担保、偏好收益稳定的贷款人等特征，决定了其贷款背后是存款的硬约束，以及风险承担能力十分有限，导致信贷资金偏好稳定成熟的工业企业，大大限制了高不确定性的企业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单一的社会融资渠道限制了创新企业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效地解决办法就是发展股权市场，拓宽社会融资渠道和融资期限，满足不同企企业法业的融资需求和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由此，催生了中国资本的诞生。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指出“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可以用”“我们要试，坚决地试”。然而，由于资本市场刚起步，发生了许多负面的事件，如1992年深圳“810风波”，1995年国债期货“327事件”等。尽管如此，沪深交易所的成立，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实体经济融资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5年，推行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时代。在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实施，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全流通时代的到来。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为非流通股可上市交易做出的制度安排。通过改革来纠正体制机制上的缺陷，构建全体股东共同的利益诉求，让所有股东在共同利益机制下都关注企业利润的增长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规范的时代。2014年以来，国务院推出新“国九条”，就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发布意见，对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通过建立沪港通、深港通等机制，不断加速规范和改革，使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2019年以来，中国推行注册制为核心体制机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征程。注册制改革是事关中国国运和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过程中一项具有基础性及全局性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最核心、最关键一环。2019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先在科创板进行注册制试点和随后2020年新《证券法》的实施，为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在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一年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业板开始试行更高标准的注册制。注册制改革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上市、以什么样的价格上市，都由市场来决定。注册制改革适应了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质性要求，体现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基本规律，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时代的来临，为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经三十二年的发展，中国的A股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值的资本市场。从沪深两市建立，到股权分置改革，再到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变大，规模从建立初期“沪市老八股”和“深市老五股”，总市值仅 24 亿元，到世界第二大市值的资本市场。截至2021年末，A股上市股票共计4685只，其中，上交所2032家，深交所2571家，北交所82家，沪深京总市值合计91.64万亿元，A股市场投资者数量近2亿人；全国区域股权交易市场35家，挂牌股份公司2.34万家，累计股权融资3674亿元、债权融资4420亿元，建立起了多层次、多产品、现代化的资本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助推了科技创新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社会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得到了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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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

回顾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南北战争期间，华尔街革命性地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帮助北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使之最终战胜了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的南方政府。在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以JP摩根为代表的华尔街人为美国一举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筹集了所需的巨额资金，有利地推动了由铁路带来的第一次重工业化浪潮。JP摩根在金融市场恐慌或银行危机时期还数次充当了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成功地挽救了美国，使其数次免遭金融灾难。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以及近年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华尔街的崛起密切相关。华尔街成就了美国，从传统农业到传统工业，从现代科技到网络信息，一直为美国的崛起铺平道路。全球金融中心从最初的荷兰阿姆斯特丹转移到后来的英国伦敦，再到现在的美国华尔街，演绎大国的崛起与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息息相关。华尔街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华尔街本身也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而成长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

美国经济的成功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高效协同，推动了经济实现创新发展。华尔街作为个发展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职能是募集和配置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对美国经济增长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3月末，美国股市总市值45万亿美元，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2.45%，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依靠华尔街资金集聚机制和硅谷为代表的创业投资机制与科技创新有机结合，成功培育和发展了计算机、通讯、网络、生物医药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推动资金和其他各类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集聚，加速了经济转型，加速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发挥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优势，做深、做实、做大、做强一批又一批像苹果、脸书等全球性企业及美元资产，助推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向以高科技为主的创新型国家成功转型。截至2022年2月24日，以Microsoft，Apll，Meta，Amazon，Tsla，Alphabet（简称“MAMATA”）美国前6家上市公司市值超过10.6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企业的超级巨无霸或独角兽。美国的经验表明，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根本途径，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美国从一个原始而单一的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经济体。

但也要看到，从1792年的梧桐树交易到今天的华尔街,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其中也包括很多失败的教训。美国资本市场遵循了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合伙，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由于长期奉行政府对市场不干预的理念，在长达140年的华尔街早期历史中，没有监管机构，没有证券法，市场的欺诈众多，投机气氛猖獗。在放任自流的发展模式下，市场得以“野蛮生长”，但也会不对外断出现危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危害。1929年发生的股灾和随后的大萧条中，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痛定思痛，前总统罗斯福实施的“新政”，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重塑华尔街。在这个阶段，美国颁布了《证券法》等多项法律法规，成立美国证监会，奠定现代资本市场的基本监管和法律框架，试图寻求政府和市场的平衡点。二战后，随着共同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价值投资理念逐步形成，美国市场投机气氛逐步降低，走上了相对健康的发展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上第二次重大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次级债券引发金融危机，而危机后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也是试图重新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二、深刻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短板

中国资本市场与我国第二大全球经济体的地位并不适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诸多的短板，特别是在促进科技和资本融合方面差距明显。

（一）机构投资者实力较弱，缺乏长期投资资金

近年来，虽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群体日益壮大，但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仍是以散户为主，与成熟资本市场60%以上机构投资者占比相较而言，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偏低。截至2020年末，中国养老金1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0%，而美国退休金市场资产规模34.6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其GDP的167.96%。

我国除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外，机构投资者发展不足。截至2021年末，中国公募基金规模3.9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公募基金规模的10%左右；私募基金规模3.1万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私募基金规模的1/8左右。

图1 中美公募基金资产分布情况

此外，我国机构投资者除全国社保基金外，绝大部分系超级散户，高频量化、短频快、高抛低吸是其主要操作方法，与美国股市经历229年历史积淀比较，无论在机构投资者实力上，还是在成熟投资理念培育及长期资金积累上差距都相当明显。

图2 美投资国机构持股市值占比情况

（二）金融结构失衡，难以有效支持科技创新

1.银行资产占比高。当前，我国仍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一是企业对银行业融资非常倚重。截至202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37.66万亿元，占GDP114.2万亿元的295.67%，而美国同期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0万亿美元，占其GDP的86.8%，可见我国经济对银行倚重是多么的大。二是直接融资比例较低。截至2021年末，我国直接融资比例不足20%，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导致微观经济主体宏观杠杆率高企、内生动力不足。三是证券化率低。截限制至2021年末，我国股市证券化率为81.44%，低于美国(149%)、英国(106%)等欧美发达市场，也不及日本(107%)和韩国(93%)这些相邻市场。四是融资功能不足。2021年中国股市IPO达847.31亿美元，占当年新增贷款19.95万亿元的2.71%，仅相当于同期美国3000亿美元的28.24%。

图3 中美股票总市值占GDP比重情况

2.居民资产结构失衡。从2000年末到2021年末，我国住户存款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居民对权益投资需求旺盛，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597.99%，而上证综合指数增长75.54%。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与美国20世纪40年代类似，股票等权益类投资氛围不够浓，资金热衷于汽车、房地产。目前我国家庭资产中55%为房地产，居民持有股权权益企业类资产不足4%，与美国80%家庭通过养老金市场参与资本市场、47%持有共同最新基金等资产为34%和24%房地产资产差距较大。

3.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能力不足。在美国，通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和国家研发投入的共同作用下，使得高新技术可以快速的股权资本化。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在选择融资地点上，首选美国，其次是香港，然后是沪深京证券交易所。因此，我国企业法机构投资者要进一步提升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能力。

4.金融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当前，我国GDP已经占美国GDP的77.74%，股票市场总市值却不到美国的三成，债券市场总市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4.57%。股票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主体有1万余家，但与银行服务的实体经济主体近4000万户相比，差距仍较为明显，尚无法满足1.最新54亿户市场主体中的有效需求，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相比不匹配。

（三）市场功能失衡，市场定价存在一定扭曲

1.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不的足。从1978年至2020年我国GDP增长276倍，居民住户存款余额增长4436.77倍，2020年是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国家，但上证综合指数自2008年6124点以后，长期在2000多点至3600点徘徊，沪深300指数也在2935点至4846点震荡，而从1980年至2021年11月19日，纳斯达克指数从150点上涨到16057.44点，上涨107.05倍。的对于大多数股票投资者来讲，资本市场成为伤心之地，亏得多，赚得少，许多人对股市爱恨交加，牛短熊长，换手率高，没有赚钱效应是典型特点。同时，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资本市场的制限制度设计与经济发展不适应，市场的包容性较差，对于新兴科技领域的拟上市企业接纳程度较低，导致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小米等互联网公司都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

图4 股票总市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退市制度不完备。退市对外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2001年我国正式推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我国退市比例远低于成熟市场，退市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企业在许多问题，如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单一，退市效率较低，退市难现象突出等。与境外市场的退市标准相比，目前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已经进行市场化退市标准的有益尝试，但在实施过程中生效的退市标准较为单一。1990年至2020年，我国股市退市143家，而同期美国退市7000多家。

图5 中美上市公司数量对比情况

3.新股发行存在扭曲。新股发行抑价导致投资者追捧新股的行为，催生短期内市场泡沫和长期内股价回报率低迷。2010―2013年间，新股上市首日涨幅平均为31%，有143只股票上市首日下跌，约占同期上市所有股票数的18%；而“双限”之后，新股上市首日几乎均上涨44%，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涨幅显著超过了不限价时期，而经历短期的连续上涨后多数新股进入较长的股价回报较为低迷的时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价格扭曲。同时，一二级市场价差使得打新成为无风险套利，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且新股无论基本面好坏和风险属性的差异，一律受到资金追捧，不利于资本的合理配置，对整个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抽血效应，影响了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效率。

4.股票回购不尽人意。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我国沪深交易所回购股票535.6亿元，相当于美国2010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回购股票的20.76%，同时美绝大部分公司回购股票是用于减少股本，与我国回购股票主要用于建立激励机制，并未减少股份供给。

5.违法违规成本较低。新《证券法》对违法违规行为从原来处罚6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显著提高了违法犯罪成本，但相比证券市场动辄上亿，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违法犯罪比较，这样的处罚不足以威慑违法犯罪，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在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方面显得较为宽容。如，依据原来的刑法对内幕交易上百亿元的典型案件，仅仅对其判刑5年半，现在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四）交易机制受限较多，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不足

1.交易机制的约束条件较多。我国资本市场的T 1制度和涨跌停制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本的高效配置。截至目前，全球绝大部分资本市场实行T 0制度，而我国以“T 0”和涨跌停制度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由，实行与国际金融市场不一致的交易制度。交易时间较短。目前我国股市实行4小时交易制度，与中国香港、美国、伦敦国际金融市场交易时间有较大差距。

2.做空机制不够成熟。以融资融券为例，目前沪深市场的融资余额已经接近1.5万亿元，但融券只有几百亿元，占整个市场成交的比例非常低，两融业务“跛脚”发展，导致单边市特征仍然凸显。相比之下，多空相对均衡的香港市场卖空交易基本能够占到市场成交的12%～18%。做空的难度较大，如融券标的限制较严，融券标的池较小且对已上市的时间要求苛刻。市场对于做空仍有一定程度的讳莫如深，如几乎所有的二级市场研究报告都是鼓励做多，2019年市场上出现两篇看空报告便由于稀缺而著名，大多数实际上看空的研究报告也仅将评级调为“中性”。

3.金融衍生工具相对匮乏。我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在品种数量、交易活跃度、国际化程度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商品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我国衍生品市场明显的短板。由于金融衍生商品和期货市场发育严重不足，使得投资者缺少做空工具，缺乏对冲工具，对外资吸引力不够。

（五）国际化程度不足，与国外市场比差距明显

1.市场开放程度不够。在证券投资方面，外资进入尚有很多限制、管制，国际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参与人民币资产配置，境外主体通过陆港通和QFII、RQFII投资境内股票市场时，仅仅是管道式开放，对于吸引国际化资金和形成国际化的定价影响有限，同时仍然有持股比例的限制，单个海外投资者和所有海外投资者持有单个国内上市公司的股权占比存在10投资%和30%的限制，目前持有人民币资产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截至2021年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托管量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总量的3.6%；持有境内股票市值3.94万亿元，占总市值的4.3%，不仅低于日本70%、韩国30%及美国16%、英国54%左右，也低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

图6 外资持有股票情况

2.人民币国际化任重而道远。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和水到渠成的过程。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市场化、自由兑换货币不同，人民币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资产并非国际化资产，限制了外资进入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外资银行经营的主要是母国主体及国内国有大中及民营头部企业，外资银行非法人机构尚不能经营境内居民人民币业务。截至2021年末，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左右，比2007年低1个百分点左右。

三、中美金融市场相关启示

（一）良好的制度环境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无论1929年的大萧条，还是1987年的股灾，无论2000年互联网泡沫，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呵护及支持前所未有，良好全文的制度环境是美国金融市场崛起的根本原因。早在1978年，美国就建立《国内税收法》（401K）、403（B）及税收优惠和雇主养老金计划等规定，美联储前主席本杰明.斯特朗明确指出“对付此类危机，你只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冲斥金融市场”政策，后来继承者纷纷效仿，长期资金入市制度使华尔街一次又一次渡过艰难的危机。

（二）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别政策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每次股市下跌与紧缩性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如，2011年通胀上升，人民银行3次加息、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当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1%，沪深300下跌25%，创业板下跌35%。二是股市上涨与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密切相关。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M2、M1增速连续25个月保持在17%以上，2009年新增贷款近似翻倍，与此同时，股市从1820点上涨到3277点，上涨180%。同样的情况也发生美国。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疫情日益严峻，然而在美联储大水漫灌，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情况下，道琼斯指数和标普经过短暂调整后，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势头，截至2021年末，到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琼斯指数分别比2019年末上涨了47.52%、74.36%、27.33%，合伙表明在经济基本面不太好而流动性好的情况下，资金成为股市上涨的有力推手。三是中国乃至全球股市受美国政策影响较大。从经济层面看，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主要有美元、技术、资本、市场优势，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巨大。美元作为全球主要支付货币、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其地位和成色短期难以撼动。美联储作为全球超级中央银行，其缩表或扩表，或加息、降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2003年9月，尤其是2004年6月以来，在美联储加息，人民银行先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次、提高再贴现利率1次、存贷款利率1次，从2004年2月末至2有限004年12月末，M2同比增长14.6%，比当年2月末下降4.6个百分点，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3.07%、沪深300下跌14.98%，而同期标普500上涨7.14%、道琼斯指数上涨大约1.88%。又如，从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3月15日，在美联储缩表和加息预期及俄乌战争影响下，标普500、道琼斯同期下跌10.57%、7.7%，而上证综合指数、沪深300成分指数分别下跌15.82%、21.18%，分别超道琼斯指数、标普500指数5.25个百分点、13.48个百分点。四是战争只是一时影响股市但不根本改变市场走向。无论越南战争，还是朝鲜战争，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战争对经济影响是深刻的，对股市短期走势影响巨大，但是不能根本改变股市长期走向。经济(如注册制等基础性制度)和货币因素及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影响金融市场走势核心因素，螺旋式发展是典型形态。

（三）长期资金支持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根本因素。美国资本市场发展有200多年历史，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以401k为代表的资本市场长期资金机制是其显著特征。据统计，从1990年至2020年，美国共同基金从1万亿美元增加至30万亿美元，增加30倍，占据全球基金业半壁江山，同时为资本市场提供了长期底层资金支持，加之上百年的不断经营，使华尔街从人类堕落的大阴沟华丽转变成为依法展示人性、人人追求利益和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美国金融市场的超级主力机构，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规模超过8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21年3月末股市总市值的183%。截至2021年末，美国个人直接投资股票的比例大约25%，大多数个人通过养老金形式持有公募基金，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

（四）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金融史表明，从郁金香泡沫到1929年大萧条，再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代表着社会民众和实体经济的“主街”，与代表着虚拟经济的“华尔街”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体，脱离经济社会的金融发展会带来危机和灾难。凡是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经济社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凡是两者偏离，就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沉重的打击。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其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夯实基础，建立良好的市全文场生态环境，才能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生共荣的根本出路，否则，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五）推进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有效实现资本与技术、数据等资源有机融合，加速激发了实体经济内生性力量。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股票市场中，市值最大的公司已从金融资本、石油资本让位于以脸书、亚马逊、苹果、谷歌、特斯拉等为代表的科技公司。高度发达、开放的资本市场除银行以外，以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形式，接纳或满足有效主体包括创新主体对融资、居民对财富管理等剩余金融需求，提升了经济的韧性、韧劲，尤其是在危机的时候，受杠杆和负债低的影响，经济受到打击较小，不仅提升了资金的效率，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效提升了所在国的经济生产效能，实现经济快速转型发展，相反，资本市场弱小的经济体，在遇到危机时，内伤更重，恢复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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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资本市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构建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中国抓住市场配置有效资源决定性机遇、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不竭力量。为此，建议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发展。

（一）推动顶层设计，谋划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的宏伟蓝图。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虚拟经济发展壮大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及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及财政、公安等部门在呵护市场健康发展中的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协同规划，在市场异常波动时，加强预期管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提振市场信心。统筹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的有限承诺，提升负面清单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水准，加速金融市场发育，强化境内境外有效融合，在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的同时，着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在制定并出台宏观经济政策时，纵观国际形势及政策，加强国别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预判，未雨绸缪，加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同、联动和配合，增强资本市场改革的精准性与协同性，顺应当前国家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对重点战略新兴产业适度地在政策和资源上进行倾斜，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能。继续发挥科创板示范和试验田作用，把支持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放在突出位置，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来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大对生物医药、芯片等卡脖子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加快技术和资本融合，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经济主体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融资需求，支持上市公司尤其是头部公司做大做强，甚至成为全球化企业。

（二）推动基础性制度完善，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根基。一是夯实基础。借鉴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加快出台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等多种制度性改革，通过规制开放促进和推动市场高水平、高质量开放。按照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的顶层设计，对标CPTTP等国际标准，推动会计、税收、审计和刑法及公平无差别信息披露等标准及措施的制定、修订和完善，提高金融市场违法犯罪成本，实行严刑峻法，对违法犯罪实行零容忍，确保处罚与违法犯罪成本基本适配。发挥科创板试验田和先进示范作用，把注册制、信息披露、退市制度等上升成为制度型成果，以全面推行注册制为契机，发挥资本市场在促进技术进步中的作用，缓解高技术企业在进行研发时的融资约束，更好促进企业高速增长，为创新发展扎牢坚固篱笆。二是完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破产重2021整和退市等各项机制，淘汰落后低效以及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僵尸企业”，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确保资本市场“血液”的良性循环。三是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深入发展，进一步丰富股票、国债、企业债、基金、股指期货、零碳金融产品等多种金融工具，有效发挥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2021的功能，提高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着力打造世界领先的零碳金融高地。

（六）推动平衡统筹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适应信息科技飞速发展和数字金融发展趋势，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在稳定政策的前提下，加快营商环境建设，建设具有开放、透明、包容和有韧性的金融环境，强化金融资源的集聚，不断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加强金融市场开放和安全统筹，在制定金融市场风险预案，建立建立金融市场平准基金或稳定基金和有效跨境处置机制，明确投机资本跨境限制措施，加快金融市场科技赋能，推进监管机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重点建设一套完整的跨市场、跨行业、跨境的风险监测、识别、研判、预警和审慎防控体系，通过穿透、风险研判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防控协同机制、防控责任机制、风险缓冲机制，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科学防范资本市场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风险，有效发挥资本市场事后化解重大风险、转危为安的主动能力，提升资本市场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转型的能力。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管部刘页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民建四川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李恩付 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深圳证券交易所执行经理 黄少军）